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正劇久別熒屏，電視劇《太平年》在觀眾的熱切期待中亮相。該劇歷經十年籌劃、五年打磨，以五代末年至北宋初期為歷史背景，講述吳越國主錢弘俶北上汴梁、親歷契丹入侵，並與後來的北宋皇帝趙匡胤共同推動國家從分裂走向統一、從戰爭走向和平，最終完成“納土歸宋”的歷史故事。戰火硝煙中的生死搏鬥、改朝換代的宏大格局，以及表演特色鮮明、角色塑造出色的演員陣容，8K超高清拍攝帶來的電影級質感畫面，500多個搭建復原的歷史場景，以及復原唐代“草木染”工藝、體現五代十國多民族特徵的8000多套服飾，共同成就了這部劇集的大劇品相。

　　《太平年》作為一部歷史劇，首要特點是對歷史真實的尊重和歷史情境的還原。歷史事件要符合史書的主流記載，重要人物需有經得住推敲的文獻依據。與此同時，真實的歷史環境、歷史細節，也是講好歷史故事的重要基礎。電視劇的服裝、道具、建築、裝飾乃至食物種類，要盡可能不出紕漏、不犯常識錯誤。為此，主創核對史料，並充分聽取宋史專家意見，為創作奠定了紮實的史實基礎。導演楊磊曾分享過他尋訪敦煌莫高窟第45窟的感受，壁畫中保存完整、美輪美奐的唐代場景令他深受震撼。他意識到，雖然這些古老的藝術表達或許並不符合當下流行的審美標準，但其所承載的傳統韻味、震撼感與鮮活感，是任何現代修飾都無法替代的。所以，在創作《太平年》時，他堅持將《舊五代史》《資治通鑒》《宋史》等歷史文獻與壁畫圖像作為視覺還原的核心依據，力求把這些凝固在歷史深處的真實之美轉化為鮮活的影視畫面。正是在主創的努力下，這部劇的“歷史”含金量頗高：民不聊生的動蕩後梁，旌旗獵獵的烽火中原，市列珠璣的富饒吳越，亂世紛紜的五代十國，錢弘俶、趙匡胤、郭榮三位見諸史載的青年在戰火中結下的交情，以及陳橋兵變、杯酒釋兵權、納土歸宋等歷史故事，均呈現得清晰簡潔。許多觀眾甚至説自己上了一堂形象生動的歷史課。

　　作為當代藝術作品，《太平年》的意義絕不僅僅是“再現歷史”。人們常引用歷史學家的一句名言“任何歷史都是當代史”，而對於藝術來説，這所謂的當代性，就是人們用藝術方式對歷史展開想象，借助於“靜默”的歷史文獻，對那些歷史人物的動機、情感、性格和人性做出創造性的藝術闡發。這部電視劇刻畫了後梁末代皇帝朱友貞宮廷自焚時的懦弱和恐懼，想象了宋太祖趙匡胤複雜的父子情、兄弟情和朋友情對他成長、奪權、掌權的人格影響，表現了宋太宗趙光義被不情願地推上帝位之後自卑與自負的兩面性，還深刻呈現了錢弘俶在家與國、吳越與大宋、戰爭與和平、偏安一隅與國家統一之間的掙扎、痛苦和選擇。大江東流、時光流逝，歷史人物已經一去不返，我們從歷史的記載中更多看到的是歷史的結果，而電視劇卻為我們帶來了歷史的感性、歷史的個性、歷史背後人在追求自己理想和價值時的恩恩怨怨、分分合合。歷史讓人理性，藝術則為歷史提供了溫度和情感，從而真正體現出“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的歷史與藝術的辯證法。這是《太平年》獨特的藝術價值所在。

　　在歷史觀上，《太平年》以“和平主題”貫穿全劇。以往很多歷史劇關注王朝更替、權力爭奪、霸業成敗，《太平年》卻從五代十國的血雨腥風講起，歷經家國動亂、秩序崩潰、生靈涂炭，最終將分裂與戰亂、統一與和平&&在一起。正如編劇所言，“太平年”很可能就是那個時代無論帝王將相還是販夫走卒心中最大的“公約數”。這一定位使趙匡胤建立大宋，從一般的改朝換代昇華為統一與和平的時代主題，體現了中國儒家“天下大同”的核心價值。劇中吳越王錢弘俶的抉擇，正是這種“和平主題”的具象體現。他從最初偏安一隅、保境安民，昇華為最終主動選擇“納土歸宋”，這一壯舉超越了單純在宋朝武力震懾下的“避禍”考量，而是基於“保民平安”理念所做出的歷史性抉擇。

　　全劇終了時，錢弘俶、趙匡胤與郭榮三人年輕時在霞光中登高遠望的畫面閃回，當年汴梁城頭的“太平”之約與收拾舊山河的宏圖大業交織在一起，象徵着國家從五代十國的秩序崩潰中走出，實現了向統一安定的跨越。這種根植於“統一”與“和平”的歷史敘事，深刻契合了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與和平性。而歷史性與當代性的跨時空對話，實現了“講述的歷史時代”與“講述歷史的時代”的雙向觀照、互為鏡鑒，精準踐行了中國傳統“以古喻今、古為今用”的敘事智慧。

　　歷史再現、歷史想象、歷史對話的結合，使《太平年》實現了史與詩的融合、歷史性與當代性的交互。藝術的力量在於為看似“無情的歷史”注入跨越時空的感情，激發觀眾對歷史的熱情和興趣，既借歷史之酒杯，澆心中之塊壘，更“溫故而知新”，從故事中感受中華民族文化血脈的綿綿不絕、生生不息。這是《太平年》的藝術追求，也是這部作品帶給當下歷史劇創作的啟示。

　　（作者：尹鴻，係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清華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