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會有我們今天的湯顯祖、關漢卿，也應該有我們中國的易卜生、莎士比亞。偉大的時代，呼喚着偉大的藝術！”1985年1月，劇作家曹禺在祝賀《新劇本》雜誌誕生的文章中寫道。
41年來，這樣的呼喚始終鞭策着中國戲劇界。《新劇本》雜誌不久前在京舉行的座談會上，如何看待戲劇界的“劇本荒”問題、從而促進中國戲劇文學高質量發展，再次成為焦點。
1985年1月，《新劇本》雜誌創刊號的封面頁、目錄頁，以及曹禺、汪曾祺文章首頁（《新劇本》雜誌供圖）
戲劇界缺的是“好劇本”
“‘劇本荒’依然是困擾戲劇界的老問題。”中國戲劇家協會分黨組書記、駐會副主席陳涌泉説，“但所謂‘劇本荒’，準確説應該是‘好劇本荒’。戲劇界不缺平庸之作，缺的是好劇本。”
據中國劇協2024年的最新統計，10年間全國劇作家共創作大型戲劇劇本逾6000部，其中超過一半被搬上舞&。
陳涌泉&&，10年多來，戲劇文學創作呈現出可喜局面，但也存在題材重復率高、美學風格較為單一、創作與觀眾需求不匹配、過於依賴編劇名氣等一些隱憂，最終導致好劇本缺乏。
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頤武看來，“劇本荒”問題的實質是中國戲劇文學創作從“高原”攀向“高峰”過程中的行業焦慮，即如何創作更多和時代進步、社會發展緊密&&的精品佳作。
中央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主任麻文琦從另一個角度解讀這種憂患意識。他引用“影響的焦慮”這一文學理論，認為“劇本荒”是當下創作者因無法超越歷史經典而産生的危機感。
“在中國話劇120多年的歷史中，有很多優秀的劇作，對當下創作者來説，突圍和破局永遠都是一個難題。”麻文琦説，中國戲劇文學有着輝煌的過去和無限的未來。
提升思想性，探索人生之謎
同樣在《新劇本》創刊號上，小説家、劇作家汪曾祺寫道：“我們的青年，是一大批青年思想者。他們要求一個戲，能在思想上給予他們啟迪，引起他們思索許多生活中的問題。”
41年後，提升劇本的思想性仍是業內共識。
“劇本創作和一個時代的思想有高度的共振性。”天津大學地域文化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邵延楓説，“40多年來，中國經歷着波瀾壯闊的時代巨變，我們呼喚更多對此有深刻表現和思考的優秀劇作。”
在國民黨統治區，進步的文藝團體到農村演出抗戰話劇《放下你的鞭子》。該劇是“國防戲劇”代表作。（新華社發）
從衝破國民黨反動派文化圍剿的“左翼戲劇”，到喚醒民眾團結抗日的“國防戲劇”；從新中國成立之初的“話劇民族化”高潮，到改革開放後的“探索戲劇”……
“這些創作高潮的出現，都是因為那些時代的觀眾迫切需要戲劇來表達自己的思考和願望。”中國兒童藝術劇院原院長、年逾八旬的劇作家歐陽逸冰説，劇作者應努力與時代精神同步，並認清時代中的暫時性問題和永久性問題，方能創作出優秀劇作。
1980年6月，上海市工人文化宮業餘話劇隊演出話劇《屋外有熱流》。該劇是“探索戲劇”代表作。新華社記者王輝 攝
上海話劇藝術中心藝術總監、曹禺劇本獎得主喻榮軍説，當下的戲劇市場常陷入題材重復的困境，充斥着缺乏營養的“行活”，應給創作者更多探索空間，讓戲劇藝術保有更多思辨力量。
中央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教授張先認為，優秀劇作除滿足觀眾對故事情節的需求外，還應提供對人生和人性的深入觀察和剖析。“觀眾希望在一個自己未過的世界中，看到像自己一樣的人，體驗沒有體驗過的人生，探索人的存在之謎。”
適應市場，引領文化全産業鏈
冬日的周末，位於京郊的密雲大劇院人頭攢動，這裡既上演傳統戲曲，也上演“開心麻花”喜劇，兩類劇目都很有市場，這讓來此調研的北京演藝集團原總經理王玨感觸頗深。
“受眾的審美是多樣的，需求也在變化。”王玨説，行業管理者、劇院運營者要看到市場變化，從而引導劇作者與時俱進，這是破解結構性“好劇本荒”的重要途徑。
2011年8月31日，莫言編劇、任鳴執導的話劇《我們的荊軻》在首都劇場首演。新華社發（李晏 攝）
10多年前，編劇林蔚然就發現了兩種創作新傾向：一是鄒靜之、莫言等著名小説家進入戲劇創作領域，把其在文學界的號召力帶進戲劇界；二是一些媒體人、自由撰稿人成為編劇，創作的帶有快餐化特點的劇作獲得了一批年輕觀眾的青睞。
如今，市場再次發生變化，以沉浸式、互動性為突出特點的演藝新空間中的文旅戲劇成為新寵。
2025年7月8日，環境式滬劇《日出》在上海滬劇院“尚滬·演藝新空間”綵排。新華社發（陳浩明 攝）
上海戲劇學院教授、曹禺劇本獎得主羅懷臻介紹，在兩千多年的世界戲劇史上，鏡框式舞&以及與其適應的演劇方式是近幾百年才出現並逐步流行起來的；近年來國內迅猛增長的“演藝新空間”及與其適應的沉浸式戲劇，在全球範圍內也是更適應市場需求的趨勢，因此他希望更多劇作者關注文旅戲劇，甚至二次元、人工智能等新現象，開拓更多新的戲劇形式。
“劇本作為文化創意的核心環節，應該進行更多跨界創作，作為文化産業全鏈條的引領力量，在文化賦能社會經濟發展的潮流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張頤武説。
策劃：張曉松
主編：林暉、孫聞
記者：白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