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歷史的指針撥向“十五五”規劃的前夜，中國正站在一個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關鍵節點。放眼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風起雲涌，大國博弈日趨激烈，全球産業鏈供應鏈面臨深刻重構。審視國內，中國經濟發展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傳統增長引擎的動力減弱，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問題相互交織。在此宏大背景下，“重組”一詞被賦予了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與時代內涵。它不再是簡單的企業並購或産業調整，而是關乎國家發展全局的系統性、戰略性、前瞻性工程，是加快形成新質生産力，壯大戰略性新興産業、布局未來産業的核心驅動力，更是引領“十五五”時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一招。在這一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中，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的“思想庫”和“智囊團”，智庫肩負着洞察大勢、謀劃全局、咨政啟民的時代重任，其價值與作用亟待深度激活與彰顯。

  一、深刻把握“十五五”時期“重組”的戰略必然性與緊迫性

  “重組”是破解發展深層次矛盾、塑造競爭新優勢的必然選擇。改革開放四十餘年來，中國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的奇蹟，但長期以來依賴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增長模式已難以為繼。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3年我國全社會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支出首次突破3.3萬億元，佔GDP比重提升至2.64%，穩居世界第二，彰顯了國家創新驅動發展的堅定決心。然而，與世界科技強國相比，我國在基礎研究投入佔比、科技成果轉化效率、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等方面仍存在明顯差距。這背後，是創新要素的配置未能達到最優，是産業鏈上下游的協同不夠緊密，是區域發展的同質化競爭依然激烈。這些問題，本質上都是結構性問題，唯有通過系統性的重組，方能打通堵點、補齊短板、強化弱項，實現發展動力的根本性轉換。

  “重組”是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産力的內在要求與核心路徑。新質生産力是創新起主導作用，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産力發展路徑，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特徵，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産力質態。其核心在於全要素生産率的大幅提升，關鍵在於以科技創新推動産業創新。無論是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命科學等未來産業的“從0到1”的原始突破，還是新能源汽車、高端裝備、新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産業的“從1到N”的集群發展，都離不開對知識、技術、資本、數據、人才等新型生産要素的高效重組與優化配置。這種重組，是跨領域的、是網絡化的、是動態演進的，它要求我們打破傳統的行業壁壘、地域分割和組織邊界，構建一個更加開放、協同、高效的創新生態系統，從而催生出前所未有的新産業、新模式、新動能。

  二、聚焦關鍵領域，擘畫系統性重組的“四梁八柱”

  面向“十五五”，重組工作必須堅持系統觀念，聚焦關鍵領域，打好一套精準有力的“組合拳”，構建起支撐高質量發展的現代化産業體系與創新生態。

  重組産業結構，構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現代化産業體系。這是重組的“主戰場”。要堅持“鞏固、增強、提升、暢通”的八字方針，推動産業向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邁進。一方面，要運用數字技術、綠色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産業，實現“老樹發新芽”。另一方面，要全力壯大戰略性新興産業，前瞻布局未來産業。應緊密銜接《“十四五”戰略性新興産業發展規劃》，制定更為精細的産業地圖和技術路線圖。要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集中資源在集成電路、工業母機、生物醫藥等“卡脖子”領域實現突破。同時，要建立科學的産業准入和退出機制，引導各地因地制宜、錯位發展，避免一哄而上和低水平重復建設，形成各具特色、優勢互補的世界級産業集群。

  重組創新體系，打通“科技-産業-金融”的良性循環。這是重組的“動力源”。關鍵在於破解長期存在的産學研用脫節難題。建議進一步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優化重組全國重點實驗室體系，探索賦予首席科學家更大的技術路線決定權和經費使用自主權。在成果轉化端，應深化科技成果産權制度改革，全面推廣“先賦權後轉化”等模式，激發科研人員的積極性。在金融支持端，要發揮好科創板、北交所的“硬科技”屬性，引導更多保險資金、社保基金等長期資本、耐心資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建立健全覆蓋科技創新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務體系，真正讓金融活水精準灌溉創新沃土。

  重組要素配置，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這是重組的“基礎樁”。重點是破除制約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等要素自由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在數據要素方面，應加快落實《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數據二十條”），培育多層次數據要素市場，探索數據資産入表，推動公共數據、企業數據、個人數據的合規流通與價值釋放，讓數據安全有序地成為新的生産要素。在人才要素方面，要堅決破除“四唯”傾向，建立以創新價值、能力、貢獻為導向的人才評價體系，探索實施更開放、更有效的海外人才引進政策，讓頂尖人才引得進、留得住、用得好。

  重組區域經濟布局，促進城鄉融合與區域協調發展。這是重組的“空間網”。要深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主體功能區戰略、新型城鎮化戰略，推動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等區域一體化發展取得更大實質性進展。這要求我們重組區域間的利益協調機制，探索建立跨區域的産業轉移合作園區、稅收分享和生態補償機制。同時，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通過重組城鄉要素流動渠道，引導資本、技術、人才下鄉，發展現代農業和鄉村新産業新業態，形成城鄉融合發展新格局。

  三、發揮智庫價值，為高質量重組提供“智慧大腦”與“戰略支撐”

  在如此宏大而複雜的系統性重組工程中，單靠政府部門的行政力量和市場主體的自發行為是遠遠不夠的。智庫作為連接理論與實踐、溝通決策與社會的橋梁，其價值尤為凸顯，必須從傳統的“建言獻策者”向“全周期參與者”和“系統性解決方案提供者”轉變。

  當好“戰略前哨”，提供前瞻性、穿透性的研判。 面對高度不確定的未來，智庫必須具備“於無聲處聽驚雷”的戰略洞察力。建議由國家高端智庫牽頭，聯合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等頂尖科研機構，以及行業領軍企業，共同構建一個“未來産業識別與預警平台”。該平台可利用大數據挖掘、人工智能分析、技術成熟度曲線預測等前沿方法，動態掃描全球科技前沿，量化評估不同技術路徑的顛覆性潛力與産業化時間窗，定期發布《未來産業發展趨勢與風險預警智庫報告》。這不僅能為國家“十五五”規劃及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提供精準的科學依據，更能幫助産業界提前布局，避免陷入“技術跟隨”的被動局面和戰略誤判的風險。

  做好“方案設計師”，提供系統性、可操作的解決方案。 重組涉及深刻的利益調整，充滿了複雜的博弈。智庫應發揮其中立、專業的優勢，深入一線開展“解剖麻雀”式的調研。例如，圍繞長江經濟帶、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等國家戰略，智庫可組織跨學科團隊，設計一套涵蓋生態價值核算、産業准入負面清單、跨省際生態補償與産業協作利益分配的“一攬子”政策工具包。再如，針對數據要素市場培育中的確權、定價、安全等難題，智庫可以聯合法律、技術、經濟專家，提出兼顧效率與公平、安全與發展的數據産權分置實現路徑和交易規則，將頂層設計的原則性要求轉化為地方和企業能夠具體執行的操作細則。

  扮演“第三方評估”，保障重組過程的科學性與公正性。 政策的生命力在於執行，而執行的效果需要客觀的評估。建議由高端智庫聯合國家統計局、行業協會等機構，研究並構建一套“高質量發展重組指數”。該指數應是一個多維度的綜合評價體系，可下設産業結構優化度、創新鏈融合度、要素配置效率、區域發展均衡性、綠色低碳轉型水平等若干一級指標，並下設數十個可量化、可獲取的二級指標。通過對各地區、各重點行業進行年度評估和排名發布，既能形成有效的社會監督和激勵約束機制，也能為中央和地方政府動態調整政策提供堅實的數據支撐，確保重組工作始終行進在正確的軌道上。

  搭建“共識橋梁”，凝聚全社會推進改革的強大合力。重組必然觸動既有利益格局，容易引發疑慮和阻力。智庫應發揮其公共外交和輿論引導的功能，通過舉辦高層次的閉門研討會、發布高質量的公共報告、撰寫權威的解讀文章等多種形式，向國內外清晰地闡釋中國推進重組的戰略意圖、政策內涵和預期效益。在內部，要促進政府、企業、學界與公眾之間的有效溝通，解疑釋惑，增進理解，最大限度地凝聚改革共識。在外部，要主動設置議題，用國際社會聽得懂的語言講好中國高質量發展故事，為我國的改革發展營造良好的外部輿論環境。

  “十五五”的壯闊藍圖正在徐徐展開，這是一場以系統性“重組”催生全局性“新生”的深刻變革。這不僅是經濟領域的調整，更是發展理念、發展模式、治理方式的全面革新。我們唯有以“逢山開路、遇水架橋”的闖勁和“抓鐵有痕、踏石留印”的幹勁，堅定不移地推進這場重組，才能真正激活新質生産力的澎湃動能，為中國式現代化宏偉事業注入不竭的強勁動力。在這一偉大的歷史進程中，新型智庫群體必須勇立潮頭、奮發有為，以更寬廣的全球視野、更紮實的本土研究、更創新的作為擔當，成為支撐國家戰略科學決策的堅強“思想庫”和引領社會進步的卓越“智囊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