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夜雨

　　▲觀眾在參觀張大千創作的《西園雅集圖》（資圖料）。 新華社記者張金加攝

　　作者：聶作平

蘇 門

　　從首都降為省會，再從省會降為普通地級市。這是開封令人唏噓的命運。

　　千年以遠，作為對那段錦瑟年華的自豪與見證，清明上河園、開封府、小宋城等旅游景點，大相國寺、延慶觀和鐵塔等古跡還在以另一種方式述説這座泯然眾人的城市流光溢彩的昨日。當然，不管是景點還是古跡，其實都緊貼市場與游客的胃口。開封府裏，上、下午各一場的表演總是人頭攢動，黑臉包公邁着誇張的步伐怒斬陳世美。歷史往事在它本身的流傳中，常常被後人加入各種佐料。比如包公，比如陳世美。

　　真正能讓人想像北宋首都的，不是開封府的假城墻和表演，而是清明上河園。畢竟，這座佔地巨大，據説足以游玩一整天的園子，極力複製了宋朝生活——岳飛、梁山、包公、宮廷歌舞、東京保衛戰；工作人員——從服務員、售貨員、清潔工到表演者，都身着宋人服飾，盡力模擬那個遠去的時代。不過，宋人再多，也不可能有他——黃庭堅。畢竟，在當年出沒於北宋首都的諸色人等中，黃庭堅只能算小人物。雖然千年後的今天，他已是文學界和書法界泰斗級的存在。

　　第一次到開封，黃庭堅20歲，是一名躊躇滿志的舉子。此前鄉試，他高中第一，稱為解元。對這個剛剛弱冠的青年來説，東京是一座超級城池，比分寧大，比南昌也大，他渴望在這裡獲得功名，取得“學成文武藝、貨賣帝王家”的機會。不過，他失望了，第一次會試，黃庭堅落榜。兩年後，二次鄉試，又獲解元。次年，黃庭堅再次進京。這一回，23歲的他金榜題名，獲取了自隋唐以來仕人最看重的正途出身，授葉縣尉。

　　踏上仕途後，黃庭堅至少三次進京。當他調至京師為官時，已41歲了。調往京師之前，他先後擔任過葉縣尉、北京國子監教授、太和縣令以及德平鎮監——德平任上，他與上司趙挺之的微妙關係，打開了他晚年悲苦歲月的潘多拉之盒。這一點，後文詳述。

　　以戰國期間的魏國都城為序幕，開封有過七朝古都的花樣年華。然而，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與其他歷史深厚的城市相比，今天，我們能夠在開封看到的文物古跡並不算多——最多的，還是這幾十年為了旅游而興建的景點。個中原因在於黃河。從開封城外奔流而過的黃河，一次次決堤，一次次氾濫，將那些年代久遠的古城古建，深埋在黃土之下。上世紀80年代，開封龍亭一帶，考古工作者發現，地下3到12米處，竟然重疊了多座古城。其中，就有黃庭堅時代的北宋首都汴梁。

　　層疊於地下的一座座古城，既難以發掘，也難以保護。最好的辦法，可能就是任它們被黃土封存。當然，對後世的尋訪者來説，很遺憾，我無法找到更多與黃庭堅相關的北宋年代的舊物。

　　比如，我曾想找一座寺廟，這寺廟，黃庭堅屢次在詩裏提及。那是他在汴梁的居所：酺池寺。如今，我僅能根據史料知道，酺池寺得名於酺池，而酺池是梁孝王開鑿的一片人工湖，其地理位置，大致在今天開封市祥符區境內。

　　黃庭堅時代的汴梁，乃彼時世界上人口最多、市井最繁華的大都會。與黃庭堅同代的孟元老，曾在汴梁生活多年。後來經歷了靖康之亂逃往南方。晚年，他在《東京夢華錄》中傷心回望舊時帝都，宛如見證了世界大戰後萬念俱灰的茨威格躲在遙遠的南美回憶戰前的歐洲。他記憶中的汴梁是一個浮華的花花世界：“正當輦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鼓舞，班白之老，不識干戈……花光滿路，何限春游？簫鼓喧空，幾家夜宴，伎巧則驚人耳目，侈奢則長人精神。”

　　這個浮華的花花世界，則意味着物價高企。長安居，大不易。比如房價，就令人咋舌，一套普通住宅要1300貫，而稱得上舒適的“高尚社區”，至少要10000貫。蘇轍官至副相，也難以在京城購置産業，他發牢騷説：“我生發半白，四海無尺椽”，“我老未有宅，諸子以為言”。至於級別低微的黃庭堅，一年的薪水不過100多貫，更難實現購房自由。

　　官員也買不起房子的背景下，京師的一些名剎大寺，卻有大量閒置房産，於是用以出租。租金不高，成為不少讀書人或小官員的理想居所——比如三蘇父子首次進京，就賃屋於太平興國寺。

　　黃庭堅一家住進了從和尚手中租來的幾間小屋，其中一間，充當書齋，他給書齋命名為退聽堂。退指退朝，聽又是聽什麼呢？是從寺裏傳來的晨鐘暮鼓，還是從寺外傳來的紅塵市聲？這間簡陋的書齋有一面白墻，一天，亦師亦友的蘇東坡來訪，揮毫在墻上畫了一幅枯木圖。黃庭堅大為感動，在旁題詩一首：“折衝儒墨陣堂堂，書入顏楊鴻雁行。胸中元自有丘壑，故作老木蟠風霜。”

　　表面看，黃庭堅在稱讚蘇東坡的書法和繪畫，但所謂胸中丘壑，木蟠風霜，都是意在言外。其時的蘇東坡，經歷了烏&詩案被貶黃州的苦難，恰似老樹經歷風霜，是以折衝儒墨，胸中自有丘壑。

　　黃庭堅與蘇東坡的交往始於詩歌，從某種意義上説，他們先是筆友，通信唱和，相互欣賞多年後，才終於見面。見面第一天，他們就已是心有靈犀的老友了。

　　1072年，時任杭州通判的蘇東坡因公到湖州，湖州太守孫覺（字莘老）和他是老朋友。見面時，孫覺拿出女婿的詩文請蘇東坡指教，並説，“此人，人知之者尚少，子可為稱揚其名”。這個人現在知道的人很少，你是文壇領袖，能否為他颺颺名？蘇東坡讀了詩文，“聳然異之，以為非今世之人也”。他笑着對孫覺説：“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將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稱揚為？”

　　5年後，蘇東坡從密州赴河中，途經齊州，齊州太守李常與蘇東坡也是舊交，兩人相聚數日，李常也拿出一些詩文請蘇東坡指教。詩文作者，是他的外甥——李常的外甥和孫覺的女婿就是同一個人：黃庭堅。

　　經岳父和舅父推薦，已是文壇領袖的蘇東坡知道了黃庭堅，並為他的才華折服，感嘆黃庭堅“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游”——黃庭堅詩文給蘇東坡留下印象，這是一個超凡脫俗、心與物游的世外高人。不過，在肯定黃庭堅才華的同時，蘇東坡也含蓄地指出他的性格註定憤世嫉俗，難為世用。事實證明，蘇東坡目光如炬。

　　獲知文壇領袖對自家的認可，黃庭堅喜不自勝。1078年，他給蘇東坡寫了一封信。這封信言辭懇切，既表達了他對蘇東坡的仰慕之情，更流露出了師事之意——從那以後，黃庭堅把這位只長8歲的兄長視為老師，畢生以師禮事之。

　　作為宗師級的文壇重鎮，蘇東坡青年成名，執文壇牛耳數十年，一批青年才俊列其門墻，稱為蘇門學士。除黃庭堅外，秦觀、陳師道、張耒均是一時之選。其中，黃庭堅較秦觀等人年長，名氣最大，成就亦最高，甚至與蘇東坡並稱。他們對元祐以後詩壇的影響，劉克莊總結説：“元祐後詩人迭起，一種則波瀾富而句律疏，一種則鍛煉精而情性遠，要之不出蘇黃二體而已。”由是觀之，蘇黃詩風已成為後輩詩人學習的楷模——要麼學蘇東坡，要麼學黃庭堅。

　　蘇黃在書信往來14年後終於在京師相見了，這得感謝一個權傾天下的女人——太皇太后高氏。

　　元豐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年僅10歲的哲宗即位，神宗的母親、太皇太后高氏臨朝聽政。高氏向來對新法持否定態度，一旦聽政，立即起用反對新法最激烈的司馬光。其時，舊黨也分兩派，一派以司馬光為代表，全盤否定新法；一派以蘇東坡為代表，認為應加以取捨。司馬光上&後，着手實施了兩件事：其一，把新法比作毒藥，全面廢除；其二，把貶往各地的舊黨官員調回京師。此一事件，稱為元祐更化。

　　黃庭堅官小職微，朝廷到底是改革還是保守，原本輪不到他置喙。不過，此時他在文壇已有相當名氣和影響，他對新法的諸多譏諷，大概也讓司馬光頗為解氣。於是，黃庭堅被召入京，出任秘書省校書郎。在司馬光推薦下，他參與核定《資治通鑒》，旋即又被任命為神宗實錄院檢討官，主持編寫《神宗實錄》——後者之故，人們尊稱他為黃太史。

　　與黃庭堅同一時期入京任職的，還有蘇東坡——他以禮部郎中被召還朝，3個月內，迅速遷為翰林學士、知制誥。蘇東坡之外，蘇門弟子晁補之、張耒也並擢館職；秦觀、陳師道先後抵京。一時間，蘇門弟子云集京華。

雅 集

　　黃庭堅與蘇東坡相遇，總讓我想起另外兩位詩人，那就是742年，杜甫和李白在洛陽邂逅。大師與大師握手，就像鐵磨鐵，磨出刃來。

　　元祐元年（1086年）春日的一天，黃庭堅從位於城北的酺池寺出發，前往位於內城西門附近的白家巷。那裏，是蘇東坡的寓所。

　　首次拜訪老師加偶像，黃庭堅的心情或許有幾分忐忑，但這忐忑不會太強烈，也不會太持久。從蘇東坡首次在湖州讀到黃庭堅的文字，至此已有15年；從黃庭堅在大名給蘇東坡寄出第一封信贈送第一首詩，至此也有9年。雖是初見，實屬老友。

　　黃庭堅帶給蘇東坡的見面禮是一方産自甘南的硯&。發源於青藏高原的黃河支流洮河，出石硯，與端硯、歙硯齊名。這是一份得體的禮物，身為文人，終生與文房四寶打交道，一方優質的石硯既賞心悅目，又為筆墨增色。蘇東坡十分高興，作詩以紀：“洗之礪，發金鐵。琢而泓，堅密澤。郡洮岷，至中國。棄矛劍，參筆墨。歲丙寅，鬥南北。歸予者，黃魯直。”

　　正如我們不知道杜甫與李白初逢時談了些什麼，但又可以大體猜測一樣，黃庭堅與蘇東坡的初逢亦如是——詩文，書畫，時局……這些，想必都是一時間難以聊盡的話題。

　　有意思的是，蘇東坡和黃庭堅在性格上頗有相似之處。在共有的蔑視權貴的傲骨外，還有一種喜歡戲謔的深入骨髓的幽默。——黃庭堅甚至就因這種幽默而在人生路上栽了大跟鬥。

　　基於兩人深入骨髓的幽默，黃庭堅雖然師事蘇東坡，但在蘇東坡面前，他不像其他蘇門弟子那樣拘謹。隨着交往日深，黃庭堅與蘇東坡的關係更接近於密友，有時也相互開開玩笑。有一次，二人論書，蘇東坡説，魯直你近來的字雖然清勁，但筆勢有時太瘦，如同樹梢上挂長蛇。黃庭堅回答説，您的字我固然不敢妄議，只是覺得太扁，就像石頭壓住的蝦蟆。言畢，“二公大笑”。從這大笑不難看出，戲謔背後，是大師之間的相互欣賞，相互認可與相互點醒。

　　就像杜甫把李白視作一生的兄長和知音，不論身處逆境還是順境，都本能地關心李白一樣，黃庭堅也把蘇東坡視作兄長和知音，並且，這兄長和知音，以師尊的形象巍然在心：黃庭堅晚年，蘇東坡已去世。黃庭堅把蘇東坡的畫像挂在室中，每天早晨起床，一定要整理好衣冠親自上香，“肅揖甚敬”。此時的黃庭堅，已經與蘇東坡齊名，“元祐文章，世稱蘇黃”，黃庭堅也像當年的蘇東坡一樣，是宗師級的文壇重鎮。黃庭堅對蘇東坡的恭敬，有人頗為不解，黃庭堅“離席驚避”説：“庭堅望東坡，門弟子耳，安敢失其序哉？”如今大家把蘇黃並稱，實在不是我的本意啊。

　　1086年到1089年的三年，這是蘇門的黃金時代。儘管朝中大臣派系林立，蘇東坡為首的蜀黨與二程為首的洛黨、劉摯為首的朔黨之間矛盾重重，但蘇門弟子云集京華，時相往來，詩酒唱和，既是人生一大快事，也是北宋文壇一大景觀。然而，三年後，不勝&諫攻擊的蘇東坡選擇了退讓——他請求外放，出知杭州。黃庭堅繼續留在京師，又待了三年。良師益友的離去，黃庭堅頓有徵雁失群之悲，“山谷在京師多與東坡唱和，四年夏，東坡出知杭州，遂無詩伴，而山谷常苦眩目，多在史局，又多侍母夫人醫藥，至六年六月親遂丁家艱，故此數年之間作詩絕少”。

　　元祐六年（1091年）五月，蘇東坡又被召回京師。不過，黃庭堅沒能在京師與蘇東坡再見——他的母親去世了，事親至孝的黃庭堅扶送母親靈柩回到故鄉雙井，依制丁憂守孝。

　　他們的下一次相見是在三年後的紹聖元年（1094年）——不再是冠蓋滿京華的汴梁，而是在漁歌響窮彭蠡之濱的江州（今江西九江）。倘若京華時的相聚，用黃庭堅的詩來説，乃是“桃李春風一杯酒”的話，那麼，此時，無論是他還是他敬重的蘇東坡，都已是“江湖夜雨十年燈”——他們，都風塵僕僕地走在前往貶所的路上。

　　南方最炎熱的七月，50歲的黃庭堅與58歲的蘇東坡在鄱陽湖濱“相會三日”。蘇東坡為黃庭堅隨身攜帶的一塊銅雀硯作銘文，並親自將它刻寫在硯上。銘文裏，蘇東坡借題發揮，通過制硯的粘土被反復摶和，暗喻他和黃庭堅遭遇的迫害與苦難；又通過製成後的硯&“受成不化”，寓示他和黃庭堅的品性不會因迫害與苦難而有所改變。

　　三天説長也長，説短也短。兩位看盡繁華的老友，走在各奔天涯、生死難卜的貶謫路上，他們説些什麼呢？我無端地認為，多半，他們會回憶起幾年前在京師的一場聚會——那是他們共有的不可復得的人生好境。

　　《水滸傳》開篇講，高俅經董將士推薦，到小蘇學士處幫閒。小蘇學士到底是蘇東坡還是蘇子由，書中沒説。如果按真實歷史的話，應該是蘇東坡——南宋王明清的《揮塵後錄》説：“高俅者，本東坡先生小吏。”小蘇學士看出高俅是個幫閒浮浪的人，便把他推薦給駙馬王晉卿。這個駙馬王晉卿，《水滸傳》中説他是哲宗妹夫，神宗駙馬，其實是小説家言——他本是神宗妹夫，英宗駙馬。

　　王晉卿與蘇東坡交好，倒是不爭的事實。史稱王晉卿能詩善畫——蘇東坡則是詩畫大作手，王晉卿仰慕蘇東坡，與蘇東坡往來甚密，亦是人之常情。烏&詩案後，王晉卿被加以“交結蘇軾及攜妾出城與軾宴飲”的罪名而責授昭化軍節度行軍司馬，均州安置，後來好不容易才重返京城。

　　身為駙馬，王晉卿有一座巨大的豪宅，豪宅後花園，是他經常舉行雅集的地方。雅集之人，幾乎都是蘇門弟子——他本人，也被視為蘇門中人。那一次雅集，畫家李公麟作畫以紀，書法家米芾作文以記——千年後，李公麟原畫失傳，後世畫家或根據原畫臨摹傳世，或根據米芾記述重新創作，後人遂得以一睹那些如雷貫耳的北宋文壇藝壇大家風采。

　　蘇東坡是雅集主角，畫上，他“烏帽黃道服捉筆而書”。旁邊，王晉卿、李之儀等人興致勃勃圍觀。古松下，蘇子由執卷觀書，一側，“團巾繭衣，手秉蕉箑而熟視者”乃黃庭堅。16個影響當時亦燭照後世的文人，在這年初夏的雅集，被後人無數次追懷。

　　當黃庭堅和蘇東坡在逆旅中不期而遇時，西園雅集已是過去的好時光。5年後，秦觀去世；7年後，蘇東坡去世，陳師道去世；9年後，王晉卿去世。餘下的黃庭堅、張耒和晁補之，他們雖然還活着，但都垂垂老矣；並且，天各一方，音問難通。唯有午夜夢回時，或許，還能想起從前在汴梁的錦瑟年華，還能想起初夏時節的西園，幽涼的風穿過古松和垂柳，若有若無地吹，若有若無地涼……

責 授

　　懷着忐忑的心情，黃庭堅又一次離開了雙井。行前，他到母親墳前告別。與他一同離開雙井的，還有大哥黃大臨。

　　他們要前往汴梁附近的陳留，到那裏去接受審查。山雨欲來風滿樓，原本在雙井剛剛服喪期滿的黃庭堅，已經預感到了即將到來的政治風暴。只不過，他沒想到，風暴來得如此快，如此猛。

　　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垂簾聽政的高太后去世，哲宗親政。對於祖母的聽政，一天天長大的哲宗不無怨言。有一次，高太后問他：“大臣們奏事，你是怎麼想的？為什麼不説？”哲宗回答：“娘娘已經處分了，還讓我説什麼？”

　　高太后政治上保守，故而任用舊黨。與此相反，哲宗對父親神宗未競的新法悠然神往。並且，出於對高太后的反感，他親政伊始，立即終止了元祐更化——他改次年為紹聖元年。紹聖本意，指紹述先聖之政。對哲宗而言，就是繼承父親神宗的遺志和事業。

　　大宋政局又來了一次大反轉——這一回，舊黨被清算，新黨捲土重來。其中，曾與蘇東坡交厚後來卻成了死敵的章惇入朝拜相，蘇東坡遠貶惠州，幾年後更是貶到天涯海角的儋州。

　　作為蘇門弟子和舊黨支持者，對黃庭堅的打擊也很快降臨。之前，丁憂在家的黃庭堅已被任命為宣州知州，後又改鄂州，來不及赴任，朝廷便罷去他的一切官職，僅保留俸祿，並令他到陳留聽候調查處理。

　　黃庭堅的無妄之災，乃是一起典型的文字獄。為了打擊舊黨，章惇、蔡卞等人攻擊黃庭堅修撰的《神宗實錄》是“謗史”，並指使御史接連上疏，宣稱“元祐修先帝實錄，以司馬光、蘇軾之門人范祖禹、黃庭堅、秦觀為之，竄易增減，誣毀先烈，願明正國典”；“擅敢增損，誣毀先帝，為臣不忠，罪不可赦”，這是一項極為嚴重的指控，如果指控成立，黃庭堅等人不僅是免職那麼簡單，人頭落地也未可知。

　　接到朝廷旨令後，憂心忡忡的兄長黃大臨陪同黃庭堅一起來到陳留。為了羅織罪狀，蔡卞等人從實錄中摘取上千條材料，但絕大多數都是捕風捉影，僅有二三十條有歧義的，也不過是一些瑣碎小事。

　　接受朝廷審查時，黃庭堅態度從容鎮定，李之儀後來回憶説：“紹聖中，詔元祐史官甚急，皆拘之畿縣，以報所問，例悚息失據，獨魯直隨問為報，弗隨弗懼，一時憟然，知其非儒生文士而已也。”

　　構陷的文字獄並未在審查中查出黃庭堅等人有什麼大逆不道之處，但既然事出有因，且又關乎先帝，哲宗在章惇挑唆下，斥責黃庭堅等人身為史官，卻“如此誕慢不恭”，下旨將黃庭堅責授涪州別駕、黔州安置。

　　貶謫的詔命下達後，同案其他人不由掩面痛哭，惟獨黃庭堅神色自若，倒頭便睡，不一會兒就發出了鼾聲。

　　他聽從了命運的安排。在一個無法自主沉浮的時代，那麼，隨遇而安或許就是最好的選擇。這既是順從，也是反抗；既是無奈，也是從容。

　　責授就是對官員降級任用，安置則是宋朝對犯了錯誤的官員的一種處分。兩者疊加一起，相當於名義上黃庭堅是涪州別駕，但朝廷將他安置在黔州，不得允許，不能離開。

　　黔州治所，在今天重慶彭水。

　　黃庭堅是從接受審查的陳留直接前往黔州的。與他同行的，仍是大哥黃大臨。身為謗毀先帝而犯了大錯的貶謫官員，不僅當年同僚避之不及，“雖親戚不敢與通”。幸運的是，有一個朋友，專程從汴梁趕到陳留，為遠行的黃庭堅送上衣物被子。這個仗義的朋友，名叫唐之問，係陸游的外祖父。

　　紹聖二年（1095年）正月，新年的歡慶氣氛還未完全消散，黃庭堅兩兄弟上路了。幾年後，黃庭堅在《書萍鄉縣廳壁》中回憶了他的西行路線：“初，元明自陳留出尉氏、許昌，渡漢沔，略江陵，上夔峽，過一百八盤，涉四十八渡，送余安置於摩圍山下。”

　　這是一次貶謫的傷感之行，更是一次飽覽江山的壯觀之行。開初是一馬平川的平原，爾後是漸次隆起的山脈，一葉扁舟，穿越猿聲四起的峽江溯流而上。黃庭堅第一次看到如此高峻的山，第一次見識如此湍急的河。壯麗的三峽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接連賦詩，其中一首寫道：“浮雲一百八盤縈，落日四十八渡明。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家皆弟兄。”詩作的豪邁壯闊，很容易聯想起當朝廷的處分下達時，友人聽説黃庭堅被遠貶往邊僻的黔州，都認為此去凶多吉少，“人以死吊”。黃庭堅卻笑着説：“四海皆昆弟，凡有日月星宿處，無不可寄此一夢者。”

　　彭水的天空很窄。高聳的大山四面圍合，天空被切割，被分離。如果一朵雲過於巨大，它一定會被窄窄的天空擠壓得更加厚重，像是要從低矮的天空掉下來，直接壓到每一棟樓房房頂，每一個行人頭上。

　　比天空更窄的是雲朵籠罩的大地。到處是山，到處是陡立的懸崖，烏江及其眾多支流，水面碧翠，從深谷裏咆哮而過。房屋、村落、城鎮便只能依託江邊那一級級&地。鬱江與烏江交匯處，平地稍微寬闊，便是縣城的不二之選。

　　歷史上的彭水，遠比今天輝煌重要。早在西漢時，這裡就設置了涪陵縣，以後，又升格為涪陵郡。唐朝開元間，設黔州；同時，它還是管轄今貴州大部、重慶和兩湖部分地區的黔中道治所。黃庭堅時代，它仍是黔州州治。

　　大山圍困的彭水，依靠雞腸似的烏江與外界溝通，山高谷深，地近蠻荒，乃是理想的流放地。李世民的長子、廢太子李承乾，太傅長孫無忌都先後流放並死於此——至今，鬱山鎮外的林莽裏，尚有李承乾墓遺址。可以想象的是，熟讀史書的黃庭堅對這些往事了然於胸，而一旦他同樣以流貶者的身份，走進先人終老的煙瘴之地，儘管畢生豁達，但胸中奔涌的，仍然既有憂讒畏譏的憂慮，也有去國懷鄉的傷感和客死他鄉的恐懼。

　　這種複雜不安的情緒，在兄長黃大臨離去時達到極點。幾個月後，黃庭堅在寫給兄長的詩中，回憶起分別時的黯然：

　　萬里相看忘逆旅，三聲清淚落離觴。

　　朝雲往日攀天夢，夜雨何時對榻涼？

　　急雪脊令相並影，驚風鴻雁不成行。

　　歸舟天際常回首，從此頻書慰斷腸。

　　從彭水縣城溯鬱江而上，40公里外的上游，有一座曾舉足輕重的鎮子：鬱山。如今，泥濘的道路，稀疏的行人，昔日的榮光就像木板門上的年畫，早在時間的風雨中黯然褪色。只有青石板的老街，以及老街上保存下來的深宅大院，還殘留着幾許舊時的輝煌。自漢至唐的幾百年間，坐擁豐富的鹽鹵和丹砂，鬱山先後是縣、郡、州、道治所，極盛時，管轄着方圓30萬平方公里的疆域。到了唐朝中期，郡、縣治所移往今天的彭水縣城，鬱山降而為鎮，卻仍是一座生齒繁茂、商業發達的重鎮。

　　憑高鳥瞰，鬱山鎮與彭水縣城格局相似，皆是群山圍困，皆是兩水交匯，皆是河流沖積出一方小平地。只不過，鬱山更微型，更古舊。

　　風塵僕僕的黃氏兄弟從中原陳留來到了西南小鎮鬱山，黃庭堅落腳的居所是一座建於唐朝的寺廟：開元寺。

　　根據地方史乘記載，開元寺坐落在鳳凰山，至民國時期，佔地數十畝，紅墻黃瓦的屋宇從山腳一級級伸向山腰。如今，開元寺蕩然無存，臨近大街的一條小巷盡頭，還有幾塊條石壘成門的形狀——據説，那就是開元寺曾經氣勢恢宏的山門。山門後面，是幾十級石砌&階，眾多的腳一次次踩過之後，堅硬的石頭被磨出了深深淺淺的腳印。如今，往來的人少了，石縫之間，小草探出頭來，江風吹過，瑟瑟發抖。

　　開元寺有幾間面向摩圍山的閣樓，稱為摩圍閣。黃庭堅就居住於此。偏僻荒涼的山寺一隅，遠處是高峻的摩圍山，不時傳來一陣陣猿啼，近處是一片蔽天掩日的竹林，林中不時游動着長蛇。黃庭堅寫詩説：“竹竿坡面蛇倒退，摩圍山腰胡孫愁。”於是，他給自己取了一個號：摩圍閣老人。

　　幾個月後，弟弟黃知命把黃庭堅的家小從雙井送到彭水，一家人再住寺中頗不方便。經寺方同意，黃庭堅在寺側築了幾間茅屋，一家人便在異鄉安頓下來。

　　宋制，責授的官員可領取一半俸祿，黃庭堅向來經濟拮據，只領一半，更是杯水車薪。就像蘇東坡在黃州時，不得不親自躬耕壟畝解決吃飯問題一樣，黃庭堅也帶着家人開荒種地。個中情況，他在給友人的信裏説：“到黔中來，得破寺堧地，自經營，築室以居。歲余拮據，乃蔽風雨。又稍葺數口保暖之資，買地畦菜，二年始息肩。”

　　儘管黃庭堅是“犯了錯”貶謫而來，地方官對他卻相當不薄。一方面，固然在於黃庭堅詩名書名享譽天下，另一方面，則出於對黃庭堅本人節操品行的認可。黃庭堅稱，“曹守、張倅相待如骨肉”——曹守即黔州最高長官、知州曹譜，張倅又名張詵，時為黔州通判。有了兩位地方首長的厚待，黃庭堅的日子不至於太難過，所以他“以登覽、文墨自娛，若無遷謫意”。

　　此前，蘇東坡出知杭州，好友文彥博送別時叮囑他，到了杭州，詩一定要少作——勸一個詩名滿天下的詩人少作詩，個中原因，乃是擔心以文字而遭遇不測之禍。身為遷客的黃庭堅大概也懷着同樣的忌憚。在黔州，他的詩寫得很少。他把更多精力耗在了書法上。

　　青年時，黃庭堅隨舅父李常游學，常流連於秦樓楚館，沉溺於燈紅酒綠，甚至寫過不少艷詩淫詞；中年時，宦游四海，尤其是京華六年，觥籌交錯、迎來送往也屬家常便飯。惟有到了黔州，雖然偶有地方官宴請或拜訪，但大多時候，黃庭堅面對的，只是這座古老的寺廟，以及寺廟周遭，黑色而沉默的山。從地裏忙碌回來，他洗凈雙手，拈毫作書。

　　秀美的江山，清幽的環境，落寞的心緒，這一切，使得黃庭堅的書法技藝日益精進，他自稱，“余寓居開元寺之怡思堂，坐見江山，每於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

　　2010年，黃庭堅的書法長卷《砥柱銘》被拍賣，價格高達4.3億人民幣——如此巨大的財富，它的創造者卻既無法享受，也無法知曉了。對天才藝術家來説，他們人生的最大悲劇在於，活着時卑微如蟻，死去後日月經天。霄壤之別的落差，叫作懷才不遇。

遷 客

　　歲月不居，一晃，黃庭堅在黔州生活了三年。宋制，流貶的官員，可望在一定時間內量移——即遷回內地。不過，黃庭堅沒等來量移，而是被徙往更加遠惡的戎州。

　　元符元年（1098年），黃庭堅的表兄張向出任夔州路轉運判官，黔州屬夔州路轄地，張向向朝廷請示，為了避嫌，要求把黃庭堅移居他處——此前，銜恨不已的新黨人士，對黃庭堅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並不滿意，猶嫌處罰不重，沒有貶謫到更邊遠更落後的地方。現在，張向的請示給了他們一個絕好的理由。由此可見，張向雖是黃庭堅表兄，但他擔心犯了錯的表弟影響自己的前途，急於與他劃清界限。至於表弟會貶往何處，這不是他想關心的，也不是他願關心的。

　　黃庭堅不得不離開漸漸熟悉並習慣的黔州，他的小船順鬱江而入烏江，由烏江而入長江，溯流而上，於同年夏天抵達戎州。

　　戎州即今四川宜賓。作為一個四川人，從某種意義上講，我也許要感謝張向，正是他的自私冷酷，才使得黃庭堅有了蜀中之行，從而在宜賓、在眉山、在青神、在成都等地留下了星星點點的屐痕；而當屐痕成為傳説與遺跡時，還有他不朽的詩文和書法，繼續燭照後世，成為溫暖人間的火種。

　　我的老家富順，原係宜賓轄地，直到1983年，才由宜賓轉隸自貢。黃庭堅生活了三年的宜賓，距我家只有幾十里。故此，少年時起，我便知道黃庭堅，知道與他有關的吊黃樓、流杯池、鎖江亭。

　　黃庭堅家族向來信奉佛道，而他本人，也對佛道興味盎然。一生中，他多次入住寺廟，固然有寺廟房租較低的考慮，同時，很可能還有他本人對梵音僧語的癡迷。京師入住酺池寺，黔州入住開元寺，而到戎州，他入住的仍是寺廟：無等院。

　　初到戎州的黃庭堅心情惡劣，這從他給自己的居處命名為槁木庵、死灰寮可見一斑——心中潛流着憤怒與悲哀，形似槁木，心如死灰，他好像已經萬念俱灰。後來，僦居城南，他又將居所命名為任運堂。這名字表明，他力圖説服自己隨遇而安。從萬念俱灰到隨遇而安，隱然是豁達心靈對苦難的化解。

　　無等院在宜賓城南，又名南寺。80多年後，陸游宦蜀時曾來尋訪，但他看到的是一片廢墟。其時，放翁猶自替先賢憤憤不平：“文章何罪觸雷霆，風雨南溪自醉醒。八十年間遺老盡，壞堂無壁草青青。”

　　假設黃庭堅寓居無等院時，他的鄰居中有一個幾歲的小孩，等到陸游來尋訪，這小孩也該有90歲了。漫長的一個世紀過去了，雖然天下還是趙家天下，但與黃庭堅時代被詬病的積貧積弱相比，陸游時代更是只余半壁江山，殘山剩水偏安東南——然而，通過文字構陷並製造文字獄的傳統卻如蛆附骨，如影隨形。

　　宜賓城區地跨岷江和長江兩岸，但黃庭堅時代的州治縣治不過彈丸之地，蜷縮於岷江北岸的催科山下，人稱舊州壩。黃庭堅的寓所，當在舊州壩臨近岷江的地方。“居室差勝開元舊居，但無復摩圍江山之勝”，與黔州開元寺青山圍合，舉目便是翠黛的風景不同，戎州城南居所陷於大片低矮的民居中。每逢風日晴好，黃庭堅必策杖徐行，“雍容林丘之下，清江白石之間。”站在岷江岸邊的一座亭子裏，黃庭堅順口吟下了“西來雪浪如炰烹，兩涯一葦乃可橫”的詩句。這座亭子，因江心橫着的鎖江石而得名鎖江亭。如今，鎖江亭不復存在，但江中的石頭和黃庭堅書寫的擘窠大字“鎖江”依然完好。

　　從鎖江石北行，城區隆起一列山峰，山上，深藏着流杯池——宜賓乃至西南與黃庭堅有關的遺跡中，當推流杯池為第一。

　　那是山中的一條小小峽谷，兩旁巉岩危立對峙，谷底，堅硬的石頭上，鑿出了一個曲曲彎彎的池子，泉水注入池中，如同微縮的大江穿行峽谷。流杯池的用意，乃是倣王羲之《蘭亭集序》所説的曲水流觴——雅聚時，眾人圍坐池旁，盛了酒的杯子從池子上游緩緩漂流而下，停在誰的面前，誰就取杯而飲。

　　今天，以流杯池為依託，建成了流杯池公園。像所有城市公園一樣，流杯池公園也是老年人的世界——跳廣場舞的，打太極拳的，最誇張的是一個十數人的樂隊，各種西洋的、中式的樂器或吹或彈或拉或敲，轟隆隆一起響起來，原本應該幽靜的流杯池一派喧囂。

　　地方史乘上都説“黃魯直壘石為九曲，號流杯池”，即流杯池的建設者乃黃庭堅。對此，我&&懷疑。首先是費用，在堅硬的岩石上開鑿這麼一個池子，耗力頗多，用度不少。以黃庭堅的財力，相當困難。其二，黃庭堅乃流貶犯官，焉有如此心情？所以，我以為，多半是後人附會——或者，另有主其事者，然黃庭堅名氣大，功績便算到他頭上。

　　剛從黔州到戎州不久，一天，一個素昧平生的人從幾&&外的眉州丹棱前來拜訪。用黃庭堅後來的話説，此人“拏扁舟，蹴犍為，略陵雲，下鬱鄔”。

　　兩人相談甚歡，並一拍即合地決定做一件前無古人的大事。這大事，也是黃庭堅在黔州時就想做的，只是，一直沒找到襄助之人。直到丹棱人楊素找上門來。

　　黃庭堅詩學杜甫，他開創的江西詩派，有一祖三宗之説——一祖即杜甫，三宗即黃庭堅、陳師道和陳與義。成都杜甫草堂裏，配享“詩聖”的兩個人，一個是陸游，另一個便是黃庭堅。

　　薪火相傳的中國文化史上，有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古人總是崇拜更古的人。在黃庭堅心中，杜甫就是他的偶像。多年來，他一直有一個心願，“盡刻杜子美東西川及夔州詩，使大雅之音久湮沒而復盈三巴之耳”。杜甫晚年，先是客居成都，後又流寓夔州，如同“庾信文章老更成”一樣，杜甫晚年詩歌爐火純青，其在蜀中和夔州的詩篇，乃是他本人也是中國古典詩歌的巔峰。這些詩篇，黃庭堅過目成誦，反復揣摩。現在，他想將它們一一書寫，再刻於石頭上，使之永垂不朽。

　　這是一項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浩大工程，一介流貶犯官，顯然不具備這種條件。而楊素，乃是蜀中著名收藏家，家境富有，他聽聞此事後，立即趕往戎州。

　　斯時的黃庭堅，書法已趨化境，正如他在離開戎州那年自陳的那樣：“觀十年前書，似非我筆墨耳。年衰病侵，百事不進，唯覺書字，倍倍增勝。”

　　以後半年，黃庭堅沉浸在揮毫疾行的愉悅中。心儀的杜詩，心醉的點畫，催生了心靈的創造。半年後，楊素再一次舟下戎州，他將黃庭堅所書的800多首杜詩帶回家鄉，並雇了數十名石匠。終日叮叮噹當的鑿刻聲中，震鑠千古的文字慢慢躍上了一塊塊堅硬的石碑。為了保護石碑，楊素又專門修建了一座高大敞亮的屋子，為了方便各方人士觀瞻，還用青石板鋪築了一條通往縣城的大路。

　　元符三年（1100年），就在黃庭堅接到朝廷詔令，行將離開蜀中之際，詩碑工程竣工。楊素三下戎州，請黃庭堅題名作記，黃庭堅親書：大雅堂，並作《大雅堂記》。

　　以後數百年間，大雅堂成為眉州乃至蜀中文化的一座地標，直到明朝末年，蜀中大亂，大雅堂及所藏詩碑悉數毀於兵火——縱觀中國歷史，有一個不無感慨的發現，舉凡澤被千秋的經典，既要抵擋歲月遺忘的天災，還要抵擋治亂交替的人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