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紐約1月29日電（記者楊士龍）源自中文互聯網游戲社群的詞彙“斬殺線”近期成了觀察美國民生壓力的獨特透鏡：一旦家庭收入或儲蓄跌破某個臨界點，便可能因連鎖反應而墜入困境，難以回到先前的生活。
在美國公共討論中，與“斬殺線”相呼應的關鍵詞是生活成本的“可負擔性”，這標誌着民生壓力已從階段性問題轉變為結構性問題。民生困境何以出現在人均GDP高達8.4萬美元的美國？要理解這一現象，不妨算算“斬殺線”的三筆賬——歷史賬、現實賬、政治賬。
這是2025年10月15日拍攝的日落時分的美國華盛頓紀念碑。新華社記者李睿攝
歷史賬：政府、工會運動、社會共識同步退化
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埃德薩爾在評估關稅、稅收與支出政策影響後稱，在多項政策效應疊加下，2025年美國中等收入家庭的實際購買力可能面臨約2250美元量級的年度凈損失。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指出，截至2023年，大約三分之一的美國中産階級難以負擔食品、住房和兒童護理等基本必需品的成本。研究所指“中産階級”是年收入在3萬至15.3萬美元之間的美國人群。
上述數據共同指向一個現實：對越來越多美國家庭而言，“可負擔性”危機不再是階段性壓力，而正在逼近一個難以逆轉的生存閾值。
2025年11月5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聯邦僱員排隊領取免費食物。新華社記者胡友松攝
回顧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當時通過稅收優惠安排、強工會和積極的社會投資，創造並維持一個規模龐大、具有消費能力的中産階級。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威廉·蓋爾指出，當時的政策邏輯在於通過制度設計分擔社會風險，政府被視為經濟體系中的“風險緩衝器”。
轉折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末，滯脹危機、石油衝擊以及製造業外流開始衝擊上述設計，真正的制度性拆除隨後開始。裏根政府推動最高邊際稅率從70%降至50%，1986年進一步降至28%，政府稅收隨之減少並殃及社會保障水平。與此同時，資本利得稅長期維持在低於勞動所得稅的水平。
工會的退潮更為劇烈。美國勞工統計局數據顯示，工會會員率從1983年的20.1%降至2023年的10%。工資與生産率之間的長期聯動被打破，企業利潤和資本回報在國民收入中的佔比持續上升。工會衰落後，收入不平等首先在市場環節被迅速拉大，而政府再分配的調節空間則日益受限。
社會政策的取向也隨之轉向。援助更多集中於最貧困人群，且福利會隨着收入上升迅速退出。這意味着，一個低收入家庭即便因加薪幾百美元改善處境，也可能同時失去數千美元的食品券、醫療補助或住房支持，凈收入反而下降。
這一設計帶來深遠政治後果：中産階級被逐步排除在社會安全網的核心之外。他們不夠貧窮以獲得系統性援助，也不夠富裕以自行吸收風險。社會共識從“共同構建緩衝”轉向了“個人承擔風險”。
現實賬：“三層”同步擠壓
拆除“風險緩衝器”的後果，近幾年開始在現實層面集中顯現，並在三個層次上同步擠壓普通家庭。
第一層是財富與成本的“剪刀差”。
美聯儲1月16日數據顯示，2025年第三季度，收入分佈前10%的美國家庭掌握了全國超三分之二的財富，而傳統意義上的中間40%家庭，其財富佔比已從上世紀末的約36%萎縮至不到30%。與此同時，住房、醫療、育兒等關鍵生活成本的增速，長期高於中位數收入的增長。
2025年12月31日，在美國紐約街頭，無家可歸者坐在街邊等待幫助。新華社記者張鳳國攝
美國中産階級以外，還有一個更龐大群體——“ALICE”家庭，長期生活在“斬殺線”邊緣。ALICE指的是“資産有限、收入吃緊但被雇傭(Asset Limited, Income Constrained, Employed)”的家庭。根據ALICE聯盟的研究，這類家庭的收入高於官方貧困線，卻不足以覆蓋住房、食品、交通、育兒和醫療等基本開支。
對這些家庭而言，“斬殺線”不是隱喻，而是每月賬單上的現實：他們剛好處在無法獲得大多數政府援助、又無積累安全緩衝空間的區間，任何微小衝擊都可能觸發連鎖危機。
第二層是“K型”分化與脆弱平衡。
經濟壓力在消費行為上刻下鮮明的“K型”印記。2025年，服務於中産可支配收入的快休閒餐飲企業普遍承壓，而主打低價餐飲與折扣零售的企業則相對走強。
食品通脹是重要推手。美國官方數據顯示，咖啡、牛肉等核心食品價格在部分時段出現兩位數同比上漲。“先買後付”等短期信貸工具在購物大促銷節點的使用頻率持續上升。
2025年11月5日清晨，在美國俄勒岡州波特蘭的深秋寒意中，無家可歸者排隊等待從民間組織領取救助物品。新華社記者吳曉凌攝
多項消費者調查顯示，近三分之一美國家庭承認正動用或減少儲蓄以維持日常開支，這種做法致使家庭在面對任何外部衝擊時更加脆弱。
第三層是政策的逆向分配與短期衝擊。
在政策層面，壓力不僅未被緩解，反而在部分領域被放大。專欄作家埃德薩爾綜合多家智庫模型指出，當前稅收與關稅政策在短期內對中位家庭形成凈負擔，呈現明顯“逆向分配”特徵。耶魯大學預算實驗室的測算顯示，對普通家庭而言，稅收政策進一步壓縮稅後可支配收入，緩衝空間持續收縮。
政治賬：被撕裂的共識與“甩鍋游戲”
當經濟壓力轉化為每月賬單，“可負擔性”便從民生議題演變為高度政治化的問題。
1月22日，在美國紐約一處購物中心，顧客查看價簽。新華社記者張鳳國攝
多項民調顯示，大多數美國人認為生活成本已難以承受，並對政府控製成本的能力持負面評價。然而，共和、民主兩黨的回應卻凸顯制度困境。民主黨傾向於通過補貼、稅收抵免等方式緩解壓力，卻難以觸及住房、醫療等核心市場的定價機制；共和黨則將問題指向政府冗員、不當監管或非法移民，刻意回避結構根源。
聯邦制的制度安排進一步放大了分裂。各州在福利和公共服務上的差異，使全國性解決方案難以形成，社會安全網呈現出碎片化狀態。醫療補助擴張與否所造成的覆蓋缺口，正是這種結構性不均的縮影。
種種分歧致使美國高層難以從根本上解決民眾正切身感受到的“斬殺線”困境，只得如大部分政策議題一樣，“甩鍋”推責。
1月20日，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在世界經濟論壇年會期間回應“斬殺線”一事，稱其是上屆民主黨政府的“鍋”。“拜登政府執政期間，他們（低收入家庭）最關心的食品、雜貨、房租等都上漲了35%到37%，我們每天都在想辦法把它降下來……”
如今，美國經濟前景不確定性以及物價上漲的壓力，越來越多地體現在普通家庭的賬本上。“斬殺線”的歷史賬與現實賬，最終指向是政治選擇：當制度性的緩衝被拆除，風險就會直接砸向個人。如何重新修補這些緩衝、接住正在“下墜”的人，正成為當下美國社會最現實、也最艱難的政治考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