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缸中之腦”看智能化作戰指揮
要點提示
現代人工智能，本質上就如同“缸中之腦”，如果讓它實施作戰指揮，始終會面臨主體缺失即“自我”缺失的問題。這使得人工智能存在天然的、根本的缺陷，必須基於人的主體性，通過人機混合來提升作戰指揮效能和水平
智能化作戰指揮中，指揮員主要負責規劃做什麼、按什麼思路做，智能模型則負責規劃具體怎麼做
“缸中之腦”是一項著名科學假設。意思是，假如人的大腦被取出放在營養液中，神經末梢接上計算機，由計算機模擬出各種感知信號。這時候，“缸中之腦”能不能意識到“我是缸中之腦”？答案是不能，因為人作為一個封閉的系統，當與外界缺乏真實的交互體驗時，人是無法跳出自身、從自身之外觀察自身並形成自我意識的。而現代人工智能，本質上就如同“缸中之腦”，如果讓它實施作戰指揮，始終會面臨主體缺失即“自我”缺失的問題。這使得人工智能存在天然的、根本的缺陷，必須基於人的主體性，通過人機混合來提升作戰指揮效能和水平。
基於“自由選擇”，構建“人謀機劃”的指揮模式
戰場上，指揮員可以選擇打哪一個目標，可以選擇從正面打、從翼側打、從背後打、從空中打；可以隔而不打、圍而不打、談而不打……這就是人的自主性，可以自由選擇做什麼、怎麼做。但機器不行，它給出的作戰方案，只能是智能模型中蘊含的方案。就每次給出的特定方案而言，也是概率統計意義上可能性最大的方案。這使得人工智能生成的方案呈現“模板化”傾向，相當於一個“復刻機”，同樣的問題，它給出的是相似的回答，同樣的作戰場景，它給出的就是相似的作戰方案。
與人工智能相比，同樣的作戰場景，不同的指揮員設計的作戰方案完全不同；同一指揮員在不同的時間面對相似的作戰場景，設計的作戰方案也不相同。“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最有效的方案很可能看上去是最危險、最不可能的方案。對於指揮員，面對作戰場景，一瞬間有無限可能，而對於人工智能，一瞬間卻只有看上去最好的確定，缺乏創意、缺少謀略，很容易為對方所預料。所以，在智能化作戰指揮中，要基於人的自主性，由指揮員負責籌謀算計、創新戰法打法、設計基本策略，由機器負責將基本策略轉化為可執行可操作的作戰方案，形成“人謀機劃”的指揮模式。更為重要的是，自主性是人作為人而存在的獨特標誌，這種自由作決定的權力不可能也不允許讓渡給機器，使人淪為機器的附庸。
基於“自我批判”，構建“人反機正”的指揮模式
人類的成長進步，通常是立足現實自我，着眼理想自我，對歷史自我進行否定之否定式的批判。人工智能沒有“自我”，同時也就喪失了自我批判能力。這使得它只能停留在原有認知框架內解決問題，模型擁有的作戰思想、作戰原則、戰法打法，是在訓練完成時所給予的。如果想獲得知識和想法的更新提升，就必須從外部對模型進行持續訓練。映射到特定作戰場景，智能模型給指揮員提供的只能是事先給定的問題解決方案，要想在一次作戰中不斷地動態調整更新是做不到的。
具有自我批判精神的人類，可以跳出指揮決策思考過程，對指揮決策進行審視、評價、批判。在持續地自我批判中不斷對作戰方案進行調整，甚至推翻原有方案，形成新的方案。在指揮機構群體中，其他指揮人員也可能對作戰方案提出不同意見，指揮員在充分吸納這些意見的基礎上，調整改進原有方案，實現作戰方案的動態進化。所以，作戰指揮本質上是一個不斷向前探索的動態過程，不是作戰方案事先給定的靜態過程。當機器生成作戰方案時，指揮員不能不加思考地盲目接受，而應充當“反對者”“找茬人”，對作戰方案展開反思批判，提出反對意見，機器根據人的反對意見，輔助指揮員不斷調整、優化作戰方案，形成“人反機正”的指揮模式。
基於“自覺能動”，構建“人引機隨”的指揮模式
毛澤東同志説過，我們名之曰“自覺的能動性”，是人之所以區別於物的特點。任何一項改造世界的複雜實踐活動，都是從粗糙的、抽象的想法開始的，要將抽象觀念轉化為具體行動，需要克服各種風險和挑戰，充分發揮自覺能動性，主動定目標、出主意、想辦法。沒有自覺能動性的人工智能，人們向它提出問題，它給出的只是模型中蘊含的答案，而不會管這個答案能不能用、有沒有針對性、可不可以實際操作，即提出抽象、空洞的問題，它給出的就是抽象、空洞的回答。這也是為什麼時下流行的大模型統一的運行模式是“人問機答”，而不是“機器提出問題”。
依靠自覺能動性，再抽象、空洞的問題都能由人一步一步轉化為具體的行動方案、具體的行動實踐。因此，智能化作戰指揮中，指揮員主要負責規劃做什麼、按什麼思路做，智能模型則負責規劃具體怎麼做。如果作戰任務太過抽象籠統，應先由指揮員對問題進行分解細化，再由智能模型對細化後的問題進行求解。在指揮員引導下，分階段、分領域逐步解決問題，最終達成作戰目標，形成“人引機隨”的指揮模式。這就像寫一篇論文，先列出提綱，再進行寫作，列提綱由人負責，具體寫作由機器完成，如果感覺一級綱目不夠具體，可由人細化為二級乃至三級綱目。
基於“自主負責”，構建“人斷機算”的指揮模式
現代先進的艦載防空反導系統，通常有手動、半自動、標準自動、特殊自動四種作戰模式，一旦啟用特殊自動模式，系統發射導彈將不再需要人的授權干預。但該模式無論在實戰還是在訓練中都很少啟用。究其原因，人作為責任主體要對自己的所有行為負責，而機器行為背後卻是責任主體的缺失，當要為重大失誤追責時，機器是無法負責的。所以，生死攸關的大事決不能讓一個沒有自主責任的機器決定。況且，現代人工智能是一個“黑箱”，它展現的智能行為具有不可解釋性，對與錯的原因無從知曉，讓人無法輕易將重大決定權完全交給機器。
由於人工智能缺乏“自主責任”，會使它眼中的問題全是“馴化問題”，也就是該類問題産生的後果與回答者沒有關係，問題解決的成功也罷、失敗也罷，對回答者來説無所謂。與之相應的是“野生問題”，也就是該類問題産生的後果與回答者息息相關，回答者必須置身其中。所以，在缺失自我的人工智能眼中沒有“野生問題”，都是“馴化問題”，它對任何問題都置身事外。因此，智能化作戰指揮中，機器不能代替指揮員作出判斷和決策。它可以為指揮員提供關鍵知識、識別戰場目標、整編戰場情報、分析戰場情況、預測戰場態勢，甚至可以形成作戰方案、制訂作戰計劃、擬製作戰命令，但它給出的方案計劃命令，只能作為草稿和參考，至於採不採用、在多大程度上採用，還得指揮員説了算。簡單來説，就是雙方共同作出決策，人工智能負責預測，人負責判斷，形成“人斷機算”的指揮模式。（劉奎 秦芳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