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回天地入扁舟

　　作者：陳玉明

　　在先秦諸子中，對後世影響最大的當然是孔子。今年是孔子誕辰2575周年，作為萬世師表，孔子深深影響了一代代中國人的價值觀。

　　我們對孔子似乎很熟悉，但是，我們真的了解、理解孔子嗎？

　　未必。

　　且不論千載而下的我們，即便是孔子的同代人，也未必理解孔子。當時，叔孫武叔、陳子禽都覺得，孔子不如他的學生子貢——當然，子貢是有自知之明的，覺得“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孔子其實是一個有點矛盾、不太好理解的人。

　　他有時候對出仕表現得很熱衷。“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去哪個國家都要準備給君主的見面禮（“出疆必載質”）。孔子説：“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意思是跟賈雨村一樣，“玉在櫝中求善價”。哪怕是公山弗擾、佛肸之類的小角色召他去，他都想去看看有沒有一試身手的機會。

　　他有時候對出仕又表現得很疏淡。他説：“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又説：“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在與學生們談人生理想時，學生曾點説自己的理想是過過閒散日子，“浴乎沂，風乎舞雩，咏而歸”，孔子深表讚同（“吾與點也”）。

　　中國古代很多讀書人，都在仕與隱之間糾結踟躕。

　　比如陶淵明，算是很淡泊的人了，明明已經辭官不做，種豆南山下，但依然感慨“總角聞道，白首無成”，期待“脂我名車，策我名驥”。

　　比如杜甫，算是非常入世的人了，在最落魄的時候依然“每依北斗望京華”，但他也説過，“非無江海志，瀟灑送日月”。

　　他們在仕隱之間徘徊不定，其實，根源就埋在祖師爺孔子那裏。

　　孟子曾把賢人分成幾種類型：一種是伯夷這樣的“聖之清者”；一種是伊尹這樣的“聖之任者”，一種是柳下惠這樣的“聖之和者”，而集大成者是孔子這樣的“聖之時者”。

　　伯夷、叔齊是隱逸派，孤芳自賞，算是後世隱士的鼻祖。這類人，史不絕書，比如與孔子同時代的楚狂接輿、荷蓧丈人，後世的管寧、梅福、龐德公、孟浩然、林逋、王冕等。

　　伊尹、柳下惠其實區別不大，都算是事功派，只是事功大小不同。他們都勇於任事，不挑剔環境，希望能充分施展才華，致君堯舜。這類人是儒家的主流，歷代的賢臣循吏，大抵如此。

　　孔子呢，既不同於伯夷、叔齊，又不同於伊尹、柳下惠。他沒有伯夷那麼清高，不想做辟世之士——“鳥獸不可與同群”，人畢竟還是生活在社會中，隱居逃避社會，並不是可取的態度。

　　他也沒有伊尹、柳下惠那麼“隨緣”。孔子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周游列國，希望能遇到一個值得託付的人，讓他有施展抱負的機會。當然，他首選是希望在自己的母國魯國尋找機會，但當時魯國掌權的“三桓”不成器。孔子又跑到別的國家尋找機會，可惜奔走一生，如流鶯漂蕩，英雄無用武之地。

　　孔子不是不想出仕——“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事實上，他也當過魯國的司寇，攝行相事，頗有作為。但孔子不是為了做官而做官，而是為了踐行政治理想才做官。如果理想落空，那就沒必要尸位素餐。

　　他本質上是一個有強烈現實關懷的理想主義者。在他看來，讀書人有義務去弘道救世，出仕是盡自己的社會責任。“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但是，做官要有原則、有底線。所以，當衛靈公向孔子詢問軍隊列陣之法，孔子回答説：“俎豆之事（祭祀禮儀），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第二天，他便離開了衛國。

　　孟子説，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當然，何謂“可以仕”，何謂“可以止”，這個原也是“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事，並沒有客觀標準。孔子打算應公山弗擾、佛肸之召前往時，子路就很不以為然；從後來的情況看，子路的看法其實是對的。孔子只是聖賢，不是能預知未來的神仙。

　　孔子對別人的評價也很有意思。

　　雖然他有強烈的濟世情懷，但他非常敬重伯夷、叔齊，説“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他也敬重把天下讓給弟弟的泰伯，説“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他最喜歡的弟子是顏回，稱讚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孔子敬重伯夷，可是他也敬重品格上有爭議，但貢獻很大的管仲。子貢説：“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孔子回答説：“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矛盾嗎？是有點矛盾。我們感覺這位“聖之時者”的標準隨時在變，用顏回評價老師的話説，“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怎麼理解孔子的一生行事與衡人標準呢？

　　我覺得，孔子是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惟其有出世之心，所以他敬重伯夷、叔齊等隱逸之士的品格；惟其想做入世之事，所以他一生都在努力尋找出仕的機會。

　　儒家提倡“內聖外王”。“內聖”追求的是品格，要達到“內聖”，就要有鄙薄名利的出世之心；“外王”追求的是事功，要實現“外王”，就必須做入世之事。

　　在理想的境界上，“內聖”與“外王”是可以統一的，孟子所謂“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傳説中的堯、舜、禹都是這樣的典範。

　　但落在實際上，“內聖”很難帶來“外王”。孔子本人實際上也只實現了“內聖”，未能實現“外王”，只是個“素王”。

　　如果在“內聖”、出世的路上走得遠一點，儒家其實就近於道家了。比如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的顏回，人設與道家就很相似。孔子另一名“亡在草澤中”的學生原憲也是如此。

　　相反，如果在“外王”、入世的路上走得遠一點，儒家又近乎法家了。法家代表人物韓非子、李斯就是大儒荀子的學生。後世不少治世名臣，比如諸葛亮、王安石，也是外儒內法。

　　孔子本人雖然未能完美地實現“內聖外王”，但他為後世樹立了人格典範。

　　當然，仕與隱也不是完全對立的。有的人先隱後仕，比如諸葛亮、謝安；有的人先仕後隱，比如范蠡、張良；有的人仕如隱、隱如仕，比如李泌、劉秉忠、姚廣孝。

　　在很多士大夫看來，最理想的人生，其實是先仕後隱。有隱無仕，或為廢物；有仕無隱，或為祿蠹。像范蠡一樣，功成身退，泛舟五湖，是相當完美的人生安排。

　　所以，李白説“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又説“功成拂衣去，歸入武陵源”；辛棄疾説“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又説“富貴非吾事，歸與白鷗盟”。

　　表達得最好的，我覺得是李商隱——“永憶江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扁舟”。“欲回天地入扁舟”，七個字，前四個字表達了對入世、對事功的渴盼，後三個字表達了對出世、對隱逸的嚮往。

　　“欲回天地入扁舟”，這大概也是孔子以及古代無數讀書人的人生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