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平原:於書房內外,對話時代
▲陳平原在家中接受本報記者專訪。
▲陳平原和夏曉虹的家。
本版圖片為本報記者劉夢妮 王京雪攝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姜錦銘 劉夢妮 王京雪
年過七旬的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近來頻頻和熱詞AI一起出現在公眾視線中。
今年以來,他已發表《AI時代,文學如何教育》《人文學者:怎樣與AI共舞》《AI時代的教育理念與方法》三篇長文,分別聚焦文學教育、人文學術與教育理念,直面人工智能對人文學科的劇烈衝擊,也延續了他一以貫之的“與時代同行”的姿態。
“這三篇文章是我回應當下AI衝擊的三個不同的思路和方法。”陳平原説,“任何一次大的科技變革,都會影響整個道德觀念、社會制度以及文化學術。轉變中的有些思考,將來回過頭來看是很幼稚的,可是在當下,我們必須摸着石頭過河,做力所能及的思考與表達,那樣才有可能跟時代同行。”
與此同時,陳平原還參與了北京大學主辦的“AI挑戰下的人文學術”以及河南大學主辦的“AI時代的人文教育”兩個研討會,並受北京大學出版社邀請,主編新書《AI時代的文學教育》,預計今夏出版。
擁有哲學社會科學一級教授、北大博雅講席教授、北大現代中國人文研究所所長、河南大學近現代中國研究院院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等多個身份,也曾擔任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對他來説,書房外的世界和書房內的學問同樣重要,這或許正是他最近積極發聲,探討AI應對之道的原因。
從上世紀80年代的文化熱潮到21世紀的技術激變,陳平原始終以人文學者的身份,屹立於時代前沿,回應現實,並以積極的思考直面時代挑戰。
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他就主張在從事學術研究的同時,保持一種人間情懷。“現代學術日趨精細,操作性越來越強,希望學者不要完全捨棄憂生憂世的學術動力,以及貫串在整個研究過程中的人文關懷。”此後的日子裏,他一直秉持這樣的態度,對社會和思想文化建設始終葆有一份熱情。他的書房,不只是學術研究的場所,也是與時代對話的陣地。
學術與人生合一
雖自謙是“闖入陌生領域”,陳平原對科技如何影響人文領域的關注其實由來已久。2000年,他就曾發文探討互聯網對人文學術的影響。近年來,他也數次參與科技論壇,與人工智能專家對話,“讓他們了解我這樣的人文學者是如何思考與表達的。”
對於新事物和前沿科技,陳平原一直有了解和參與的熱情。他甚至在呼籲警惕碎片化閱讀的同時,看到短視頻的價值:“做近代思想文化研究的,大都知道嚴復與梁啟超關於著述之文與報章之文的論爭。當初的預想,報刊應時,報刊之文必定速朽,不可能傳世的。可實際上,報刊文章在這一百年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也留下大量精品,比如梁啟超的寫作。”在陳平原看來,今天備受爭議、正“野蠻生長”的短視頻,某種意義上,就是一百年前的“報章之文”。若努力耕耘,也能有很好的收穫。
無怪乎他的學生會認為:“陳老師哪怕已屆古稀,仍是一位不折不扣,懷揣着理想和激情的‘新青年’。”
陳平原曾這樣總結上世紀8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特徵——獨立的思考,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超越學科背景的表述。
而他自己,一方面是“五四”研究者,與“五四”時的“新青年”精神上有着深切共鳴,“五四新文化運動,對我來説,既是歷史,也是現實;既是學術,也是精神;既是潛心思索的對象,也是自我反省的鏡子”。一方面深度參與上世紀80年代的文化熱討論,並始終保持着當年的理想和激情。
除自家的專業研究,前幾年陳平原還出任暨南大學潮州文化研究院院長,去年被聘為潮州古城研究首席顧問,助力潮州古城申報“世界文化遺産”;今年,他主持的10卷本《潮學集成》即將問世。為了宣傳家鄉,他甚至參與央視“開講啦”節目,講“文學中的元宵節”,把潮州元素帶進來,包括游甘蔗巷、吃鴨母捻、看英歌舞等。“節目播出後,家鄉的領導告知,對當地旅游業大有幫助,大家都很開心。”
今年3月初,陳平原到重慶講學,考察了位於重慶大學松林坡的國立中央大學遺址。讓他傷心的是,“沿着略顯荒廢的小路,穿過水泥建造的大門,門額及對聯上的字大半脫落,左邊是鐵絲圍欄,透過圍欄,可窺見若干棟頹敗不堪的老屋,周邊芳草萋萋,明顯好長時間無人打理。”因此,他寫下《松林坡應該有座紀念館》,建議在松林坡上,為抗戰時期“炸彈下長大的中央大學”立一塊碑,建一座紀念館。
文章傳播很廣,且得到迅速的回應。作為中央大學的重要繼承者,南京大學校方先委託北大校方向陳平原道謝,幾天后校長親自率隊赴重慶,敲定建設紀念館事宜。
看似偶然的小事背後,蘊含着陳平原的“人間情懷”。除了一如既往的社會責任感,也有深厚的學養做支撐。比如他多年來對大學精神與大學歷史的研究,以及對地方史及文化多樣性的關注。
“對於人文學者來説,學問與人生完全可以合一。”陳平原曾&&,“兩耳聞窗外事,一心讀聖賢書,二者並行不悖,且互相促進,這是我的學術理想。”
“緊趕慢趕”
去年2月,陳平原從北京大學退休;9月受聘河南大學至善特聘教授,且出任河南大學近現代中國研究院院長。這一抉擇,同樣是出於“做事情”的考慮:“有的地方你去了沒辦法發揮作用,因為基礎太差;有的地方你去不去人家都做得不錯。之所以選擇河南大學,是認定我能幫他們做點事情。”
而在北京大學,陳平原仍擔任現代中國人文研究所所長,還繼續指導8名博士生,“估計三年後才能全部畢業”。
陳平原的忙碌,讓人聯想到他常用的“緊趕慢趕”這個詞。“我們這一代人起步低,有機會上大學以後,就一直有種緊迫感。”
他談及樂黛雲的一段廣為流傳的話,是這種“緊迫感”的最好注腳:“看樂老師履歷,50歲才真正上路,而後一路狂奔,幾乎沒有停下來喘氣或歇腳的念頭。出道很晚,那是時代的緣故,個人做不了主;可一旦有了機會,就狠狠地抓住,而且再也不肯撒手。”
這段話似乎也在描述陳平原自己。1969年,初中畢業的陳平原無法繼續升學,只能帶着奶奶和兩個弟弟一起回到老家,在一個離潮州城十多公里的小山村生活了8年多。在這期間,他種過地,當過民辦教師,還念了兩年高中,直到恢復高考後考入中山大學中文系。
陳平原曾詢問與他同齡的文史學者王德威,1978年春天他在做什麼,“馬上就知道差距,我好不容易上大學,他已經去美國讀博士了”。
“上大學那年我24歲,現在已經是碩士畢業的年齡。”陳平原感嘆:“因為前面荒廢太多,我養成一個習慣,有機會就趕快做。”
這樣的“緊趕慢趕”,讓陳平原在40年學術生涯中,著作等身,研究領域廣闊。退休這年,商務印書館推出24卷《陳平原文集》,即便經過陳平原自己“刪繁就簡”,也仍有學術著作與文化隨筆44種,涉及小説史、學術史、散文史、教育、城市文化、圖像、聲音等領域。
“當初對於是否70歲出版文集,我很是猶豫,深怕讀者誤解,以為到此止步。後來想清楚了,是否繼續前行,主要看自己的意志與定力。自信學術上還有發展空間,不想設限,也不定太高的目標,這樣腳步更為從容些。”在去年3月的《陳平原文集》出版暨現代中國人文學術研討會上,陳平原這樣説。
至今,他仍在前行。
“要不是你們今天來採訪,我不會清理這些。”採訪當天,陳平原拿出提前梳理好的兩張A4紙,上面列滿了他退休一年多來主持和參加的學術會議、演講以及刊發的文章。
“做事情,盡可能認真做,做一件是一件。出去演講或在學術會議上發言,很多人覺得無所謂,隨便談談,但我努力把它們做成像樣的事情。”對感興趣的話題,哪怕只是在一場普通學術會議上簡短髮言,他也不會敷衍了事,每每將發言內容拓展深化,寫成論文或隨筆。
為了“緊趕慢趕”做學問,陳平原和妻子夏曉虹一直保持着規律的生活。“我們倆身體都不算好,從年輕的時候,就知道自己本錢很有限,不敢隨意揮灑,所以生活比較規律”。他們一般晚上12點前睡覺,早上七八點起來,陳平原中午還會睡半個小時午覺。“做學問,尤其是人文學者,不是短期突擊能夠完成的,需要持之以恒,長期努力。因此,身體本錢很重要。”
父親與恩師
走進陳平原和夏曉虹的家,沒有人不被那頂天立地的書墻,以及已經漫溢出書架、幾乎無處不在的書所震撼。餐桌上、沙發上、茶几上甚至部分地板上都堆着書與各類學術資料。陳平原將沙發上的幾摞書抱到地上,才勉強騰挪出一小塊區域讓大家坐下。
前段時間,這間書房在網絡上火了起來,視頻《“坐擁書城”,這對北大著名學術伉儷決定將一生藏書捐給首圖》被上千萬觀眾觀看,無數人被滿屋的書以及陳平原、夏曉虹二人言談舉止間的儒雅與溫和深深打動。
如今,第一批的30多箱書已經收拾出來運至首都圖書館,但家裏的書還絲毫看不出減少的跡象。“能夠把書捐給公共圖書館,讓它們保留下來,對一個學者來説,是幸福的事情。”
首都圖書館計劃打造“陳夏書房”,將陳平原和夏曉虹的藏書做成一個展示案例。“再過50年、100年,人們來到首都圖書館的陳夏書房,就能了解20世紀的中國讀書人是怎麼生活的,包括他們的閱讀思考,他們的家庭環境等。”陳平原説。因此,“陳夏書房”裏除了藏書,還會有他們的手稿、書信、字畫等。
儘管將“捐書”視為一種幸福,但在&&採訪時,記者卻被“約法三章”不談這事。這也能看出陳平原的個性,雖然秉持“學者的人間情懷”,但對自己成為新聞熱點卻始終保持警惕。
陳平原希望被更多人關注到的,是他的恩師王瑤。對陳平原來説,退休第一年做的最重要的事,是完成了一系列王瑤先生的紀念活動。在那個火爆全網的視頻中,他也特別介紹了為老師寫的新書《風雨讀師》。
“這是過去一年我做的最得意的事。”陳平原退休這年,正是他的博士導師、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奠基人王瑤先生誕辰110周年。一年多來,他組織了王瑤先生學術研討會,完成回憶隨筆集《風雨讀師》,和學生合作編著《王瑤畫傳》,推動河北教育出版社重刊《王瑤全集》、北京大學出版社重刊“王瑤著作系列”。
去年5月、6月、9月,在陳平原的推動下,中國現代文學館、北京大學校史館、山西大學分別舉辦了三場各具特色的王瑤學術文獻展。辦展覽除了學識、見解與精力,還需要經費,且不是小數目。陳平原下了決心,即使自己掏錢也要做。好在文獻展計劃一提出,便得到相關單位及眾多學者的鼎力支持。
陳平原還專門到王瑤的家鄉山西省平遙縣道備村,走訪了老師出生的屋子、兒時玩耍的小院、上小學的關帝廟。他把對老師的懷念融入筆下的文字、行動的身影,以及腳下的道路。
細究王瑤先生對自己的影響,陳平原覺得需要從自己的父親説起:“王瑤先生和我的父親從未謀面,但兩人都對我走上學術道路起了決定性影響。”“我之所以走上這不算輝煌的學術之路,全靠他們二位的誘導和鼓勵。”
陳平原的父親陳北是廣東汕頭農校的語文老師,母親陳禮堅也做過中學語文老師。“父親的藏書充實了我頗為艱難的8年知青生活,同時也規定了我日後學術的發展方向。這一點我也是很晚才意識到的。”
冥冥之中,這些書似乎已經註定了陳平原的求師問學路。
在鄉下期間,陳平原自學了游國恩、王起、季鎮淮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和黃海章的《中國文學批評簡史》。那時,沒人能夠想到,這些書的作者們後來大都先後成了陳平原的老師。
陳平原決定報考王瑤的博士研究生時,還從父親的藏書中找到幾乎全部王瑤的早年著作。“父親只是一個中專語文教師,且長期生活在遠離城市的大山腳下,居然收藏那麼多文學史著作,實在出人意料。”
1984年9月,陳平原進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攻讀博士學位,1989年12月,王瑤先生去世。回憶跟隨王先生讀書的那些年,陳平原覺得自己最大的收穫並非具體知識的傳授,“先生從沒正兒八經地給我講過課,而是古今中外經史子集‘神聊’,談學問也談人生。”
王瑤習慣夜裏工作,早上休息,陳平原一般下午三四點鐘前往王瑤家中請教。“先生隨手抓過一個話題,就能海闊天空侃侃而談,得意處自己也哈哈大笑起來。像放風箏一樣,話題漫天游蕩,可線始終掌握在手中,隨時可以收回來。”
“沉得住氣”與“傳薪”
懷念老師的同時,陳平原還看到了王瑤在學術上的遺憾:“以王瑤先生的才華,本可在學術上做出更大的貢獻。”
師生兩代人的風雨人生,不同的學術生命,讓陳平原對於時代與個人的關係有着深刻理解。“大的時勢、大的運勢,或者説大氣候,你只能撞上,靠運氣。你剛好生活在這個時代,其思考與作為,與生活在另一個時代,是完全不一樣的。”
陳平原始終銘記老師的教誨:“大環境你是左右不了的,小環境則可以自己營造”,因此,“首先要自己沉得住氣”。
陳平原無疑是“沉得住氣”的。
困居鄉下,看不到出路的歲月,他用閱讀充盈自己的生命。
高考制度恢復,考入中山大學,作文《大治之年氣象新》登上了《人民日報》。
1985年,與錢理群、黃子平合作,發表《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並在《讀書》上連載《“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由此在學術界嶄露頭角。
1987年獲文學博士學位,留校任教,是《光明日報》上介紹的四位“學有所成的新一代中國博士”之一。博士論文《中國小説敘事模式的轉變》多次再版、外譯並獲獎。
到了上世紀90年代,他也沒有停下前行的腳步——與友人合作創辦《學人》集刊、《文學史》集刊,發表《在政治與學術之間——論胡適的學術取向》《章太炎與中國私學傳統》等專業論文。1999年,他創建了北京大學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提出要“研究艱難中崛起的‘二十世紀中國’,希望在重鑄‘民族魂’以及積極參與當代中國的精神及文化建設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進入21世紀,他的研究領域不斷擴展,但每一次“移步”背後,都有內在的理論支撐,因而都有豐碩的成果。
幾年前,陳平原在一次演講中稱:“幾十年風雲變幻,位於風口時不盲目起飛,處於低潮時也能守住底線,這或許是我唯一值得自誇的長處。”
陳平原對老師的懷念與他對學生的愛護是一體的。“你知道一個人到了退休的時候會想些什麼?我會想到我和我的學生,我和我的老師,突然間感覺到承上啟下的重要性。”陳平原説,“40年前我剛到北京的時候,王先生70歲,我來跟他唸書。去年我也70歲了,我會思考在今天的條件下,如何面對學生,怎樣盡可能幫助他/她們,這就是傳薪。”
他這樣解釋“傳薪”:“我們都是歷史的中間物,都曾在歷史上發揮過作用,但隨着時間推移,個人的能力越來越小,聲音越來越弱,好在年輕一輩起來了。所以,要有大的歷史定位,滿天星辰,不能只考慮個體存在。”
他將王瑤、他自己以及他的學生看作跋涉在學術道路上的一個整體。多年前,他在北大中文系開學典禮的演講中説:“記得臨畢業時,王瑤先生這樣開導我:今天我們是師生,好像距離很大,可兩百年後,誰還記得這些?都是20世紀中國學者,都在同一個舞&上表演。想想也是,諸位今天念文學史、學術史,百年風雲,彈指一揮間。在這個意義上,你我既是師生,也是同學,説不定還是競爭對手。作為師生、同學兼競爭對手,我能説的就是:在叩問學術探討真理的道路上,需要勇氣,需要真誠,也需要毅力。祝大家盡力而為,不要輕易敗下陣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