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和樓頭聽元音

　　▲觀眾排隊登陽和樓。武志偉供圖

　　正定陽和樓的銅鈴再次被春風叩響時，700年前的絲竹聲便從檐角垂落。

　　正定古建築素有“九樓四塔八大寺”之稱，陽和樓作為“九樓”之首，不僅是正定的地標性建築，還是元雜劇的演藝中心。在陽和樓上，金代老樂工舞動“高平曲破”的足鈴聲，白樸筆下《梧桐雨》的雨滴聲，竟與今人手機播放的崑曲《墻頭馬上》共享着同一組聲波頻率。

　　原址復建的陽和樓，矗立在被范成大稱為“猶倚黃鐘袞六麼”的燕南古邑中軸線上。梁思成初見原樓時驚嘆：“其莊嚴古樸，堪與羅馬君士坦丁凱旋門比肩。”但凱旋門紀念的是帝王功業，陽和樓銘刻的卻是市井悲歡——700多年前，這裡既是文人墨客把酒臨風的雅集之所，亦是勾欄瓦肆鼓樂喧天的藝術殿堂。

　　公元1170年，南宋詩人范成大奉命出使金國。詩人一路走來，只見“虜樂悉變中華，惟真定有京師舊樂工，尚舞高平曲破”，一時勾起興亡之嘆，寫下了這首《真定舞》：“紫袖當棚雪鬢凋，曾隨廣樂奏雲韶。老來未忍耆婆舞，猶倚黃鐘袞六麼。”真定，就是今天的正定古城。這裡曾是大宋的北方重鎮，靖康之變後成為金人的領地，許多東京汴梁的藝人流落至此，詩人在勾欄裏偶遇的那位白髮樂工便是如此。當時，他應是正踩着靖康之變的余燼憂憤起舞。老者的紫袖早已褪色成灰褐，但踏着“六麼”舞步的布鞋底，仍固執地粘着汴京礬樓的香塵。金人的鐵蹄踏碎了北宋宮闕，卻意外將中原雅樂的精魄逼入真定城。

　　推開正定縣中山東路7號院虛掩的斑駁大門，步入河北正定元曲博物館，懸於第一展廳的300多個曲牌在春光裏搖曳生風，仿佛綿長元曲穿越時空，淺吟低唱，餘音繞梁。我凝視着博物館裏金代説唱俑，忽覺那陶俑嘴角的笑意，與老樂工皺紋裏的滄桑，原來都是文明在裂變中重生的印記。

　　當元初名將史天澤開城納賢的告示張貼在殘破城垣時，流徙的文人們獲得的不僅是亂世庇護所，更是“文化嫁接的苗圃”。白樸隨元好問踏入真定城門那日，滹沱河正將金代諸宮調的碎片衝上岸灘。這個目睹過汴梁陷落的少年不會想到，日後他會把元好問傳授的《摸魚兒》詞牌，煉成《梧桐雨》中“驚破霓裳羽衣曲”的裂帛之音。

　　陽和樓下的瓦肆勾欄，將士人風骨與庶民悲歡熔作新聲。西域商隊的駝鈴與江南書生的折扇在此相遇，史天澤幕府的詩會與販夫走卒的俚曲在此交融。李文蔚寫《燕青博魚》時，必在賭坊觀察過浪子們擲骰子的手勢；尚仲賢構思《柳毅傳書》，許是聽見了茶肆裏洞庭商賈的鄉談。

　　元雜劇的偉大，在於它讓書齋裏的平仄走進了市井的煙火——當戴善甫在《風光好》中寫下“荷花映水”的妙喻時，他案頭硯池裏晃動的，或許就是陽和樓下酒旗招展的倒影。

　　這種雅俗共冶的氣質，在正定元曲博物館的微縮戲&模型裏纖毫畢現。三文錢入場的販夫與搖着折扇的名士比鄰而坐，共同為《竇娥冤》的六月飛雪屏息。我常想，若沒有史天澤造就的這片文化緩衝帶，元雜劇或許只是文人案頭的清供，而非熔鑄四方的洪爐。當白樸拒絕出仕，選擇“以詞曲自娛”時，他筆下的《墻頭馬上》，已然道破了藝術真諦：真正的文化傳承，常常不在廟堂丹墀，而在市井炊煙。

　　如今的陽和樓下，河北梆子的激越唱腔中仍躍動着元雜劇的基因。老戲迷閉目打拍子的手勢，與博物館瓷枕上描繪的元代觀眾如出一轍。今日復建的陽和樓，雖難重現“八樓匝地拱陽和”的盛景，但梁架間仍流淌着元曲的基因密碼。

　　從范成大筆下的《真定舞》到白樸的《梧桐雨》，從馬可·波羅驚羨的“貴城”到今日的“北方戲窩子”，正定始終在證明——優秀的傳統文化血脈，有着極強的韌性，將汴梁的宮商、真定的曲牌、現代的聲光，糅合成新的文化律動。

　　暮色四合，陽和樓的投影在幕墻上與古城墻疊合。穿着漢服的少女從《墻頭馬上》全息影像中走出，手機外放的崑曲與廣場舞音樂奇妙共處。這讓我想起王國維在《宋元戲曲史》中的論斷：“一代有一代之文學。”而正定這座活着的元曲博物館，正在演繹着更深刻的命題：所謂文化傳承，不是標本的封存，而是將歷史的基因編碼進每個時代的新生。

　　夜色裏，無人機航拍的燈帶勾勒出陽和樓的輪廓，恍如在時空中鋪陳的曲譜善本。而城中漸次亮起的萬家燈火，正為這本無字曲譜填上新的唱詞。

（杜文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