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當代學者與他的“史記學”

  採訪中，陜西師範大學教授張新科常常提到兩個中華文化的巨人，一是孔子，一是司馬遷。在他眼中，孔子乃師者的榜樣——循循善誘，因材施教，授六藝之技而育天下之才；司馬遷是學者的典範——幽於縲紲而發憤著書，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張新科將孔子與司馬遷視為高山仰止的偶像，他們深深影響了他的研究和教學。

做開創性研究

  “環境的相互衝突愈眾多，愈艱巨，矛盾的破壞力愈大而心靈仍能堅持自己的性格，也就愈顯示出主體性格的深厚和堅強。”在構思此文時，我們覺得以張新科曾引用的這句源自黑格爾《美學》中的論斷，來解碼他的學術人生，再合適不過。

  由此，在諸多采訪素材中，我們聚焦於張新科人生中三個“環境艱巨”而“衝突眾多”的特寫場景，從中得以看見他的純粹與堅毅。

  第一個場景：睡在教室裏的中學生張新科。

  1959年，張新科生於陜西眉縣，那是物質條件貧乏的年代。上中學時，他要走六七里地去上學。因為農村學校住宿條件有限，他和一幫同學只能夜宿教室，睡在麥草做成的臨時床舖上。

  張新科説，這些艱苦的求學經歷，磨煉了他的意志，也讓他能夠在研究《史記》的“冷板凳”上，一坐就是40余載。

  第二個場景：在“陋室”中埋頭研究的青年教師張新科。

  張新科的《史記》研究之路始於1988年，當時剛從陜西師範大學碩士畢業並留校任教的張新科，一家三口擠住在僅有18平方米的“筒子樓”單間裏。正是在這樣跼踀的“陋室”中，張新科開始撰寫生平第一部學術著作——《史記研究史略》。

  三伏天的“筒子樓”裏，熱得受不了時，張新科就用涼水衝臉。因為沒有暖氣，冬季得點煤爐取暖。《史記》內容龐雜，學中文的他常常通宵讀書、補課。張新科説這些都算不上挑戰，更大的困難是如何在瀚如煙海的文獻資料中找到心儀的材料。

  作為“二十四史”之首，在綿延2000多年的增補傳承中，《史記》的研究專著與論文可謂“汗牛充棟”，但直到上世紀80年代，對這部鴻篇巨制研究史的整理、總結，還鮮有人去做。

  “當時沒有電腦，沒有現代化的影印設備，只能靠手抄。”授課之餘，張新科一頭扎進圖書館。由於2000多年的《史記》研究資料既多且雜，又極其分散，他只能一頁一頁地找，一字一字地抄。僅抄寫工作就持續了一年多時間。

  1990年，張新科與浙江師範大學教師俞樟華合作，以第一作者身份出版了《史記研究史略》一書。《史記》研究專家韓兆琦在出版序言中稱“這是一項開創性的工作，填補了‘史記學’的一項學術空白”。

  第三個場景：帶病“衝刺”的《史記》研究“大家”張新科。

  走進張新科位於陜西師範大學的工作室，已彙編完成的“中外《史記》文學研究資料整理與研究”，堪稱“煌煌巨作”。這項由張新科主持完成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研究歷經10年，總字數超過1300萬，而課題的結項衝刺，正是在張新科身患重病時進行的。

  2019年，張新科突感身體不適，經檢查後被確診為食管癌，前後做了兩次手術，歷經6次化療和28次放療。治療後，張新科體重驟降。學生劉彥青等人回憶，當時的張老師“已經完全脫了相”。

  生性樂觀的張新科堅信自己能戰勝疾病。治療期間，學生劉彥青背着打包好的衣物，堅持住在病房陪床，最終卻被張新科趕回了學校，因為在他看來，把研究做好很重要。

  上述三個場景見證了張新科的成長之路：近50萬字的《史記·秦本紀》匯校、匯注、匯評；《史記學概論》被《史記》研究專家張大可稱讚奠定了“史記學”的理論基礎；《〈史記〉與中國文學》被列入國家社科基金中華學術外譯項目；培養了30余位博士、100余位碩士，很多都在研究《史記》的第一線；主編了“海外司馬遷與《史記》研究”叢書；編寫國際儒學聯合會教育系列圖書《全注全譯本史記》；著作《〈史記〉文學經典的建構之路》榮獲第九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一等獎，並被列入國家社科基金中華學術外譯重點項目，即將譯為英文出版……張新科與國內學者一道，讓《史記》研究重心逐漸從海外回到中國，也讓國內《史記》研究走在了世界前列。

傳遞愛與尊重

  或許是因為曾經生過一場大病，採訪中，張新科積極奮發的“生命觀”深深打動了我們。對於做學術研究，他堅持學無止境，追求生命有為，並甘於奉獻；對於學生，他引用墨子“兼愛”、孔子“仁者愛人”等思想，強調“每個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要尊重他人的生命”。

  今年研三的“00後”學生何京鴻，至今記得導師張新科做的一件小事。

  “我的畢業論文方向是‘唐傳奇對《史記》的接受研究’。第二遍修改完畢後，我發給張老師請他指正。”何京鴻説，“後來我才得知，當天老師正在做病情復查。他就坐在醫院裏，通過手機查看論文，寫下了註解和修改意見，並在返校後第一天，找我見面探討。”

  “論文發過來，我要第一時間看，如果我遲遲不回復，學生就會惴惴不安。更重要的是，我早點看完，學生就有更多的時間去提升研究的質量。”張新科説，“教師是一份傳遞愛的工作，要善於換位思考，站在學生的角度看問題，讓他們感受到尊重。”

  “諄諄如父語，殷殷似友親。”學生們這樣形容張新科。

  學生米國春是張新科2021年招收的唯一一位碩士研究生。因為被屈原高尚的人格所吸引，他的研究旨趣更傾向《楚辭》。張新科得知後，不僅沒有強扭他的研究方向，反而給米國春開“小灶”，專門講《楚辭》。

  “學生只有對研究感興趣，才能真正持之以恒地做下去，我不能把學生硬拉到我的研究偏好上來。”因為受到尊重，學生們更願意把張新科當作朋友甚至親人。在張新科寬厚包容的師風影響下，他的學生除了研究“史記學”外，還廣涉詩歌、辭賦、小説等領域，形成了多領域、跨學科的研究態勢。

  “有志之士都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以國家利益為重。”這是張新科更高的生命價值觀，也是他對研究團隊的更高要求。

  “志士仁人或立德，或立功，或立言，以其高風亮節、赫赫功業譜寫了一曲壯麗的人生之歌。”在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成果《中國古典傳記文學的生命價值》一書中，張新科以孔子、司馬遷、文天祥等傑出人物為載體，立足現實，呼喚更高層次的民族精神。

  “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張新科常用《論語》中這句話自勉，以“為山”二字作為不斷前進的動力。如今雖已66歲，但他仍堅守在學術一線，為的是“進一步挖掘《史記》中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有關的價值理念，服務當代中國實際”，這也正是他的畢生所求：在有限的生命中，追求生命的最大價值，讓生命閃光，不留遺憾。

  （孫正好 許祖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