陶行知：我與米賽跑（上）

　　陶行知。新華社資料片

　　聶作平

　　帶着一顆心來，不帶一根草去。——陶行知

　　上午9點過，又濕又重的霧氣漸漸褪去，遠處的樓宇、山巒慢慢清晰起來，市聲也似乎更加喧囂、尖銳。

　　北碚文星灣，曲曲折折的馬鞍溪即將流到它的終點——幾百米外，它注入浩浩蕩蕩的嘉陵江。馬鞍溪上，是一座前些年才建成的大橋：文星灣大橋。大橋周邊，房屋鱗次櫛比，車流來來往往，一派都市繁華景象。我登上路旁一座稍高的小山面東眺望。

　　我還是沒能望見嘉陵江。

　　我的視線被一排排樓房擋住了。

　　我想，假如我登上小山頂的高層住宅，推開窗，一定能望見嘉陵江，以及江對岸的黃桷鎮、東陽鎮，甚至更遠的白廟子。

　　70多年前，在絕大多數建築都只有一層或兩層的時代，在我站立的山上，有一座高聳的碉樓。山丘加上鶴立雞群的碉樓，那時，碉樓的主人多半會在長久的伏案後站起身，走到小窗前向外張望。

　　他看到了舟船來往的嘉陵江，看到了煙樹迷離的夏壩，看到了黃桷碼頭、白廟子碼頭，以及碼頭後面那一線逶迤的大山，大山深處藏着陪都最大的動力來源：天府煤礦。

　　有時，碉樓主人走出碉樓，沿着窄窄的石徑一步步下山。他穿過一家接一家的店舖，走過彎彎曲曲的街巷，一直走到嘉陵江邊。江邊，有一座碼頭，叫朝陽正碼頭。每天，民生公司往來於重慶和合川的輪船會準時在這裡停下來，下來一批乘客，上去一批乘客。循環往復，周而復始，如歲月之無盡。

　　碉樓的主人是輪船的常客。幾年來，他要麼溯流而上前往合川下轄的一座鄉場——草街子，那裏，有他人生最後幾年最重要的事業：一所棲身古廟的學校。要麼順流而下前往重慶，有時是參加各種社會活動，有時是拜會朋友，而不論是社會活動還是拜會朋友，大多時候，都是為了那所學校。

　　碉樓主人叫陶行知，學校叫育才學校。

教育救國

　　1942年元旦，陶行知前往管家巷28號。

　　今天，管家巷還在，仍是一條小巷。一頭是一些機關單位及宿舍，另一頭是居民小區和店舖。

　　十幾天前的1941年12月，陶行知已去過一次管家巷。其時，管家巷28號被日機轟炸，雖未倒塌成殘垣斷壁，但必須大修。陶行知打聽到，房子屬四川省鹽務局，而鹽務局將其暫借給了財政部。

　　恰好，他和鹽務局局長繆劍霜以及財政部官員魯佩璋都很熟悉，魯佩璋還是他的安徽老鄉。經協商，繆劍霜答應把房子借給陶行知。雙方約定，房子由陶行知負責維修，維修費用抵5年房租。

　　這天下午，陶行知帶着妻子吳樹琴來看房子，並請人維修。管家巷28號自此成為陶行知在重慶的住所，以及育才學校駐渝辦事處。

　　這樣，從1942年1月開始，陶行知有三處住所，即重慶管家巷28號、北碚文星灣碉樓，以及草街子育才學校。

　　1942年前後，陶行知老是想起一個人，説及一個人，寫下一個人。

　　一個他從來沒見過的人。

　　這個人叫武訓。

　　武訓係山東冠縣人，生於1838年，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七，人稱武七。他7歲喪父，沒上過學。14歲後，在多個地主家當長工。只因目不識丁，被地主以假賬相欺，謊稱3年工錢已支。武訓爭辯，反被誣為訛詐，慘遭毒打。正是吃盡了文盲的苦，武七決定行乞辦學。

　　走遍山東、河北、河南等地，做了十來年乞丐後，省吃儉用的武七購置了300余畝土地。1888年，50歲的武訓創辦了第一所學校：崇賢義塾。義塾招生50余名，學費全免，經費由武七置辦的學田提供。

　　以後，武七又先後興辦了兩所義學。每逢義學開校，他都要宴請老師和學生，並請當地有功名的讀書人作陪，他先拜老師，再拜學生。吃飯時，侍立門外。有人勸他一同進餐，他推辭説，我是個乞丐，哪能與讀書人同座呢。

　　平日，他常到義學探視。對勤勉的先生，他下跪&&感謝。對偶爾不稱職的先生，也下跪以示提醒。有一次，他到義學時，先生午睡過頭，學生在學堂打鬧。武七跑到先生房前，跪下高唱：先生睡覺，學生胡鬧，我來跪求，一了百了。先生十分慚愧，再也不敢稍有怠慢。

　　為辦義學，武七甚至拒絕成家，哪怕有人勸他説“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武七仍無動於衷。他説：不娶妻，不生子，修個義學才無私。

　　山東巡撫張曜聞訊，親自召見他，免徵義塾學田賦稅。得知武七隻有小名後，張曜賜名武訓。

　　武訓既逝，清政府將其事跡宣付國史館立傳，並為其修墓建祠立碑。入民國，武訓精神得到進一步深化，被視作教育事業的楷模。蔣介石、張學良、馮玉祥、蔡元培、黃炎培等各界人士，都為其題詞或撰文。武訓的事跡被編入教科書，全國有30多所學校以武訓命名。其中，單山東就辦了15所武訓小學。

　　陶行知將武訓敬為人生楷模，視作隔代知己，他在《武訓頌》中説：

　　“朝朝暮暮，快快樂樂……為了苦孩，甘為駱駝。與人有益，牛馬也做。未受教育，狀元蓋過……為著一件大事來，興學，興學，興學。”

　　最困難的日子裏，陶行知總是用武訓行乞辦學的事跡來鼓舞自己：

　　“我當以武訓的真精神多找幾位育才之友來幫助我們渡過這個難關；”

　　“中國不能等待數十年出一位武訓。我們大家要合起來做集體的武訓，孳生千千萬萬的新武訓來扶助貧苦的小朋友，取得求學機會。”

　　安徽陶行知紀念館裏，珍藏着一副面模和一副手模。面模用白色石膏粉製成，定格了陶行知剛去世時的遺容。他雙眼緊閉，嘴角半抿，神情安詳，如同工作累了後平靜地睡去，明天還要醒來繼續操勞。

　　面模和手模的製作，創意源自陶行知的一首詩：

　　“人生兩個寶，雙手和大腦。

　　用腦不用手，快要被打倒。

　　用手不用腦，飯也吃不飽。

　　手腦都會用，才算是開天闢地的大好佬。”

　　這首詩，我上小學時學過，只是，那時我不知道陶行知。

　　今天，我們還能找到的陶行知最早的照片，攝於1906年。

　　1906年，即光緒三十二年。風氣初開，原本像尾巴一樣拖在腦後200多年的辮子，在陶行知頭上已經剪去。這從一個側面説明，浩蕩的世界潮流之下，清廷對社會的控制相當虛弱。

　　少年時期的陶行知面目清秀，乍眼一看，甚至有些像女子。青年和中年時期，戴着那個年代流行的無框圓眼鏡。其中一張照片，白衣飄飄，手握一柄鵝毛扇，神情嚴肅地端坐著，非常符合人們心中的民國知識分子形象。

　　安徽陶行知紀念館在黃山歙縣。這裡，是陶行知的故鄉。

　　光緒十七年，即公元1891年10月18日，陶行知出生於歙縣西鄉黃潭源村。這一年，在中國，熱河地區金丹道起事；青島設置；光緒首次在紫光閣接見多國使節；李鴻章檢閱北洋及南洋海軍；北洋艦隊啟程訪問日本；香港第一家證券交易所成立；宜昌等地發生教案；康有為創辦萬木草堂；這一年，在國外，爪哇人頭蓋骨出土；洛克菲勒捐資創辦芝加哥大學；斯坦福大學招收第一屆學生；愛迪生拿到收音機、攝影機專利；飛利浦公司創建；籃球運動發明；第一輛電動汽車問世……

　　這一年降生而與陶行知成為同齡人的名人有：李宗仁、孫科、戴季陶、陳望道、王世傑、張自忠、胡適、李劼人……

　　陶家世代相傳，他們是東晉著名詩人陶淵明的後裔。故此，陶家的草房，命名為五柳堂。陶家所在的小巷，命名為五柳巷。不過，鄉人還是習慣稱陶家巷。

　　陶行知這個名字是後來才有的。他原名文濬，後改名知行，再改名行知。陶行知的父親原本在鄰近的休寧縣萬安鎮經營醬園，算是小業主。破産後，回黃潭源村務農。母親除操持家務並協助田間勞作外，還幫人漿洗縫補，換取一點小錢補貼家用。

　　關於陶行知的家境，當他還在世時，就有一些誤解。比如，1936年5月10日，他在廣西國民基礎教育研究院幼稚師範演講前，他的學生孫銘勳介紹，“陶先生是生長在中國安徽鄉下的一個富農家裏”。陶行知當即糾正：“對於孫先生的介紹，我非常滿意，但我有一點修正，我的家裏只有兩畝田——而且當我幼年時就是一天天地沒落，並不是一個富農”。他的學生誤解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

　　所以，陶行知出身於底層，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草根。這種出身，為他後來致力於平民教育，埋下了伏筆。

　　7歲起，陶行知先後在幾傢俬塾讀書。其時，科舉尚未廢除，私塾為先生所授，乃是四書五經及詩詞歌賦。這也為陶行知打下了良好的舊學基礎——比如他的書法，雖然他從來不是書法家，但其隨手而就的書信、文稿，墨意淋漓，充滿書卷氣。

　　歙縣徽城鎮小北街南端的徽州古城附近，如今建有陶行知紀念館。陶行知時代，這裡是一家書院，名為崇一學堂。崇一學堂創辦時，陶行知15歲。

　　書院的創辦者為基督教內地會，校長由英國牧師唐進賢兼任，翻譯叫章覺甫。陶行知的父親與章覺甫關係不錯，經章介紹，陶行知的母親到學堂幫工——之前幾年，陶行知的父親在休寧縣萬安鎮擔任掌管田賦資料的冊書，由於染上鴉片癮，身體日差，只得回家賦閒。養家糊口的重任，落在陶母身上。

　　16歲時，陶行知常到學堂看望母親，並幫母親幹一些雜活。他的勤勞和聰明打動了唐進賢，遂讓陶行知免費入學。

　　與此前就讀的私塾完全不同，崇一學堂開設有英語、數學、理化、醫藥常識等課程。這些課程，為陶行知打開了瞭望世界的窗口。窗外，是西方近現代文明的火光，讓這個鄉間少年頓覺眼前一亮。

　　兩年後，崇一學堂因唐進賢回國而關閉，陶行知前往杭州，考入廣濟醫學堂。那時，在少年陶行知心中，西醫代表了科學。他希望利用這種科學懸壺濟世，解除人間苦痛。

　　然而，陶行知在醫學堂只待了三天就憤而退學。因為，這是一所教會學校，與一般教會學校不同的是，醫學堂對非基督徒有一種不加掩飾的歧視。陶行知無法忍受。

　　離開醫學堂後，陶行知到蘇州投靠表兄，但表兄也是身無長物之人。後來他回憶，“流落在蘇州的時候，我和我的表兄把衣服當得三百文過一日”。

　　窮途末路的1909年秋天，陶行知在蘇州街頭與一個外國人不期而遇。這個外國人，乃是陶行知人生中的貴人。他就是此前的崇一學堂校長唐進賢。唐進賢得知陶行知的窘境後，把他介紹到金陵匯文書院。

　　金陵匯文書院在南京，其舊址，在今南京金陵中學校園裏。1888年，美國教會美以美會創辦匯文書院，書院附設大學部，下設博物館（文理科）、醫學館（醫科）和神道館（神學科）。大學部外，另有中學部，又稱成美館。陶行知求學的，就是金陵匯文書院中學部。

　　一年後，美國教會所辦的宏育書院與匯文書院合併，組建金陵大學。作為教會大學，金陵大學與清政府沒有任何行政管理上的關係，也無需得到清政府認可。1911年4月，紐約州教育局和紐約大學校長簽署特別許可證，同意金陵大學在紐約州教育局備案，並認可其為一所完全大學。這就意味着，只要拿到了金陵大學的文憑，就可直接升入國外相應大學深造。

　　1910年秋，陶行知升入金陵大學文科，成為其首屆學生。金陵大學的求學經歷，對陶行知産生了兩大深遠影響。

　　其一，陶行知開始研究王陽明學術，接受了王陽明“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觀點，並將名字由陶文濬改為陶知行——20多年後的1934年，復由陶知行改為陶行知。

　　其二，金陵大學的辦學宗旨，乃是培養學生的犧牲與服務意識，倡導博愛精神，以造就健全國民。這種犧牲與服務精神，之後貫穿了陶行知的一生。

　　1914年6月22日，金陵大學文科舉行畢業典禮，陶行知宣讀論文《共和精義》。論文中，他闡述了民主共和之思想，提出自由、平等、民胞乃共和三大信條——以後的歲月中，這些信條，便是陶行知着力為之者。其中，他尤其提到了教育的重要性。這一點證明，從那時起，陶行知有志於教育，希望教育救國。

　　當年8月，與安徽休寧人汪純宜結婚後，陶行知浮槎滄海，前往美國，就讀於伊利諾伊州立大學。一年後的1915年8月，他從伊利諾伊州立大學畢業，獲政治學碩士學位。

　　陶行知真正心儀的並非伊利諾伊州立大學，專業也非政治學，而是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無奈，經費有限，他只得退而求其次。從伊利諾伊州立大學畢業後，陶行知意識到，他所學的市政專業，將來只能從政，這與他教育救國的理想相去甚遠。為此，他轉到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到哥大後，給陶行知上課的教授，包括杜威和孟祿等大師級人物。師範學院院長，則是知名教育家羅素。在給羅素的一封信中，陶行知再次陳述了他的人生目標：教育救國。

　　他説：“再經過兩年多的培訓，余將回國與其他教育工作者合作，為我國人民組織一高效率之公眾教育體系……”

　　考察陶行知的短暫人生，他的確踐行了他發下的宏願。他的一生，都在為教育、為民主而奮鬥。

　　30年後，當他以56歲的壯年去世時，他的遺體上覆蓋了一面錦旗，旗上八個大字，是對他的蓋棺論定：

　　民主之魂，教育之光。

曉莊師範

　　30多年前，高考前填報志願，我在厚厚的高校介紹手冊裏，翻到一所十分奇怪的學校：曉莊師範學院。説它奇怪，幾乎所有的高校，前面的定語都是一些比較大的地名，諸如四川師範學院、西南師範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至少，也是地區一級的地名，諸如南充師範學院。這個曉莊，難道是個村莊？一個村莊，怎麼可能辦一所師範學院呢？

　　很多年後，我來到了少年時曾好奇不已的曉莊師範學院。

　　南京主城區北面的長江南岸，一列十來公里的山呈東北—西南走向，這就是幕府山。幕府山的主峰，是靠近東南的一座，名為勞山。儘管勞山的最高峰也不到200米，但在平坦的長江下游，看上去，仍然有山的雄偉；加之漫山鬱鬱蒼蒼的林子，更有一種幽深而高遠的氣象。勞山山頂，林子間辟出了一方小小的園子。硬化後的園子中，立着一塊碑，上書：南京市坐標原點。

　　這個原點，是南京城市平面坐標的起算點，它默默立在勞山上，已經快一個世紀了。

　　從南京市坐標原點一側，沿林間小路下來，不遠處的山麓，有一座典型的中式建築：飛檐、紅柱、中式門窗以及坡屋頂的設計，看上去古色古香。這建築，是全國眾多陶行知紀念館之一。紀念館右側的山谷裏，是陶行知的長眠之地。墓前，石質的牌坊上刻有一副對聯——那是陶行知生前給人題詞時，經常寫的一句話：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橫批：愛滿天下。

　　陶行知紀念館和陶行知墓所在的這方園子，名為行知園。這裡，就是幾十年前陶行知創辦曉莊師範的地方。

　　陶行知的理想是辦教育，實現教育救國。教育有很多種，他的選擇是平民教育。至於平民教育的重心，陶行知認為在農村。他説：“中國以農立國，住在鄉村的人民佔全國人數85%”。

　　將近百年前，中國文盲率極高，在廣大鄉村，文盲更是高達八成以上。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終年在一畝三分地裏辛勤勞作，依靠汗水和忍耐掙一口飯吃，完全沒有受教育的機會。沒文化，不懂科學，愚昧無知幾乎就是他們的代名詞。

　　其時，中國學校極少，鄉村尤少。並且，最令陶行知不滿的是，屈指可數的鄉村學校，它們的路子全錯了。他批評説：“他教人離開鄉下向城裏跑，他教人吃飯不種稻，穿衣不種棉，住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羨慕奢華，看不起務農。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農夫子弟變成書獃子。他教富的變窮，窮的變得格外窮；他教強的變弱，弱的變得格外弱。”

　　以陶行知的理念來説，鄉村學校培育出來的人才，原本就該留在鄉村，為鄉村建設服務，通過改造鄉村的方式改造國家。但事實上，這些鄉村學校培育出來的人才，成才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趕緊逃離鄉村，去城裏過現代生活——這種選擇，今天看來，似乎也不必格外苛求。但在彼時那些有理想有情懷，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分子眼中，卻是一種逃避與逍遙。

　　故此，陶行知面向農村的平民教育，他決定從辦培養鄉村教師的師範起步。1926年，由他擔任主要負責人的中華教育改進社因經費而陷入危機時，他在給同仁的信中，豪邁地提出了他的教育計劃：

　　“我們已經看到光明，前途有無窮的希望，我們已經下了決心，要提倡一百萬所學校，去改造一百萬個鄉村，使個個鄉村都得着充分的新生命……”

　　1927年1月10日，由陶行知主編的《新教育評論》刊發了一則招生廣告，內容如下：

　　目標：（一）培養農夫的身手；（二）培養科學的頭腦；（三）培養社會改造的精神。

　　考試科目：（一）務農或土木工操作一日；（二）智慧測驗；（三）常識測驗；（四）作漢文一篇；（五）三分鐘演説。

　　本校準備：（一）田園二百畝，供學生耕種；（二）荒山十里，供學生造林；（三）最小數經費，供學生自造茅屋居住；（四）中心學校數處，供學生實地學做；（五）指導員數人，指導學生教學做。

　　投考資格：初中、高中、大學末一年半程度學生；有農事或土木工經驗；及在職教師，有相當程度，並願與農民共甘苦，有志增進農民生産力，發展農民自治力者，皆可投考。倘有志興辦鄉村小學者，為預儲師資起見，選擇合格學生，保送來校投考，尤所歡迎。

　　……

　　小名士、書獃子、文憑迷，最好不來。

　　這則招生啟事，可謂前無古人，恐怕也將後無來者。它表明陶行知要辦的是一所“特殊”學校，要培養的是一種“特殊”人才——他希望經過“特殊”學校的“特殊”培養，“特殊”人才能扎根鄉村，與農民為伍，通過鄉村建設達到救國的目的。

　　招生啟事刊出前，陶行知在南京城外尋找合適的校址，先看中了神策門外的黑墨營，不成。後來，小莊農事指導員邵德鑫願意讓出他的200畝地供學校使用。於是，校址就定在了老山腳下的小莊——陶行知將老山改名勞山，取勞動之意；將小莊改名曉莊，取日出而作之意。

　　辦學的地盤有了，可那時的曉莊，還是城市遠郊的一片荒地，周圍零散地居住着一些農戶。陶行知的學校，片瓦皆無，一切，都得從零開始。

　　招生啟事招來了13名學生——陶行知聯想到了十三聖徒。李相維就是其中之一。他回憶：“記得是三月十五日，在一塊空地舉行開學典禮的，陶先生和趙叔愚都講了話。學校雖然開學了，卻沒有房子。所以陶先生的講話曾講到，曉莊師範，以青天為屋頂，以大地為課堂。”

　　開校第一個月，學生們借用附近燕子磯小學的教室和宿舍。與此同時，師生自己動手，像燕子築巢一樣，在勞山腳下的荒野上搭起一間間茅屋。

　　第一期13名學生中，操震球是最特殊的一個。他本是清華大學體育係二年級學生，看到招生啟事後，被陶行知的願念激動，寫信説，“自信以我目前狀況，欲效勞於社會，事之最急最要者，一為提高農民知識，二為增進農民生産”，並&&他“決意從事鄉村教育，創建中心學校，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也”。

　　陶行知接讀來信，大喜過望。他立即給操震球回信説，如果全國的青年都像操震球這樣，“念頭都轉到各人應走的路上去，還怕中國不能興盛！”

　　不過，陶行知也擔心這個素未謀面的青年只是一時衝動，提醒他：“您既有這種宏願，我就應當把個中的甘苦，明明白白地告訴您，還望您慎重考慮再行決定。田家生活是要蠻幹的，您願意嗎？您能打赤腳在爛污泥裏奔走嗎？您不怕把雪白的臉曬得漆黑嗎？您不怕軟手上起硬繭嗎？您不怕在風霜雨雪中做工嗎？您不怕挑糞嗎？您願意和馬牛羊雞狗豬做朋友嗎？從城裏人的眼光看來，這都是苦處，其實鄉下人並不以此為苦。”

　　當然，提醒他鄉村的苦之外，也沒忘記告訴他鄉村和鄉村教育的甘，那就是：“您還能親眼看見您所栽培的兒童個個桃李似的一年一年地長大，一直到成家立業……您也許可以看見您的村莊和全國的村莊都成為村民自有自治自享的村莊。”末了，陶行知説，“倘使經過這番考慮之後，您決定要來投考，我們萬分歡迎”。

　　今天的曉莊陶行知紀念館，館名匾額上方，還有兩個字：犁宮。

　　當年，陶行知帶着曉莊師範師生，在勞山之麓墾出一塊塊耕地，建起一座座房屋。其中，一座比較寬大但非常簡陋的房屋充當了禮堂，陶行知將其命名為犁宮。犁乃農事之必需，一方面，陶行知用犁宮表明曉莊師範將教育與農村結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含有耕耘之意。犁宮大門上有兩副對聯，其一，和馬牛羊雞犬豕做朋友，對稻粱菽麥黍稷下功夫；其二，以教人者教己，在勞力上勞心。

　　當然，此犁宮非彼犁宮。當年那棟簡陋粗糙的茅草屋，早在幾十年前就已坍塌，如今充作紀念館的犁宮，繫上世紀50年代新建。

　　曉莊師範初建時，最寬大的房子有兩座，一座是犁宮，還有一座的名字更怪：書獃子莫來館。

　　陶行知與馮玉祥交厚，馮玉祥曾到校參觀，這名字讓他十分不解。因為，他看到的是一間座無虛席的圖書館。圖書館為什麼叫書獃子莫來館？陶行知給馮作了解釋：你們扛槍的要分清敵我，圖書館的書也有正反之説。一個人要從社會事物中辨明是非，正反兩面的書都要看。書獃子不懂這個道理，所以勸他莫來。

　　幾十年後，李相維回憶當年在曉莊師範一邊讀書，一邊在附近小學當教師的生活，有幾件事他終生難忘：

　　其一，曉莊緊鄰長江畔的燕子磯，時有青年因失戀而從燕子磯上跳進長江自盡。陶行知聞知，在燕子磯立了兩塊大木牌，上面是他寫的兩句話：“想一想，人生為一大事來，做一大事去，你年富力強，有國當救，有民當愛，豈可輕生”“死不得：死有重於泰山，死有輕於鴻毛。與其投江而死，何不從事鄉村教育，為中國三萬萬四千萬農民努力而死”。

　　據説，“從此以後，就很少有人跳江了。”

　　其二，每逢周一，曉莊師範的學生都要外出參觀其他小學，“吸取別人的教學經驗，結合自己的教學實踐，開展討論”。每週三下午課後，學生們兩人一組到農家訪問，“了解每個家庭的生活情況、勞動情況，了解學生在家幫助家務和學習情況，並向家長匯報孩子們在校的學習情況”。

　　1930年春，正當曉莊師範初見成效，並得到社會各界認可，且江蘇省民政廳已同意把師範所在的北固鄉“完全劃作實驗鄉，歸該校指導進行”時，兩起突發事件，給曉莊師範帶來滅頂之災。

　　如果不是這兩起突發事件，可以預見，如同盧作孚以峽防局方式管理峽區，最終蝶變為一座新興的北碚城一樣，北固鄉也有一個同樣光明的前景。

　　1930年3月31日，曉莊師範下轄各小學學生前往棲霞山春游。學生們無錢買火車票，便在南京和平門火車站強行上車。

　　此事，引來社會輿論批評，對曉莊名譽有損。時任鐵道部長孫科致信陶行知問訊，陶行知復信&&“此事確係我校學生所為……實在不妥”。

　　緊接着，4月3日、5日，曉莊師範學生聯絡南京各校，舉行游行示威，支持下關和記洋行工人罷工。

　　兩天后，首都衛戍司令部司令官谷正倫奉命訓令曉莊師範暫行停辦。4月12日，曉莊師範被強行解散，陶行知遭通緝——前一天晚上，提前得知消息的陶行知星夜趕往上海。

　　開辦3年多的曉莊師範如同流星一樣匆匆劃過，在短時間的閃亮後，又歸於永恒的暗與寂。

　　曉莊師範關張了，附近村莊的孩子和老人，偶爾，還會情不自禁地哼起曉莊師範的校歌——那校歌，出自陶行知之手，像他的所有詩篇一樣通俗曉暢：

　　吃自己的飯，滴自己的汗，

　　自己的事自己幹，

　　靠人靠天靠祖上，

　　不算是好漢。

重慶北碚

　　陶行知第一次踏上北碚的土地，是在1939年2月26日，時為民國二十八年，陶行知49歲。

　　與陶行知同行的有兩個人。一個是陶宏。陶宏是陶行知長子，係陶行知與髮妻汪純宜所生。

　　一個是女友吳樹琴。吳樹琴與陶行知同鄉，畢業於中法大學藥學專修科。1934年，吳樹琴與陶行知在上海相識。儘管兩人相差達24歲，但交往中，吳樹琴對陶行知由崇拜而生愛意。當汪純宜因誤服安眠藥而精神錯亂，不得不住進精神病院後，吳陶感情迅速升溫。

　　汪純宜去世前一個月，即1936年3月15日，陶行知給吳樹琴回信，接納了吳樹琴在信中表達的情感。前往北碚時，二人正在戀愛——他們的婚禮，將於幾個月後的1939年12月31日在北碚兼善餐廳舉行。

　　去北碚，有兩件重要事情。

　　第一件，拜訪著名植物學家、教育家，時任中國科學社生物所所長的錢崇澍。

　　中國科學社是由留學美國康奈爾大學的趙元任、任鴻雋等人於1915年發起成立的民間學術團體，宗旨是“聯絡同志，研究學術，以共圖中國科學之發達”。1918年，中國科學社遷回國內，總部先後設在南京和上海。抗戰後，科學社生物所在錢崇澍的帶領下，內遷北碚——幾十年後，經當地朋友指引，我找到了其舊址：北碚朝陽街道新房子社區，靠近西南大學教師宿舍的一棟兩層的中西合璧小樓。

　　當年，到北碚訪問的李約瑟，也到過生物所，並為生物所拍了幾張照片。將如今的建築與老照片對比，幾乎沒什麼變化。

　　那麼，1939年2月28日，當陶行知來到生物所時，他看到的生物所，和我現在看到的也差不多。這中間，不像是過了70多年，好像只過了70多天。

　　這一年，陶行知組建了兩個機構，一個是育才學校，這是他的理想和事業所在；一個是曉莊藥物研究所，這是為了發揮吳樹琴的專業特長。

　　研發和生産藥物，需要大量投入。陶行知雖是社會賢達，在政界、軍界、學界、商界都有廣泛人脈，但也無法拿出足夠的經費。他拜訪錢崇澍，就是希望與生物研究所合作，共同研製國藥。

　　洽談十分順利，雙方一拍即合。但是，國藥那麼多，到底研發生産哪一種呢？經調查，他們得知北碚瘧疾流行，而治療該病的特效藥奎寧卻非常緊缺，一般老百姓既買不到，也買不起。陶行知提出，雙方合作，研發治療瘧疾的中藥。

　　吳樹琴回憶：“當時我思想上有顧慮，他就耐心地説服我，‘有條件去幹，沒有條件要創造條件去幹。困難是有的，要以迎接困難，解決困難為樂。凡是對人民有益的事，都應該充滿信心去做’。”

　　相當長一段時間裏，陶行知帶着吳樹琴在民間尋找治療瘧疾的秘方。功夫不負有心人，他們終於找到了。“要我去試驗和研究。同時又在育才學校裏找了一位工友江友清來協助我工作。面對沒有設備和工作室的情況，陶先生就陪我們在研究所附近找到一間土地廟，經過修理，搭起土灶，購買了簡單的制藥設備和藥材，就動手幹了起來。”

　　幾十年前的民眾的認知，遠非今天可以想象。比如，盧作孚在北碚免費給小孩種牛痘，可根本沒有人相信。他們固執地認為，“哪有這樣做好事的，他今天不問你要錢，等害得你的小孩要死了，他才問你要！”

　　曉莊藥物研究所成功研製出了治療瘧疾的中藥水，分發給附近的老百姓，他們同樣不肯服用。他們祖祖輩輩都固執地認為，打擺子是鬼神作怪，根本不是藥治得好的。“經過我們再三宣傳和講解，當他們了解到瘧疾病因是由於蚊子傳播所致後，才漸漸開始接受服用。實踐證明藥效良好，從我們上門送藥轉變為老百姓上門取藥。”

　　過了不久，有人反映説，藥水太苦，服用後常引發嘔吐。陶行知也認為水劑不太方便，且有副作用，要求吳樹琴解決這兩大問題。吳樹琴根據所學的知識和從事藥研的經驗，把水藥經過濃縮後，製成半流動的藥膏，再加些輔助藥粉，製成了中成藥丸。並且，“在不斷地分析和修改藥方成分的同時，又經過一年多上萬人次用藥的試驗，療效顯著。我們就將此藥命名為治瘧丸。此藥很快免費送到了農民、工人、學生、士兵手中”。

　　陶行知與吳樹琴相知相愛，他不想讓吳樹琴只是作為自己的夫人，而是希望她成長為一名職業女性，發揮自己的專長，因此，才去找錢崇澍合作。

　　如果説藥物研究所研發生産治瘧丸，解決的是民眾肉體的痛苦的話，那麼，陶行知在北碚的第二件事，則是企圖從精神上影響民眾、塑造民眾。　　

　　那就是育才學校。

　　陶行知到北碚，是為了給籌備中的育才學校找一個合適的校址。

　　第一次到北碚前5個月，即1938年9月27日，陶行知乘坐一條名為佛山號的客船，從香港抵達廣州。當天下午5點，又匆匆登上火車，沿粵漢鐵路北上。到長沙後，因前方的德勝橋中斷，“車不能通”，遂在長沙滯留一天，順便拜會了到長沙檢閱軍隊的馮玉祥。湖北省主席張治中聞訊，設宴款待。

　　9月30日，抵衡陽。湖南省4000多名中學生正在此地軍訓，陶行知應邀去演講——陶行知辯才無礙，精於演講，平生演講不計其數，且十分吸引觀眾。

　　比如，有一次，他到武漢某大學演講。上&後，他從口袋裏取出一隻公雞，觀眾全都愣住了。陶行知一聲不吭，又取出一把米放到桌上，按住公雞的頭，強迫它吃。公雞撲騰大叫，根本不吃。陶行知又扳開公雞的嘴，把米塞進雞嘴，公雞仍然不吃，還拼命掙扎。這時，陶行知放開公雞，退後幾步，公雞站在桌上，快速吃了起來。

　　於是，陶行知開始演講了：“我認為，教育就跟喂雞一樣，先生強迫學生去學習，把知識硬灌給他，他是不情願學的，即使學也是食而不化，過不了多久，他還是會把知識還給先生的。但是如果讓他自由地學習，充分地發揮他的主觀能動性，那效果一定會好得多。”

　　在衡陽演講完畢，當晚，陶行知乘坐吉和號船，由湘江轉洞庭湖再入長江，於10月1日深夜到達武漢。次日，《新華日報》刊出一篇報道，報道稱：

　　“我國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自1936年7月出國，參加世界教育會議，在英稍停後轉比（利時）參加世界和平大會……經過路程十萬八千里，到廿六國家……在此期間，陶先生一面觀察各地華僑情形，一面向國際宣傳中國的抗戰情勢，歷時兩年……因為離開祖國已兩年，陶先生極願從速返國參加抗戰建國工作……至於陶先生今後的工作，陶先生將仍然擔任教育工作，將來或許辦一個戰時學校，或許用其他的方式……”

　　的確，教育是陶行知一生的事業與追求，既是他安身立命的方式，也是他報效國家的途徑。

　　回國後，陶行知最大的願望是恢復曉莊師範並改建為曉莊學院。

　　8年前的1930年，曉莊師範因捲入工人運動而被強令解散，陶行知被通緝，他不得不輾轉上海和日本避難。兩年後，1932年初，在馮玉祥等人的活動下，國民政府撤銷了通緝令，並通知發還曉莊師範所有被封存的校産。然而，陶行知派去接收校産並準備復校的戴自俺、孫銘勳等人無功而返——當局既沒發還校産，更不同意復校，就連碩果僅存的曉莊小學也被迫停辦。

　　此後4年間，陶行知為復校多方奔走，均無結果。不過，他的平民教育事業並沒有停息。他寫文章、辦刊物、搞演講，盡量將他的思想影響更多的人——就像一支燃燒的蠟燭，盡量照亮更多的黑暗角落。

　　1936年7月11日，陶行知從香港出發，前往英國參加世界新教育大會，從而拉開了他歷時兩載的海外游歷。兩年後的1938年9月，他終於回到久違的故國，並由廣州抵武漢，由武漢溯重慶。

　　然而，幾經努力，陶行知申請復校，得到的批復卻是：不擬復。

　　陶行知的熱望遭遇兜頭一盆涼水。

　　曉莊師範既然恢復無望，陶行知也不準備再耗費時間精力。

　　他要再辦其他學校。

　　這個其他學校，就是後來的育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