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齋之名，精神之鏡

  山水可名，亭&可名，一草一木皆可名，而書齋之名，尤顯風骨。

  去年，記者採訪一位伏羲文化學者時，得以進入他的“敬羲齋”一觀。只見滿壁古籍環列，一張大案橫陳中央，案頭堆疊硃筆註解的手稿，窗邊老梅斜逸而出，旁懸題賀中國北斗的書法條幅“用宇宙作陪襯，還萬民以安康”。

  雖然探訪名人故居時常見“某齋”“某軒”“某堂”，但這還是我第一次見到“活”着的書齋。齋中景象與主人的治學態度，引發了我對書齋文化的無限興趣。

  書齋是一個集讀書、創作、修身養性於一體的文化空間，是人們靈魂的棲息地。在書齋之中，人們可以孤芳自賞，可以隱世自娛，也可以慨嘆人生，發幽思、抒豪情。探微書齋文化，可自齋名始，因百般滋味，盡在一齋名中深隱。

  書齋之名，往往始於對環境的描摹，卻不止於對空間的寫實。它是一方天地的隱喻，是主人與命運對話的起點。

  最負盛名的書齋總以“陋”字點睛。唐人劉禹錫的“陋室”，素琴橫陳，金經漫卷，往來皆鴻儒談笑，&&無白丁喧嘩。這方天地雖簡，卻自有一番“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的幽趣。

  明人桑悅的“獨坐軒”既陋且獨，更見孤詣。斗室僅容一案一椅，案頭唯置經史數卷。賓至無地可旋，主人不迎不送，遂以“獨坐”名之。然此“獨坐軒”實乃“大觀園”，上可求堯舜禹湯之道，下可窺濂洛關閩之心。

  桑悅自謂：“遇聖人則為弟子之位，若親聞訓誨；遇賢人則為交游之位，若親接膝而語；遇亂臣賊子則為士師之位，若親降誅罰於前。”當其展卷，可為弟子，恭聆聖賢訓誨；可交摯友，與先哲促膝論道；可任判官，對賊子口誅筆伐。這般“坐無常位，接無常人”的境況，教人會心莞爾：既與千古魂靈周旋終日，何來“獨坐”之説？

  陋室不陋，因有德馨流淌；獨坐不孤，因與往聖神交。

  書齋之名，往往寄託着主人的精神志向，可以明其志、壯其節、勵其行。

  宋人陸游的“老學庵”別有一番深長滋味。其少年之時，“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以保家衛國為己任，奈何仕途多蹇，壯志難酬；老年歸隱鄉村，卻未嘗消沉，而是擇取師曠教晉平公老年發奮之典，名其書齋曰“老學庵”，以示活到老、學到老，志不衰、節不變。

  陸游自敘齋中情景“或棲於櫝，或陳於前”“俯仰四顧，無非書者”，直至“亂書圍之，如積槁枝”，想起身竟不得行。他稱書齋為“書巢”，人如棲鳥，以書為林。這段書齋生涯佔了陸游後半生大部分時光，他晚年所做的詩歌文章，大多誕生於“老學庵”的燈影搖曳之中。“老學庵”三字，成了他心境、心志與人生觀、愛國情的最佳凝練。

  元末章溢隱居匡山的“苦齋”頗為奇絕。據劉伯溫所述，“苦齋”所在高山險峰，四顧峭壁環繞，白雲繚繞，北風淒冷。於此幽絕之地，植物、蜂蜜、溪魚俱帶苦意。然而，棲身苦地，起居“苦齋”的章溢，卻另有一番説辭：“樂與苦，相為倚伏者也。人知樂之為樂，而不知苦之為樂；人知樂其樂，而不知苦生於樂……井以甘竭，李以苦存，夫差以酣酒亡，而勾踐以嘗膽興。”這種對“苦”的追尋，也體現了主人對“天將降大任”的提前準備。後章溢果出匡山，助朱元璋開明朝基業。

  書齋之名，是主人精神的鏡像，亦是歷史風雲的鏡像。

  醇親王奕譞的別墅喚作“退潛”，書齋題名“九思堂”。

  奕譞乃道光帝第七子，光緒帝生父，又因參與辛酉政變得慈禧信任，封醇親王。然其偏要“退潛”，必要“九思”，其中意味，頗堪玩味。“九思”出自《論語》，謂君子當有九種思慮：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據説，奕譞在受封親王當日，於九思堂中“九思而得”，寫下一篇“治家格言”，開頭即是：“財也大，産也大，後來子孫禍也大。”

  這般作態，自有其緣。晚清政局，波譎雲詭，縱親王之尊，亦難保全。奕譞雖得慈禧寵信，然伴君如伴虎，於是退潛以避鋒芒，九思以保周全。其子光緒登基後，奕譞仍上疏言道：“愚以為諸事當先請懿旨，再於皇帝前奏聞。”齋名見心性。奕譞的“退潛”與“九思”，是生存之道，本無可厚非，但這般心態蔓延於廟堂高位者，政治豈不萎靡，國家豈不衰敗。

  有“退潛”者，也有“飲冰”者。一退一飲之間，可見主人心事。“飲冰”二字，出自《莊子》，言人內心焦灼，非冰不能解其熱，表達了憂國者的焦灼與熱忱。戊戌之後，梁啟超亡命日本，橫濱辦報，以筆墨續其維新之志，以“飲冰室”為書齋名。他在《自由書》中解釋説：“莊生曰‘我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歟’，以名吾室。”書中文字，字字皆是從五內焦灼中嘔出。所謂“內熱”，非關一己之“退潛”，實係天下之憂患。

  記者曾探訪位於天津的“飲冰室”舊址，見多有年輕人在“無負今日”牌匾前駐足留影。此四字是梁啟超1925年為北京師範大學畢業生同學錄所題。百年流轉，這四字不僅承載着“何懼流年匆匆，但求無負今日”的惜時本意，更生發出“無負今日盛世”的惜世之意。

  愛書的人到了上海，總不免去“思南書局”走一遭。那棟小樓原是柳亞子的舊居。與如今“思南書局”的雅致不同，當年柳亞子為書齋題名時，用的是“活埋庵”三字。淞滬抗戰時，柳亞子避居法租界，眼見山河破碎，生靈涂炭，而自己卻只能困守一隅，豈非活埋？考“活埋”齋名，並非柳亞子獨創。元代胡道玄有“活死人窩”，明末徐樹丕亦有“活埋庵”。大抵亂世文人，常有此等心境。後柳亞子遷居香港，又題齋名為“羿樓”，“羿”者，射日之英雄也。

  書齋之名，終究是心之名。齋名雖小，卻承載着中華文化“物我合一”的哲學思想。一方書齋，不僅是讀書治學的場所，更是安頓心靈的家園。重要的不是名稱本身，而是在命名中寄託自己的精神追求。畢竟，書齋真正的匾額不在檐下，而在讀書人“為天地立心”的精神家園。　

　（田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