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暑期檔已經進入尾聲，出現了兩個與現實題材商業電影相關並可以進行對看的現象：一是8月9日開始上映的《逆行人生》到目前為止不僅票房不理想，觀眾口碑也出現了很大爭議；二是去年暑期檔的爆款《孤注一擲》選擇在8月24日重映，顯然希望再續去年的票房輝煌。

單純對比這兩部電影的質量，《逆行人生》比《孤注一擲》還更好一點。但為什麼去年《孤注一擲》能成為爆款，今年《逆行人生》就無法獲得觀眾肯定？今年再次上映的《孤注一擲》還能票房大賣嗎？這些問題背後其實隱含着一個更深層的問題，那就是在以網絡為中心的全媒介時代，現實題材電影創作面臨的巨大挑戰。當然，挑戰同時也是動力。創作者只有正視這些挑戰，並以開闊的眼光從多種途徑吸收新的創作靈感，才有可能創作出全媒介時代現實題材電影的真正佳作。

面貌改變：全媒介時代的現實題材商業電影

目前以網絡為中心的全媒介環境，不僅已成為日常生活現實的重要組成內容，更是極大改變了人們的現實觀和現實感，迫切需要現實題材電影對它進行回應與表達。全媒介時代的現實題材電影，不僅需要將全媒介現實生活作為電影的重要表達內容，而且還要在電影製作的各個環節都與全媒介時代相匹配，這必然會帶來傳統現實題材電影的面貌改變，《孤注一擲》和《逆行人生》就是這種改變的産物。

從《孤注一擲》來看，因為全媒介時代社交媒體的發達，如今人們看電影就不僅僅只是尋求藝術和娛樂享受，還有社交需求，即通過觀看電影來追逐熱點和參與潮流。《孤注一擲》於是自覺追逐網絡熱點議題，努力通過電影與網絡上的恐懼和焦慮情緒進行共振表達。其中重點表現了全媒介現實不僅深刻介入人們的日常生活，刺激人的慾念膨脹，更是讓詐騙手段日益靈活和多樣，造成上當受騙的人數和概率都成倍增加。該片主要採用的碎片與奇觀相結合的拍攝手法，使其更容易在網絡短視頻和其他社交媒介上進行傳播和擴散。

與《孤注一擲》一樣，《逆行人生》聚焦全媒介時代的工作狀態轉變，同樣抓住了嶄新的時代問題。無論是互聯網大廠程序員高志壘，還是依託網絡&&派單的外賣員們，都是全媒介時代新生産方式下的勞動者。網絡、系統、算法、加速等成為勞動者不得不面對的新關鍵詞。在這種高度強調速度和效率的生産方式之下，高志壘只能靠不斷加班，甚至熬成糖尿病來應對。而被算法要求不斷提速的外賣員則面臨着交通事故和生命風險。影片通過不斷出現的“你已經超時”“完了，你被罰款了”的機器聲音，還有各種閃爍的數字來形象而寫實地呈現加速的生産狀態和身處其中疲憊不堪的勞動者。

但有點可惜的是，《孤注一擲》和《逆行人生》雖然有着對全媒介時代現實的一些直覺把握，但又有着各自的創作症候。這些症候也集中反映了全媒介時代的現實題材電影所面對的嶄新挑戰。

挑戰一：電影創作如何擺脫碎片化思維控制

從《孤注一擲》來説，它最大的問題是電影創作被碎片化思維完全控制，電影藝術水準下降得比較厲害，在情節和人物創作上都存在很大問題。

從情節來説，它以碎片敘事取代連貫敘事，不僅使得劇情如MTV般浮光掠影，缺乏細節展現，更是使得該片在敘事結構上採取了一種最笨拙的順序敘事方式，使整個電影情節有如板滯的流水賬。在偵探敘事上更是出現了大量硬傷，講得漏洞百齣。很多應該構成勾連的偵破敘事都是突然斷掉和突然接上，毫無邏輯可言。從人物來説，電影中的人物或工具化或偏扁平，直接導致觀眾對該片中的所有人物都缺乏深入的了解，更談不上與他們共情。比如作為反派男二號的阿才，就幾乎是個完全的工具人。電影對他的身世和來歷幾乎全無交代，他的幾次行為更是缺乏動機，只是為劇情發展服務。以上這些質量問題使得該片雖然票房很高，但觀眾口碑並不好，甚至被很多觀眾戲稱為反詐宣傳片。

雖然在全媒介時代，短視頻和社交媒介對電影創作和營銷的影響越來越大，但觀眾看電影的最終目的仍然是享受電影藝術所帶來的觀影樂趣，所以如《孤注一擲》這樣靠話題和熱點帶來的票房肯定無法持久。“行業調查也顯示，那些通過流媒體渠道看電影頻率最高的人，往往也是光臨影院次數最多的人，‘流媒體’和‘影院’之間並不必然存在零和博弈。”而且全媒介時代的很多優秀電影仍然在表明，經典影片的敘事與人物塑造手法依然是很多創新性電影的重要宿主。無論是採用經典的以人物慾望作為焦點帶動情節發展的劇情片創作思路，還是借用各种經典類型故事，或者學習更前衛的小眾作者電影創作，都有可能創作出優秀作品。只有通過重新與優秀電影傳統和資源對話，才有可能扭轉如《孤注一擲》這樣只重視碎片化思維，卻忽視電影的藝術和娛樂屬性的傾向，走出熱賣之後迎來更多罵聲的怪圈。

挑戰二：舊電影思維如何處理新時代問題

相比《孤注一擲》，《逆行人生》採取經典劇情片敘事結構和人物塑造手法，致力於講一個情節嚴謹的好故事，塑造起讓觀眾産生共鳴的主人公形象。這個大前提是沒有問題的，這也使得它的整體電影品質要好於前者。但《逆行人生》帶來的則是全媒介時代更深層次的創作問題，即它習慣性以一種舊電影思維去處理新的時代問題。按一位網友的犀利評論：一個聚焦後現代社會問題的作品卻採用了一種完全前現代的敘事邏輯。

片中以高志壘為主人公的從個人挫折到個人奮鬥的主線情節，遵循的是以有能動性的個體為中心，以人物慾望來推動敘事的經典敘事傳統。但這一敘事模式對於探索全媒介、系統和算法為核心的新社會問題顯然是力有不逮的。因為新的社會問題和焦慮恰恰在於個體被多種媒介所包圍，被系統和算法所控制帶來的一種無力感。所以，《逆行人生》所採取的個人奮鬥敘事不僅偏離了全媒介時代新生産方式這一重大社會議題，甚至對它進行了一種遮蔽。該片看起來花了很大篇幅寫實地呈現快遞員的工作狀態，但卻將其僅僅淪為高志壘個人奮鬥的背景板，所以也根本無法擊中當下的時代痛點，獲得觀影者的共鳴。而且，為了配合這種個人奮鬥敘事，影片還將快遞員搶單的殘酷以競賽的狂歡形式來呈現，更是令觀眾産生反感。

而要尋找與全媒介時代問題相匹配的新電影形式，更是需要商業電影創作者跳出舊有創作路徑依賴，以開闊的眼光多方學習。比如可以從一些具有探索性的先鋒電影那裏獲得靈感。有學者研究發現中國當代很多年輕導演作品中就出現了一種兼具劇情片和紀錄片屬性的新電影，以模糊的真實性回應當下的媒介現實。比如也可以通過跨媒介思維尋找創作靈感。游戲研究者就提出了一種游戲寫實主義的創作思路：游戲寫實主義的重心不再是模擬現實，而是通過游戲探索規則，也就是左右世界的底層邏輯。如果將這種思路引入現實題材電影創作，也有可能出奇制勝，喚起觀影者對現實的深層思考和嚴肅體驗。比如今年暑期檔獲得觀眾認可的《抓娃娃》就具有一定程度的游戲寫實主義特徵。

還可以從其他國家電影創作中尋找靈感。最近幾年好萊塢商業電影興起的一種不可判定性電影，正是為了回應目前全媒介時代對電影創作的挑戰。如今的電影不僅必須滿足為多重媒介提供各自所需的內容，更是需要在一個人人都是自媒體，並且意見極其分裂的環境下獲得更多人對電影的認可。所以一種結構模糊和不可判定的電影反而可能成為一種保險政策，它能夠保證不同媒介和不同觀眾都能在影片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東西。而且不可判定性電影還允許某種思想實驗，以 啟發觀眾去發現規則設置，並對其進行反思。它改變了截然對立和劍拔弩張的社會議題表述方式，通過模糊的不可判定來吸引不同的觀眾，從另一個角度提出問題。去年大賣的商業電影《芭比》就採取了這一新電影形式並獲得成功。（桂琳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文學院教授，北京文聯簽約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