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咏硯
唐· 楊師道
圓池類璧水
輕翰染煙華
將軍欲定遠
見棄不應賒
唐初太宗朝時期，詩歌仍傳承齊梁宮體作風，大多詞藻綺麗，內容虛空，滿紙艷麗之色，令人吟誦者極少。反而是那些小巧的絕句，有感而發，言之有物，有的出於靈性，發自情懷，清麗素雅，倒是能更廣泛流傳。
楊師道此詩描述之硯，盛行於隋唐時期，名為“辟雍”。落筆第一句就寫“圓池類璧水”，完全是逼真描述辟雍硯的形狀，以及盛滿墨汁之後的光景。“輕翰染煙華”，生動描繪了毛筆着墨後仿佛在筆端繚繞着無數墨色的雲煙，如晨霧初升，又若落霞炊煙。輕翰，它的原意指輕捷的翅翼，語出梁·沈約《晨徵聽曉鴻》：“集勁風於弱軀，負重雪於輕翰”，後人多用以代指毛筆。晉傅玄《筆銘》：“韡韡彤管，冉冉輕翰，正色玄墨，銘心寫言。”而才高八斗的曹植亦在《娛賓賦》中生動地描寫：“文人騁其妙説兮，飛輕翰而成章。”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此處未嘗不可理解二者兼而有之，文人騷客揮毫落墨之際不也是蟬翼輕展麼？後聯説的班超投筆從戎的故事。《後漢書·班超傳》載：“（超）嘗投筆嘆曰：‘大丈夫無它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世人都誇班超的傳奇人生，唯楊師道為筆硯打抱不平。將軍為了建功立業馳騁沙場，這個本可以理解，但不一定要把筆硯拋之腦後呀。文安邦、武定國，文武雙全，又有何不好呢？從曹操、李世民到後來的范仲淹、岳飛、辛棄疾，都是文武雙全。李世民的老師張后胤的辟雍硯和辛棄疾的涵星硯，近年都從藏家手中浮出世面，不失為盛世佳話。可惜岳飛硯現在只有拓片存世，實物不知流落何處了。
辟雍硯是流行於我國隋唐時期比較特別的一種硯&。首先是形制的特別。《禮制·王制》記載：“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東漢蔡邕《明堂丹令論》：“四面環水，圓如璧，後世遂名璧雍”。璧即辟，辟雍硯因其硯面呈圓形且四面環水，形同辟雍&而得名。其次是材質特別。綜觀中國硯文化史，硯産生於新石器時代後期，發展於漢代，成熟於唐宋，繁榮於明清。硯&每一個發展演變階段，都有其不同的形制和工藝雕刻特色。硯質取材也極為豐富，石、陶瓷、銀、銅、鐵、玉、木、蚌、漆砂、磚瓦等都可為制硯的材料。硯材儘管取材十分廣泛豐富，石質材料一直是主流。從最初石器時代後期的石質研磨器開始，歷經漢唐，再到宋元明清，直到當代，石質由於細膩堅硬耐磨的特點，一直是硯的主要加工材料。我國四大名硯除澄泥硯外，其他三種皆為石質。而兩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期出現的辟雍硯，大多為陶或青瓷。所以人們在談到隋唐的辟雍硯時，自然聯想到材質為陶瓷，乃至有些文博專家在寫文章時，習慣性地在辟雍硯的前面加上陶瓷二字。其實，從近幾十年的考古發掘中時常能看到石質的辟雍硯。這在史料早有記載，端硯以石質細膩，發墨利毫且貯水不涸的特點在初唐武德之世就有開採並成為貢品。
（二）
郢州城外田使君
烈日赤背求甘霖
大漠策馬驅流寇
京師除巫右將軍
譚玉平
本文介紹一方初唐時期精美的辟雍硯。該硯圈足直徑30.2厘米，硯池邊沿直徑25.2厘米，硯蓋直徑25.2厘米，硯高18.7厘米。圈足與硯池中間分別有六蹄足和六隻蛙形立柱連接，硯邊外沿飾12顆乳凸紋。硯池微凹光滑，四週水槽，硯邊有子母扣與硯蓋相合。硯蓋環立四條雕刻精美的青蛇，蛇頭拱立一小水盂於硯蓋頂部中央，蛇尾分別纏繞四隻小鼠。硯底有隸書銘文：“大唐太府少卿右金吾將軍田仁會記，麟德二年。”
田仁會，公元601-679年，雍州長安人，祖父田軌在隋朝時擔任幽州刺史，被封為信都郡公。父親田弘，官至隋朝陵州刺史。據《舊唐書》記載，貞觀十九年（645），居於大漠以北的突厥趁唐太宗東征之際，發數萬騎兵偷襲黃河以南。唐太宗聞報，詔令大將執失思力與田仁會領兵迎擊。仁會奉令，先率一些老弱殘兵接戰，佯裝敗退，誘敵深入夏州，然後出其不意，發精兵突然進攻，一舉擊潰敵人。這一戰摧毀了突厥主力，為唐廷解除了後顧之憂。戰後，仁會受到太宗璽書慰勞和褒獎。
高宗永徽二年（651），田仁會出任平州（故治在今河北盧龍）刺史。他到任後，大力提倡發展農桑，興辦學校，發展文化，史稱其政績顯著。任滿，轉任郢州（故治在今湖北京山）刺史。恰逢這一年大旱，田仁會“自暴以祈，而雨大至，谷遂登（五穀豐登）。”當地百姓傳唱一首歌謠來感恩他：“父母育我兮田使君，挺精誠兮上天聞，中田致雨兮山出雲，倉稟實兮禮義申，願君常在兮不患貧。”
郢州任後，他五次升遷。龍朔年間（661～663），擔任勝州都督。該州地形險惡，游勇散卒和亡命之徒相聚為盜，危害百姓。仁會到任後，立即派出騎兵入山搜剿，為當地人民除卻了一害，“自始外戶不閉，盜賊絕跡”。
他在勝州任滿，被調入朝中任太府少卿，掌管國庫錢糧的保管出納事務。這是一個肥差，但他不但沒有靠山吃山，還把所得的俸祿估算自用後，把多餘的俸祿悉數納入官庫。
麟德二年（665），田仁會轉任右金吾將軍。這個職務就是京師的衛戍任務。他維護京城治安，“京師無貴賤舉憚之”，其中自然包括處罰了一些有權勢的人。當時，長安鬧市有一女巫裝神弄鬼，自詡能起死回生，騙取百姓錢財。仁會經過一番偵察，上奏皇帝，把女巫趕出了京城。總章二年（669），升任太常正卿，咸亨初（670）又轉為右衛將軍。咸亨三年（672），告老致仕。儀鳳四年（679）卒，終年79歲，被追謚“威”，以示對其一生功跡的高度肯定。
值得一提的是，虎父無犬子。田仁會的兒子田歸道“弱冠明經舉”，即年少就高中了明經科。在往後歷次對西域的鬥爭中出生入死，功勳卓著，深得武則天和唐中宗的嘉許，也官至左金吾將軍、右金吾將軍，加銀青光祿大夫，並追封原國公。
（三）
太宗徵遼東
突厥欲趁空
武侯策馬到
妙計建奇功
譚玉平
辟雍硯産生於三國至兩晉時期，盛於隋至初唐。辟雍硯的發展，其總的演變趨勢是硯心向上凸起逐漸加高，至初唐微凹或凸心平頂。硯足數量從最早期的三足、四足，不斷增加到多足。硯足也不斷增高，直到初唐硯足下面加一圈足（或稱拖泥）。也有的硯足已消失，硯體與下部拖泥中間直接改為墻足。
田仁會銘記辟雍硯，從器型上解讀符合初唐辟雍硯的時代特徵。該硯硯心微凹，四週水槽，硯心與硯沿齊平。該硯蹄足和蛙形立柱交插連接圈足，在歷代古硯中非常少見，目前未發現有相類似的第二件。但從官方館藏的這一時期的辟雍硯仔細分析可以看出，初唐時期辟雍硯硯足演變具有多樣性，有蹄足、水滴足、鬼面足、珠足、圈墻足開孔，多棱柱足。所以該硯以蹄足蛙形交叉加圈足，符合初唐辟雍硯硯足演變的多樣性規律。該硯圈足直徑30.2厘米，硯池直徑25.2厘米，放在整個中國硯史上，算是大硯。現藏故宮博物院獸面二十二柱圓形圈足陶硯和陜西昭陵的長樂公主白瓷硯，直徑在三十厘米以上。這些形制碩大的辟雍硯，都是蹄足下帶有圈足，應是這一時期有代表性的大硯。我們仔細觀察，辟雍硯硯沿帶有子母口的都是原硯帶有蓋的，可惜完整品已經非常罕見，可能是陶瓷材質容易破碎的原因。
田仁會銘記辟雍硯為青石材質，品相完美無瑕。硯蓋類似於戰國時期青銅敦的敦蓋，但其造型非常奇特，蛇尾纏鼠，蛇頭拱着一小水盂於硯蓋中央，巧妙地組合成蓋鈕，完成了裝飾與實用的完美結合。
蛇鼠造型栩栩如生，細膩生動逼真，鱗甲雕刻排列有序，頭尾彎曲線條極具力量感，生機勃發。水盂口沿四週飾蓮瓣紋，蓮瓣造型飽滿，刀法犀利，勻凈利落，蓮瓣紋下又飾一圈小弦紋，使不起眼的小水盂更加繁縟華麗。隋唐時期因佛教盛行，蓮花被賦予聖潔莊重的宗教之花，在硯蓋小水盂邊沿飾以蓮花，更是飽含文人雅士感情的清雅之花。全硯整體造型莊重典雅，雕刻精湛，以淺浮雕、高浮雕、透雕、鐫刻雙刀銘文等多種技藝手法，分別雕刻出蛇、蛙、鼠、蓮瓣圖案，獨具匠心。
在中國民俗文化裏，蛇是華夏民族最早的圖騰，是一種原始宗教神，後被稱為始祖神。原始的圖騰崇拜中，東夷太昊族（伏羲）我們的祖先，就崇拜蛇類動物，伏羲傳説也是人首蛇身。中華民族是龍的傳人，實則龍的原型是蛇，龍是蛇的昇華。在商周青銅禮器上，蛇的紋飾也時有出現，如四川三星堆出土的銅蛇、二里頭文化魚蛇紋大陶盆。馬承源先生在《商周青銅器紋飾綜述》一文中也談到古人對蛇的神化認識：《山海經》中説帝堯、帝嚳、帝舜葬於丘山，墓上有委蛇，乃是守衛的靈物。《詩經》中也有“維虺維蛇，女子之祥”“維熊維羆，男子之祥”來歌頌生育之句。
1990年湖南平江出土的西晉王朝敕封蠻族首領的金印“蠻夷侯印”，其鈕就是蛇首。武漢博物館藏“晉蠻夷歸義侯”印也是蛇鈕，著名的滇王印也是蛇鈕。古代璽印鈕制多式多樣，除鼻鈕、瓦鈕、橋鈕、塔鈕、壇鈕、杙鈕、橛鈕等式外，動物題材的鈕式也是其大類，如虎鈕、熊鈕、龜鈕、蛇鈕、駝鈕、馬鈕等。其中蛇更是作為神靈崇拜的意義存在古璽的官印中，且材質多為金質和銀質。
鼠在傳統文化中被賦予不平凡的靈性與美好的寓意，被被稱為玉鼠、金鼠。鼠的繁殖力強，成為多子多孫多福的美好寄託。距今6000多年前的半坡遺址就出土了鼠面陶壺，商周時期的婦好墓出土的鼠首提梁卣，就是鼠形和夔龍紋的結合。
蛙的圖騰崇拜，最早可追溯到六千到七千多年前的史前文明，從早期的彩陶、岩畫到商周的青銅器上，都有出現。蛙的大腹形象與孕婦相近，蛙的産卵極為豐富，象徵着生殖和繁衍能力，因此蛙紋是具有生殖崇拜的意象。鼠和蛙的圖飾均體現人們對生命繁衍的崇拜和盼望。
關於辟雍硯銘文：“大唐太府少卿右金吾將軍田仁會記，麟德二年”。田仁會銘記辟雍硯，硯主人田仁會是在初唐麟德二年題寫銘記，紀年明確。初唐“麟德二年”是公元665年，唐代使用這個年號共兩年，即664年至公元665年。麟德二年（665年）正是田仁會轉任右金吾將軍，與歷史記載相合。
隋唐之前硯銘最具影響力的，當屬現藏河南省博物院的河南濮陽東漢宋耿洛墓出土的盤龍石硯。該硯隸書銘文42字，其紀年明確，為東漢延熹三年（公元160年），該硯具有里程碑的硯史意義和藝術價值，是訖今發現紀年明確的最早的硯。到了唐代，文人銘硯之風已興，硯銘與同時代陶瓷或其他器物上的銘記互相印證。石硯大多以“錐書”刻劃，陶硯以墨書寫款識為主。從銘文內容看，主要有紀年款、干支款、姓氏款、官銜款、作坊款、稱頌或寄託款等，間有少量類似於金文的詞款。如湖南省博物院藏“長興十年”石硯，硯底刻“張師進記”四字，中間豎刻“長興三年三月內將錢壹仟伍佰文買之”。長沙赤崗衝出土一方“聞人”紫石箕形唐硯，字徑兩寸有餘。這些銘文刻劃和書寫的部位基本都在硯背，字體大多為行書、楷書、草書，隸書非常少見，可以看出這些硯銘與器物風格特徵名款的時代書風的統一，對於我們研究帶銘文的唐硯提供了珍貴的背景資料。
（四）
勝州山險叢林密
胡馬游寇城外聚
使君劍指黃河北
四方百姓安生息
譚玉平
該硯銘文字體為隸書，字徑2.5厘米見方，字形略扁，其風貌“結體運筆皆大變漢化”（馬宗霍語）。縱觀中國書法史，隸書的發展出現兩個高峰，即漢代和清代。在這兩個高峰之間有一個谷底，那就是唐代。近人馬宗霍在《書林藻鑒》敘論中説：“自魏晉訖於南北朝流傳書跡，以真行草為大家，篆成絕響，八分亦下墜如縷。隸書之稱，或與真混，或與八分混，久已不復出矣。惟各體皆有名家，韓擇木、蔡有鄰、李潮、史惟則四人成為唐分書工者四家，結體運筆皆大變漢化。加上徐浩、玄宗隆基也善八分書，也就如此而已。”唐代書法上承魏晉，下啟宋元，唐代也是帝王喜好和擅長書法最多的時代。太宗好行書，武則天好草書，玄宗李隆基尤喜隸書並倡導隸書復古，最有代表性的當數“工者四家”。由於唐代楷書在技法層面已登峰造極，這種獨足發展的同時自然對唐代隸書的風貌産生很大的影響，所以馬宗霍先生説“結體運筆皆大變漢化”。這種大變漢化的唐隸最大特點主要是用筆雜以唐楷書的筆法，同時將漢隸筆勢左掠右波的特徵更加程式法，這種程式法的書寫實則在晉隋已開始形成，只是到了唐代受唐楷法度嚴謹的影響更加明顯。
清錢泳在《書學》中對唐人的隸書也作了具體的分析：“唐人隸書，昔人謂皆出諸漢碑，非也。漢人各種碑碣，一碑有一碑之面貌，無有同者，即互當印章，以至銅器款識皆然，所謂俯拾皆是，都歸自然。若唐人則反，無論玄宗、徐浩、張廷圭、史維則、韓擇木、蔡右鄰、梁升卿、李權、陸郢諸人書，同是一種戈法，一種面貌既不通《説文》，別體雜出，而有意圭角，擅用挑踢，與漢人迥殊，吾故曰，唐人以楷法作隸，固不知漢人以篆法作隸書也。”
這段論述更切中唐代隸書的要害－－“楷法作隸”。田仁會硯銘中“大、太、少、右、將金、會”字的撇畫，均以楷書筆法書寫，“太、府、金、將”的點畫都不是漢隸方圓兼備的圓點，已完全楷化。整體點畫圭角明顯，挑踢受唐楷的影響相對比較程式化。銘記結體疏密相間，其用筆結字雖欠漢碑雄渾之氣，略失自然樸拙之意味，但點畫謹嚴，明顯圭角的裝飾效果也增添了幾分秀美之氣。
今天，我們靜對此辟雍古硯，大唐右金吾將軍田仁會一手執劍、一手揮毫的劍膽琴心形象躍然眼前。其實，古代的官員，不論是文官還是武官，文韜武略都是必殺技。唐高祖李淵還在太原當唐國公時，就請名師張后胤輔導武功高強的李世民讀《左傳》。范仲淹，範文正公，我們都以為他只是一位著名的文學家、政治家，其實他的軍事才能也是非常突出的。敵進我退的遊擊戰術、步步為營“高築墻”的陣地戰術最早就是他老人家在對西夏作戰時提出的，並一改大宋逢夏必輸的戰局。他當年在延州當西北戰區副司令（經略副使）時，就教育他的部下後來的大宋國防部長（樞密使）狄青認真讀《左傳》。他説“武將不讀書，匹夫之勇也”。著名抗金將領岳飛的文才和著名愛國詩人辛棄疾的武功，那都是一騎絕塵啊。無巧不成書，岳飛也是從小熟讀《左傳》的。我們來欣賞這些著名將領的文采——
漁家傲
宋·范仲淹
塞下秋來風景異
衡陽雁去無留意
四面邊聲連角起
千嶂裏
長煙落日孤城閉
濁酒一杯家萬里
燕然未勒歸無計
羌管悠悠霜滿地
人不寐
將軍白髮徵夫淚。
滿江紅
宋·岳飛
遙望中原，荒煙外，許多城郭
想當年、花遮柳護，鳳樓龍閣
萬歲山前珠翠繞，蓬壺殿裏笙歌作
到而今，鐵騎滿郊畿，風塵惡
兵安在，膏鋒鍔
民安在，填溝壑
嘆江山如故，千村寥落
何日請纓提銳旅，一鞭直渡清河洛
卻歸來、再續漢陽游，騎黃鶴
破陣子
宋·辛棄疾
醉裏挑燈看劍
夢回吹角連營
八&&分麾下炙
五十弦翻塞外聲
沙場秋點兵
馬作的盧飛快
弓如霹靂弦驚
了卻君王天下事
贏得生前身後名
可憐白髮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