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草堂情結”

成都杜甫草堂。新華社資料片

  皮曙初

  人們提到杜甫時，盡可以忽略了杜甫的生地和死地，卻總忘不了成都的草堂。

——馮至《杜甫傳》

  提到成都，人們總會想到杜甫草堂；提到草堂，人們又定會浮想這樣一幅畫面：老邁的詩人拄着拐杖，孤立於瑟瑟秋風之中，在他面前，屋頂的白茅隨風飛舞、飄向遠方……杜甫是詩中“聖人”，草堂是文學“聖地”。成都杜甫草堂，經過千餘年的積澱，已經成為一個代表中國古典詩歌精神的文化符號。

  幾進成都草堂之後，我才知道，杜甫草堂不止成都一處。從甘肅天水東柯草堂、成縣同穀草堂到四川三台梓州草堂，以及杜甫“去蜀”之後的重慶奉節夔州草堂，歷代人們緬懷杜甫的草堂不下五處。杜甫的一生，在追求“致君堯舜上”政治理想的同時，也一直在為能有一處棲息安身之所而奔走。特別是到了人生的後半程，杜甫似乎有着越來越強烈的“草堂情結”，每到一處，總要尋找偏僻幽靜之處，築草堂以求安寧與隱逸的田園生活。

“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

759年“一歲四行役”，留下一路“草堂夢想”

  杜甫的一生，高開低走。少年時候意氣風發，“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連李邕、王翰這樣的當朝名士都願與他交往。青年時期，他漫游梁宋、吳越、齊趙，結交李白、高適、蘇源明等朋友，裘馬清狂，雕弓長鈚，飲酒賦詩，青丘游獵，過了一段“嗜酒見天真”的逍遙日子。中年以後，杜甫的生活急轉直下。屢次科考不中，干謁求薦不得，他在長安“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想要謀取官職，實現“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理想，命運卻總不給他機會。在長安一晃十年，到頭來“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成了一個在權貴面前低頭乞食的游子。

  安史之亂（755年）爆發後，杜甫一家流離失所，從長安到奉先（今陜西蒲城），又從奉先到白水（今陜西白水），幾次搬家，都是投親靠友，或寄居於衙署公舍，或投靠在舅父家中。白水失陷，杜甫帶着家人夾雜在逃亡的難民之中，一路流落到鄜州（今陜西富縣）羌村，在那裏尋得一間破舊茅屋將妻子兒女安頓住下。

  唐肅宗乾元二年（759年），是杜甫詩歌人生中至為重要的一年，也是他最艱辛的一年，詩人自稱“一歲四行役”。這一年，杜甫47歲。年初，他從洛陽回華州（今陜西華縣），途中目睹被戰火摧殘的城鄉和流離失所的黎庶，寫下了光耀千古的“三吏”“三別”。夏天，杜甫辭去華州司功參軍的官職，帶着家人西奔秦州（今甘肅天水），隨後又轉投同谷（今甘肅成縣），在同谷縣盤桓一個月後，迫於生計繼續南行，穿過秦嶺，於當年年底到達四川成都。

  “一歲四行役”，杜甫曆盡艱辛，飽嘗戰亂與流離之苦，他渴望有個安定寧靜的居所和簡單質樸的生活。

  從華州棄官到秦州，杜甫本打算就此安家。他有位族侄杜佐住在東柯谷，前來探望，談起自己的草堂隱居生活，令杜甫十分羨慕，“自聞茅屋趣，只想竹林眠”。聽聞東柯谷一帶住着數十戶人家，“對門藤蓋瓦，映竹水穿沙。瘦地翻宜粟，陽坡可種瓜”，杜甫便有了到這裡去棲隱之意。在他看來，東柯谷山間雲霧繚繞，籬前飛瀑清澗，簡直是魏晉賢士竹林雅聚的去處，怎不令人嚮往。

  杜甫又寄詩杜佐：“野客茅茨小，田家樹木低。舊諳疏懶叔，須汝故相攜。”茅屋雖小，周圍樹木也不高大，卻正合了自己疏懶的性情，希望族侄能夠相攜，共同隱居於此。“東柯好崖谷，不與眾峰群”，黃昏落日，倦鳥雙雙歸還；晴天麗日，白雲片片相映；山險崖峻，野老聲聲吟唱；翠竹碧水，山谷茫茫幽深……如此僻靜的居處，正是採藥為計、終老一生的去處，“採藥吾將老，兒童未遣聞”。

  在秦州，杜甫寫下了《秦州雜詩二十首》，在表達自己濃烈的邊關之憂的同時，對隱居田園的生活也有很多暢想。他聽説秦州有古老的仇池，池上有泉九十九眼，池底直通道家洞府小有天，簡直是一塊福地，詩人神往能夠在池邊歸隱，“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

  他拜訪隱士阮昉，讚嘆其能承繼先祖阮籍之遺風，清靜淡泊，野處窮居，視榮華富貴如糞土，是一位真正的隱者。阮昉秋日送來三十束薤白，令杜甫感動不已。“隱者柴門內，畦蔬繞舍秋。盈筐承露薤，不待致書求”，這是讓杜甫倍覺溫暖的饋贈，也是令詩人羨慕不已的田園收穫。

  他還拜訪僧人朋友讚公（讚上人），喜歡上了讚公所居土室附近的西枝村，便想在此處築草堂而居。卜居先卜鄰，杜甫願與高僧比鄰而居，“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讚公陪着他攀藤扯蔓，登山爬坡，苦涉陰嶺，想找到一塊向陽溫暖的地塊。為此，杜甫寫了《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讚公土室二首》《寄讚上人》等詩。可是“卜居意未展”，找了多日，也沒有找到合適的地方。

  杜甫在東柯谷的“草堂夢”未能實現。可能是失去了親友的幫助支持，也可能是因為難以適應西北苦寒乾燥的氣候，杜甫一家在秦州停留了一段時間，於秋涼之際出發南行，前往同谷。儘管如此，秦州東柯谷卻成為杜甫“草堂情結”的爆發之地。經歷了投身報國政治理想的破滅，又遭遇安史之亂帶來的喪離之苦，杜甫對仕宦生活感到絕望，對人民的關切卻越來越深沉。他放棄了“致君堯舜上”的幻想，期望回到人民中間。在秦州，他的詩中強烈地表達出營建草堂歸隱山林的願望。

  後世，人們為了紀念杜甫，在此修建了東柯草堂和子美祠等，世代瞻仰。根據史料記載，天水東柯杜甫草堂始建於北宋年間，距今有900多年歷史。

  離開秦州，杜甫憧憬着前往同谷安家定居的美好生活，“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剛到同谷境內積草嶺，他就充滿期待地寫道：“卜居尚&&，休駕投諸彥。邑有佳主人，情如已會面。”同谷有盛情相邀的主人，“來書語絕妙，遠客驚深眷”，詩人為這深深的眷顧而驚喜，以為定會受到傾力相助，似乎已經看到蕨菜吃之不盡、茅屋就在眼前，“食蕨不願餘，茅茨眼中見”。

  同谷相較秦州氣候暖和一些，風光也更奇特，有“山峻路絕蹤，石林氣高浮”的鳳凰&，有“山色一徑盡，崖絕兩壁對”的萬丈潭。然而，詩人在同谷的生活沒有想象中那般美好，反而更加艱難，“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裏。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腳凍皴皮肉死”。那同谷“佳主人”似乎並沒有出現，杜甫一家生活無以為繼，在同谷只作短暫停留之後，不得不再度流亡，西走蜀地，“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忡忡去絕境，杳杳更遠適”。

  在同谷僅住了一個多月時間，杜甫或許並沒有找到可以棲身的草堂，卻留下《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等重要作品，給同谷帶來深遠的歷史影響。後世在鳳凰台下、萬丈潭邊，修建起杜甫祠堂，亦稱同穀草堂，其歷史可以追溯到北宋末年，歷代修葺，至今猶存。

“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荒蒼苔”

從寄人籬下到殘杯冷炙，“素業”未立催生“草堂情結”

  杜甫為何對草堂茅屋心心念念？這不僅因為他後半生的流離失所，也是由於他前半生的“素業”難成。少年杜甫在外人看來，“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有着可媲揚雄、曹植的才華。他自己也道是“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墻”，可與屈原、賈誼較高下，不與曹植、劉楨論短長。可是在他內心，生活起落，壯志難酬，一定會給詩人帶來難以名狀的委屈和心酸。

  杜甫幼年的時候，母親就去世了，一直寄居於姑母家中。姑母待他很好，甚至為救病危中的杜甫而捨棄了自己親生兒子的性命。這是影響了杜甫一生的事情，他感激姑母，稱其為“義姑”，並為她寫墓誌銘。姑母對他人格的塑造有着潛移默化的功績。但是幼年喪母的悲辛和寄人籬下的孤苦，必定會給杜甫的內心帶來深刻影響，這也造就了他後來孤僻而沉鬱的性格。

  事實上，杜甫很早就對獨立的田園生活有過嚮往。在他年輕時候漫游之際，曾遇到高僧巳上人，深深感受到“巳公茅屋下，可以賦新詩”的暢快。與李白在洛陽相會，他説自己“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瑤草”，厭倦了那種機變巧詐的生活，願與李白同游梁宋共拾仙藥靈草。兩人還一同尋訪隱士范十，對隱者生活興致勃勃，“不願論簪笏，悠悠滄海情”。

  杜甫的父親杜閒做過奉天令、朝議大夫、兗州司馬等職，這大概是杜甫年輕時候可以裘衣肥馬漫游天下的原因。但是杜閒在741年病逝。這一年杜甫從山東回到洛陽，在首陽山下屍鄉亭附近築土室為家，翌年又殯葬了姑母。但他受家學影響甚深，是個正統的儒家文人，“奉儒守官，未墜素業”，他必須回到長安，去實現求仕報國的理想。他自以為具有超凡傑出的能力，一定很快就可以身居要職，輔助君王，“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

  然而，在長安一住就是十年，求仕不得，報國無門，不僅沒有實現輔佐皇帝的願望，連生計都成為迫在眉睫的問題。這時候，我們看到了杜甫關於“草堂”的最初意象。他在《醉時歌》中寫道：“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荒蒼苔。”面對當下窘迫困頓的生活，詩人萌生了像陶淵明一樣歸隱“石田茅屋”之意。他甚至不無激奮地説道：“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

  754年，已經42歲的杜甫將妻兒從洛陽遷到長安城南下杜城，與當地杜姓族人生活在一起。但從《示從孫濟》等詩中可以看出，杜甫一家在下杜城並不受待見。不到一年，便又將家眷遷往奉先（今陜西蒲城），寄居於奉先令的衙署公舍。而杜甫回到長安，接受了一個右衛率府胄曹參軍的微末官職。此前，他已經放棄了做縣尉的機會，“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如今率府參軍這個官職雖小，倒也逍遙，所以還是接受了。他自嘲道：“耽酒須微祿，狂歌托聖朝。”

  然而，杜甫的命運如同那個時代一樣，風雨飄搖。“率府且逍遙”的日子沒過上幾天，突如其來的安史之亂徹底改變了每個人的命運。杜甫一家更是惶惶亂離。當他匆匆趕往奉先去見妻兒，不料“入門聞號咷，幼子饑已卒”。幼子餓死，這對於詩人是何等殘酷的打擊！“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他在巨大的悲痛中反思，反省自己長安十年的飄零，更反省大唐王朝墜落的根源，揭露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殘酷現實。

  此時的杜甫，已經不只想著個人的命運、家人的生活，他推己及人，從自家的悲辛，想到那些失去田産的農民，想到那些遠戍邊塞的士卒，“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憂國憂民的思緒，就像綿綿終南重山，滔滔洶湧水流，無窮無盡，無止無休。

  面對叛軍的肆意橫掃，他盼望著能給妻兒一個安穩的家。他們一家從奉先到白水（今陜西白水），投靠他的舅舅崔十九。可是白水很快也淪陷了，杜甫和家人只能跟隨流亡的民眾一路奔逃，直到鄜州（今陜西富縣）。把家人安頓在鄜州的羌村，杜甫準備前往投奔在靈武（今寧夏境內）稱帝的肅宗李亨，不料途中被叛軍劫掠到長安。

  被羈押在長安，對杜甫來説是痛苦煎熬的一年，卻也是他詩中家國情懷得到昇華的關鍵時期。昔日盛世繁華的都城，如今滿目瘡痍，一片狼藉，胡人劫掠屠殺，踐踏生靈。杜甫目睹一切卻無能為力，只能每日悲歌，寫盡對家國命運的無限悲嘆憂慮。“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憂國與思親，兩情俱如焚。

  757年四月，杜甫從長安逃離，一路奔逃直到肅宗駐蹕鳳翔。肅宗感念他的赤誠，授予他左拾遺之職，是個八品諫官。他一邊盡心為皇帝效力，一邊牽掛音訊全無的妻兒。“柴門雖得去，未忍即開口。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直到當年閏八月，杜甫被准假回到了羌村。

  在《羌村三首》和《北征》詩中，杜甫詳盡描述了一家人生死重逢的悲喜交加，尤其是家中破舊的茅屋和妻兒襤褸的衣衫，讓詩人滿心愧疚和悲傷。他在黃昏時分回到家中，“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破舊茅屋的畫面在他心中烙下深刻的印象。而鄰人“手中各有攜，傾榼濁復清”，質樸而深厚的情誼令詩人感動慚愧。或許從那時起，杜甫的草堂夢想就已經在內心深深種下。

  他有一首《崔氏東山草堂》，明確地表達了對草堂生活的嚮往之情。“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有時自發鐘磬響，落日更見漁樵人。盤剝白鴉谷口栗，飯煮青泥坊底芹。何為西莊王給事，柴門空閉鎖松筠。”崔氏的草堂和王維的房子東西相望，崔氏草堂生活清幽明凈，閒適淡雅，而王維家中柴門緊鎖，空有滿院松竹，詩人不免為之感嘆。

  758年，杜甫被唐肅宗貶為華州司功參軍。第二年，他便辭官西行，“罷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這是他對官宦生涯的徹底絕望，對求仕理想的最終放棄。但是他並沒有放棄對國家安危和人民命運的深切關懷。他在這一年寫下的“三吏”“三別”堪為中國詩歌史上的絕作。馮至説：“這六首詩不只單純地反映了人民的痛苦，而且更深刻地表達了作者內心的矛盾。這矛盾並不像長安時代的詩裏所説的杜甫個人入仕與歸隱兩種心情的衝突，而是在封建社會裏一個愛人民、愛祖國的詩人在人民與統治者中間感到的劇烈的衝突。”

  杜甫從侍奉皇帝走向了熱愛人民。他不單是要尋找一間安逸歸隱的石田草堂，更是要找到一片可以與廣大黎庶共同生活的樂土。

“身世雙蓬鬢，乾坤一草亭”

居蜀又出蜀，草堂生活承載不了俯仰天地的杜詩之魂

  759年歲末，杜甫一家終於抵達成都，寓居於城外浣花溪旁一座古寺裏。當時的成都富庶繁華，“喧然名都會，吹簫間笙簧”。詩人雖感到羈旅他鄉的哀傷，卻作出了就此安頓下來的打算。“浣花溪水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蜀中主人為他提供了浣花溪邊一塊幽靜的林塘之地，詩人開始築草堂營建安居之所。

  草堂的建設費用，堂前屋後種植的桃樹、綿竹、榿木、松樹、果栽，甚至家中的大邑瓷碗，都是親朋好友送來，或由詩人討要而來，杜甫用詩記錄下這些細節。草堂在760年春天建成，杜甫欣然寫道：“背郭堂成蔭白茅，緣江路熟俯青郊。榿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煙滴露梢。暫止飛烏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旁人錯比揚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喜悅之情躍然紙上。

  從“一歲四行役”到“背郭堂成”，杜甫一家終於有了棲身之地。草堂生活雖然清貧，卻有一家團聚的天倫之樂，“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這美好的畫面，杜甫曾在多少個飄零之夜裏夢寐以求。“錦裏煙塵外，江村八九家”，遠離干戈擾攘、哀鴻遍野的中原，眼前的田園景象，使杜甫多年勞苦憂患的心靈得到暫時休息。他和農人一起勞作，看漁人在澄潭下網，迎“北鄰”穿着木屐來訪，與“南鄰”一起坐小船野航。“卜宅從茲老，為農去國賒”，他有了在這裡終老的念頭。

  但是，杜甫畢竟是杜甫，他不可能像魏晉先賢那樣成為真正的隱士。他放不下對時局的關切，更放不下對國家和人民命運的憂慮。寓居成都草堂的日子，杜甫寫下約240首詩，除了不時流露出恬淡閒適的歸隱情趣和濃郁強烈的友愛親情，更多還是對家國命運的沉鬱憂思，“干戈猶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淚沾襟血，梳頭滿面絲”。

  有一次秋風肆虐，掀飛了草堂屋頂的白茅。風雨交加的夜晚，蓋了多年的被子冰冷如鐵，室內漏雨沒有一處幹爽之地，孩子們也無法安睡，在這難眠長夜，詩人發出了響徹千古的吶喊：“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這是詩人最博大的情懷，他所挂所念、所思所想，不只是自己和家人，更是天下寒士、廣大人民。假使能讓天下百姓都有安居之所，我一人草廬獨破、受凍而死又有何妨。這才是杜詩的精神所在，也是杜甫草堂的靈魂所在。

  杜甫不僅寫了《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還寫了一首《楠樹為風雨所拔嘆》。草堂前有一棵楠樹倚江而立，枝繁葉茂，相傳已有二百年樹齡，詩人卜居於此，就是想倚傍這株高大的楠樹。沒想到一陣狂風驟雨，將老樹連根拔起。詩人很是傷感：“我有新詩何處吟，草堂自此無顏色。”或許從這時開始，杜甫就已經隱約感覺到，草堂生活不能承載他內心全部的追求，也並非他理想的歸宿。

  762年，劍南兵馬使徐知道叛亂蜀中。正在綿州（四川綿陽）的杜甫被阻隔不能回成都草堂，隻身去了梓州（四川三台）。“世亂鬱鬱久為客，路難悠悠常傍人”，他又度過了一段寄人籬下的困苦生活，也留下上百首記錄當地生活的詩篇。在梓州，突然收到安史之亂終於平定的消息，詩人還寫下平生第一快意之作《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梓州城外有座牛頭山，杜甫留下《上牛頭寺》《望牛頭寺》《登牛頭山亭子》三首詩。詩人鍾情山中“花濃春寺靜，竹細野池幽”的景致，生出“休作狂歌老，回看不住心”的感慨，又陷入“兵革身將老，關河信不通”的憂慮，禁不住對花落淚。今天，四川三台牛頭山上建有三台杜甫草堂，是在明代工部草堂遺址上重修而成。

  764年，杜甫舊友嚴武擔任成都尹兼劍南節度使。流寓梓州一年零八個月後，杜甫回到成都草堂。“昔我去草堂，蠻夷塞成都。今我歸草堂，成都適無虞。”嚴武將杜甫薦入自己幕府，任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之職，賜緋魚袋，但杜甫的個性和身體狀況都難以適應幕府生活，僅僅幾個月之後，便於765年正月初三辭官回到草堂，重又過上那種艱苦而幽靜的生活。杜甫喜歡竹子，“平生憩息地，必種數竿竹”，他親自動手修葺茅屋，砍掉上千竿雜竹。

  但是，詩人對洛陽、長安的思念之情日益強烈。“此生那老蜀？不死會歸秦！”這年四月，嚴武突然病逝，杜甫十分悲痛，更覺孤單。五月，他帶着一家老小，乘一葉孤舟離開成都。他要順江而下，完成“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的心願。

  始終飽含憂國憂民深情的杜甫，有隱逸草堂的情結，更有歸鄉赴國的心結。草堂生活只是放逐心靈的港灣，卻並非他精神安住的歸宿。在《去蜀》一詩中，杜甫説：“世事已黃髮，殘生隨白鷗。安危大臣在，不必淚長流。”國家安危有大臣去考慮，我又何必為此淚長流呢？説是不必淚長流，其實就是常淚流，詩人在理想與現實的撕裂中痛苦掙扎。

  從766年四月到768年正月，杜甫因為身體原因滯留夔州（重慶奉節）將近兩年，“伏枕雲安縣，遷居白帝城”。初到夔州，杜甫居於山坡上簡陋的“客堂”，他從山上引水，在宅邊養雞，差童僕摘蒼耳，於坡地種萵苣……很快就融入當地的生活。後來，他遷居瀼西，“瞿唐春欲至，定卜瀼西居”，一邊照看東屯百頃公田，一邊管理瀼西四十畝柑林。秋天，他又回到東屯草屋，把瀼西的草屋借給他人居住。他説：“東屯復瀼西，一種住青溪。來往皆茅屋，淹留為稻畦。”今天，瀼西草堂、東屯草堂俱已不復存在，但重慶奉節還有草堂鎮，就是因為前人在這裡復建有杜甫草堂而得名。

  每一處草堂，都刻印着杜甫顛沛流離的人生足跡，也蘊含着杜詩精神情懷發展的脈絡。在夔州，杜甫的詩歌創作有了新的氣象，不到兩年時間，就創作430余首，佔其現存詩歌的近三分之一。年老體衰、羸弱多病和強烈的思鄉之情，使他不斷地回憶和反思。長江三峽險峻的山川風貌和古老夔門厚重的歷史背景，賦予詩人更多沉思。他反躬自省，寫下《壯游》《昔游》《遣懷》等自我命運與時代洪流交織的個人“詩史”。他懷古述今，感物傷情，咏懷古今興廢，書遣萬里榮枯，留下《登高》《秋興八首》《咏懷古跡五首》等重要詩篇。“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野哭千家聞戰伐，夷歌數處起漁樵”……這時的杜詩，更顯出掣鯨魚於碧海中的宏闊氣象。

  他對草堂依然充滿情愫，寫了《暮春題瀼西新賃草屋五首》《自瀼西荊扉且移居東屯茅屋四首》等記錄草堂生活的詩。他説：“事業只濁醪，營葺但草屋。”但是，茅屋、草堂不再是他的精神棲息、心靈寄託，他的思想已經馳騁於古往今來、千里江山。“滿月飛明鏡，歸心折大刀。轉蓬行地遠，攀桂仰天高”，他自覺身如蓬草，在天地間隨風飛轉，不知何日可歸故里，攀桂又哪知天有多高。

  “身世雙蓬鬢，乾坤一草亭”，草堂，只是杜甫暫時安住身心和靈魂的客棧。他的思想，他的歸宿，永在遠方。很快，那一葉孤舟又載着詩人順江向東去，“轉作瀟湘游”，直至漂泊到永恒的歷史時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