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協和醫院心內科副主任、主任醫師吳煒越來越明顯地感受到，冠心病的形勢正在發生變化。“有時候我們在導管室裏做著做著手術，會發現&上的患者年齡比醫生還小。”他説，這並不是個案，而是一種正在悄然顯現的趨勢。

冠心病不再只是中老年人的疾病。吳煒在接受新華網專訪時，從流行趨勢、症狀識別、風險管理、介入治療、康復方式到個體化用藥，進行了深入解析，也糾正了一些社會上流傳已久的誤區。

患者數量仍在增長，年輕化漸顯

如果説十幾年前，大多數冠心病患者仍集中在中老年群體，那麼現在，三四十歲的中青年已經不再罕見。他強調，公眾之所以覺得年輕人發病突然，多數是因為沒有意識到冠心病並非“突發疾病”，而是多個危險因素長期累積的結果。冠心病發病總量在上升，這背後不僅是人口老齡化，還有長期生活方式和慢性病管理産生的沉積效應。

讓他印象尤其深刻的還有城鄉差異。“很多人以為城市白領心梗多，是因為媒體報道常見，但實際上農村地區發病率更高，只是知曉率低，也缺乏規範治療。”

至於年輕化，他認為並不是“疾病下沉”，而是危險因素提前累積。“熬夜、久坐、外賣、吸煙、高油飲食、情緒壓力大、缺乏體檢，這些因素把原本五六十歲才會爆發的風險提前十年、二十年。”但在總體發病構成中，中老年人仍佔主力，只不過年齡邊界不再像以前那樣清晰。

胸痛≠心梗，哪些信號必須就醫？

胸痛是公眾最常聯想到冠心病的症狀，但在吳煒看來，正是“怕得不對、忽視得不準”導致不少誤判。他解釋，冠心病和急性心梗確實會引起胸痛或胸悶，但反過來，胸痛並不必然意味着心血管問題。在大型三甲醫院的胸痛急診中，真正最後確診為冠心病的患者不到三分之一。但這並不意味着警惕是多餘的，而是需要更清晰地識別心源性疼痛的特徵。

他提到一個臨床上的常見判斷經驗：如果一個人能用手指明確指出胸口某個點疼，那麼這個疼痛往往不是來自心臟，因為心臟屬於內臟器官，其疼痛定位並不精準。同時，一兩秒鐘的刺痛、電流感、扎一下就沒了的感覺，也大多不是缺血性表現，多見於肌肉、神經或體表組織。而真正心臟缺血導致的胸痛，在運動、快走、爬樓、背重物時最易誘發，持續時間相對較長，休息後逐漸緩解，嚴重時還可能伴隨胸悶、出冷汗、咽部不適或向肩膀、下頜、牙齒放射。

吳煒提到，患者不需要自己分辨所有診斷類型，但當胸部不適超過二十分鐘、伴隨呼吸困難、噁心、咽部緊縮或放射性疼痛時，不要猶豫。“尤其是有高血壓、糖尿病、血脂異常、肥胖、吸煙或者有心腦血管家族史的人，如果突然胸痛但説不清位置、也描述不出性質，就應該盡快就醫。”

誰是高危人群？可控因素和不可控因素都要注意

關於高危人群，吳煒將冠心病的危險因素分為“不可改變的”和“可改變的”兩類。年齡、性別和家族史是無法調控的背景變量，如男性在中青年階段發病率高於女性，但女性絕經十年後逐漸追平。遺傳因素的影響不容忽視，多基因累積效應在一些家族中表現明顯。但他更強調的是可干預因素，其中“三高”、吸煙、肥胖、缺乏運動、情緒壓力、飲食結構失衡都是冠心病進展的“加速器”。

他指出，不少人仍習慣把慢性病當成“短期干預型疾病”，期待“一次吃藥好幾年”“控制兩個月就能停藥”，這是一種危險誤區。“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不是感冒，也不是肺炎。它們本質上不能根治，只能被長期控制。如果控制好，風險就壓住了；如果反復波動，就在為冠心病埋雷。”

冠心病患者的血脂控制目標不是一刀切，而是分層管理。例如，沒有危險因素的人群，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控制在3.4以下即可；若合併高血壓或超聲發現頸動脈斑塊，則需降至2.6以下；一旦確診冠心病或做過支架，目標值降到1.8以下；如果曾發生心梗、合併糖尿病、多支血管病變甚至腦卒中，則應降到1.4以下。“有人覺得數字小得不現實，但越高危的人越承受不起血脂的繼續攻擊。”

做過支架怎麼康復？別把自己當病秧子

提起冠心病就不可避免提到支架。吳煒説，大眾最大的誤解之一，就是“血管堵了就得放支架”“放完支架就不怕心梗”。他解釋，支架真正發揮作用只有兩種情況：第一，發生急性心梗，需要緊急開通血管防止心肌大量壞死；第二，出現明顯勞力性心絞痛，影響日常生活和心功能。“如果一個人血管堵得七八成但沒症狀，也沒有反復胸悶胸痛，那麼預防性去放支架並不能減少他發生心梗的概率。心梗本質上不是堵到百分之八十、九十才發生，而是斑塊破裂後形成血栓堵死血管。”

吳煒強調，支架不是“預防針”，也不會替代藥物治療。很多人擔心“放支架就要一輩子吃藥”，他解釋：“心梗病人不管放不放支架，藥物都是一樣要吃的。降脂、抗血小板、控制血壓血糖，一個都不能少。”如果是沒有心梗、僅因狹窄症狀放支架的患者，只是在術後一段時間加到兩種抗血小板藥，長期方案仍然要回歸基礎病管理。

對於患者關心的術後生活，吳煒態度很明確：沒有心梗和心衰的患者，術後恢復良好，本可以像正常人一樣生活和運動。“很多人以為放了支架不能動，這是誤解。真正限制他們活動的不是支架，而是沒有治療前的胸痛。”他鼓勵術後逐步恢復慢跑、騎車、游泳等中等強度運動，同時提醒要避免極端刺激，如蒸桑拿、蹦極、極限過山車、深潛等。如果存在心衰，則需在醫生和康復醫療科的指導下制定運動處方，控制心率和運動負荷，逐步恢復功能。

精準用藥還在探索期，但協和醫院“個體化治療”已落地

過去幾年，“精準用藥”一詞逐漸進入公眾視野，部分患者誤以為冠心病已經可以通過基因檢測“一人一藥”。吳煒指出，目前在冠心病領域，真正意義上的基因指導用藥還沒有形成大規模循證依據。“有一些小樣本研究探索了抗血小板藥物代謝基因和藥效關係，但擴大人群後臨床效果並不穩定，不足以替代指南推薦。”他認為，目前更現實、更有價值的仍然是個體化治療。

所謂個體化治療，並不是盲目創新，而是基於病人的具體情況做合理調整。例如育齡期女性的降壓治療要避開對胎兒有致畸風險的藥物；對長期高鹽飲食、嗜酒、肉類攝入量大的男性患者，醫生會加強利尿和飲食干預方案；合併腫瘤、腎病、自身免疫性疾病或存在手術計劃的患者，則需要與外科、麻醉科、消化科、風濕免疫科等多學科合作，根據風險和時機設計治療順序。“很多複雜病例不是靠一個科室解決的，而是靠綜合判斷找到最合適、不是最激進的方案。”

吳煒談及北京協和醫院在冠心病介入治療方面的優勢時強調，“協和醫院的特點不是單項技術，而是多學科的整體評估能力。”許多冠心病患者合併腎病、腫瘤、血液病、風濕免疫病等複雜病情，在專科醫院難以得到全面方案。“我們會組織多學科會診，把血管情況、手術風險、藥物影響、其他臟器病變統一評估，給出最佳方案。”

別再誤解支架、他汀和藥物治療了

談到公眾認知誤區，吳煒坦言，最麻煩的不是疾病本身，而是錯誤信息和斷章取義。一些人把網絡短視頻當“醫療結論”，看到“國外都不用支架了”“斑塊可以整體切除吸出來”就輕信。“那些視頻很多是動畫演示，斑塊在體內往往像石頭一樣硬，不可能像吸血塊那樣完整取出。目前支架植入依舊在美國、日本、歐洲等國家廣泛應用。”

關於他汀類藥物，吳煒也經常被問起“會不會傷肝”“會不會致癌”“會不會升血糖”。他解釋，中國人確實比歐美人群更容易在服藥初期出現轉氨酶升高，但這是可監測、可撤藥、可逆的。“就像有人吃芒果會過敏，但你得先吃了才知道自己會不會過敏。”至於“服藥導致腫瘤”，他説那是因為這些患者因為預防或者控制了心梗和卒中而活得更久，腫瘤是在壽命延長的背景下發生的，不是藥造成的。血糖輕度升高則遠遠小於他汀類藥物對動脈粥樣硬化的保護效果。

吳煒最後強調，冠心病不是突然來的，也不是靠一次體檢或一次支架就能徹底擺脫的。“真正讓風險下降的，是長期控制慢病、改善生活方式和規範治療。不要等第一次胸痛、第一次心梗才開始重視，也不要指望一個操作就把未來十年二十年的危險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