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9日,美國《華盛頓郵報》報道,白宮正考慮任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為美國駐澳大利亞大使。哈里斯有日本血統,其父是二戰後駐日美軍的一名海軍軍士長,母親是日本人。日本投降後美軍對日本的佔領成就了這一對夫妻。哈里斯是亞裔在美軍中軍銜最高的將領,2015年被任命為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他自己似乎希望能在2018年任滿卸任。白宮官員&&,哈里斯對美國駐澳大使的新崗位正在考慮中,目前尚未決定。
相關專家認為,近年來澳大利亞在支持美國亞太戰略方面有所松動,派出好戰的哈里斯出任駐澳大使將有助於把澳大利亞“拉回來”。而哈里斯的任期還有大半年,“新去向”也不能排除另一種可能,即日裔的哈里斯在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任上,與安倍關係過於熱絡,加上近來美國海軍第七艦隊事故頻發,美國政府和軍方高層對哈里斯任內高頻度使用海軍兵力導致事故不斷感到不滿。要麼提前離任,要麼明年退役退休——從哈里斯去職事件,我們似乎可以窺見美日戰略關係熱絡背後的深刻矛盾。
美日戰略關係表層融洽、中層穩固
在奧巴馬政府大力推進“亞太再平衡”戰略的背景下,美國政府任命哈里斯擔任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其日本血緣應該是考慮因素之一,因為日本在這個戰略裏擔負着“西太二錨”的關鍵角色之一(另一“錨”為澳大利亞)。但這一因素在美日戰略關係中具有敏感性,哈里斯在拿捏上頗需智慧。
筆者認為,美日戰略關係,可區分為表層、中層和底層三個層次。
美日戰略關係的表層堪稱融洽。表層即日美之間的日常關係和所發生的日常事件,包括日本首相在美國新總統上任後,殷勤地排隊等候接見,接見時雙方滿面微笑和熱情握手;美國高官對日本防衛方面的堅定承諾;美日防長、外長的“2+2”會議確定釣魚島適應《日美安保條約》;美日雙方的海空聯合演習和兩棲登陸演習……雖不時爆出美軍駐日基地軍人與當地居民之間的齟齬,但總的來説不影響大局。
美日戰略關係的中層基本一致。這個層次的核心是《日美安保條約》。二戰日本戰敗,美國開始對日本的全面佔領。1951年9月8日,日本與美國在舊金山美國陸軍第六軍司令部簽訂《日美安全保障條約》。1960年1月,美日在華盛頓簽署《日本國和美利堅合眾國共同合作及安全保障條約》,結束日本的被佔領狀態。
隨着日本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的提高,美日雙方更強調同盟關係。1996年4月,美國總統克林頓和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發表《日美安全保障聯合宣言》。2012年11月29日,美國參議院全體會議決定,在2013財年“國防授權法案”中增加一個附加條款,明確規定美國對日防衛義務的《日美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島。
以《日美安保條約》為支撐的美日軍事同盟關係,體現在軍事的各個方面,包括共同的軍事目的、政策協調、聯合訓練等,其中,軍事裝備是關鍵的一環。美軍向日本自衛隊提供指揮控制系統,E-2C“鷹眼”預警機,F-15J、F-16戰鬥機,以及“宙斯盾”驅逐艦等最先進的武器裝備。
當然,美國在向日本出口武器的時候,謹守美軍向盟國提供武器的界限,即確保自身領先於盟國10~15年。日本自衛隊在武器裝備的發展上,採取的是“跟隨”加“自主”兩條腿走路策略,即一方面購買美軍裝備,同時也自主發展。例如,日本購買美軍的E-2C預警機,也自主設計、由美方生産E-767預警機;日本求購美軍的F-35隱形戰鬥機,同時日本“三菱”公司也在研製隱形的“心神”戰鬥機;日本購買美軍“宙斯盾”驅逐艦,也自主生産“日向”“出雲”號直升機航母。
美日戰略關係的中層是其主導層,這個層次的一致性,隨着遏制中國崛起這一戰略需求的加強,會表現得更加充分;但它無法掩蓋,更無法取代的是,美日戰略關係在底層的深刻矛盾和尖銳對立。
美國的“珍珠港心結”和日本的“原爆心結”
日本從江戶時期幕府統治的鎖國政策到開國,美國起到了先驅作用。1853年6月3日,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海軍准將馬修·佩裏率領兩艘蒸汽船和兩艘帆船駛入日本江戶灣浦賀海面,由於美國艦船艦身漆成黑色,故被日本稱為“黑船來航”。佩裏向日本當時的德川幕府政權提出的“考試題”是:要麼開國,要麼開戰。
鋻於自身軍力處於弱勢,以及大清帝國都敗於西方列強,日本德川幕府明智地選擇了開國。1854年3月31日,美日簽署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日美親善條約》,隨後又簽署《日美條約》和《日美友好通商條約》,日本開放橫濱、神戶、新瀉、江戶、大阪等港口,承認美國享有領事裁判權等。雖然有些屈辱,但它使日本幸運地搭上了近代工業化的快車。
整個日本對西方文明非常追捧,在“文明開化、置産興業、富國強兵”的口號下,日本迅速實現産業、經濟、社會的近代化,軍事實力也大為增強。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日軍戰勝清朝軍隊,從中國取得割讓遼東半島、台灣、澎湖列島和兩億兩白銀戰爭賠款的巨大利益。
在鉅額戰爭利潤的刺激下,日本軍國主義畸形發展。八國聯軍侵華,日本是其中之一,獲得中國的戰爭賠款並取得在京津一線駐軍的權利。此後,日本關東軍於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強佔中國東北;日本在盧溝橋的駐屯軍於1937年發動“七七事變”,全面開啟侵華戰爭。
日本之所以把對中國的侵略一直叫做“事變”,而不是由日本天皇發布“宣戰詔書”,是因為顧忌美國。日本的石油和大量製造武器的原材料均依賴從美國進口,而美國的“中立法”禁止向戰爭當事國出口戰略物資。如果日本對華宣戰,美國就可能動用“中立法”,斷絕對日本的戰略物資供應。
也就是説,在中國面臨日本的殘酷侵略的時候,美國的遠東政策是“借刀殺人”。一方面慫恿日本與蘇聯和中國為敵,鎮壓遠東的大、小布爾什維克,一方面避免日美衝突。直至1940年10月,美國才宣布全面禁止向日本輸出廢舊鋼鐵和鐵屑,實施經濟制裁。當時日本的年鋼産量是350萬噸,而中國只有5萬噸。我們無法知道有多少美國輸送給日本的鐵屑,變成了射向中國抗戰軍民的子彈。而美國之所以改變對日政策,時任國務卿赫爾在回憶錄中説得非常明白:“我們認為,日本擴張主義的野心最終將對美國構成安全威脅。”
由於中國軍民浴血頑強地抵抗,侵華日軍陷入與中國持久作戰的泥潭。為了打破戰爭僵局,日本蓄意發起太平洋戰爭,將戰爭矛頭直指美國夏威夷的珍珠港。雖然此次突襲的總指揮、日本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山本五十六明知開戰之日即日本覆滅之時,但日本軍國主義的戰車已經失去了剎車閥。
1941年11月26日,日本突襲艦隊駛向珍珠港。12月7日凌晨,日本350架戰機從航母上起飛,和海軍戰艦一起對珍珠港展開了狂風暴雨式的偷襲,美軍遭受前所未有的損失:8艘戰艦被擊沉、188架飛機被擊毀、人員死傷3500人。美國對日本侵略擴張採取的“綏靖”政策,終於結出了令自己瞠目結舌的“碩果”。
12月7日下午2時,美國國務卿赫爾得到日本突襲珍珠港的消息。2時20分,日本對珍珠港正進行狂轟濫炸,日本駐美外交人員野村前來遞交日本政府的“最後通牒”,赫爾對野村説:“在50年的公職生涯中,我還從未見過如此充滿虛偽的文件。”至此,太平洋戰爭全面爆發。
1943年11月22日~26日,美、英、中三國首腦在埃及開羅舉行會議並發表《開羅宣言》,明確反法西斯陣營將以促使“日本無條件投降”為共同目標。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國發表以“如果日本不投降,就給予毀滅性打擊”為主題的《波茨坦公告》。日本拒絕《波茨坦公告》,美國遂決定按照既定方針使用原子彈,徹底摧毀日本的抵抗意志。
1945年8月6日上午8時15分,B-29型戰略轟炸機在廣島上空1萬米高度投下代號“胖墩”的鈾原子彈,造成14萬人死亡(正負誤差1萬人)。日本仍然拒絕投降。8月9日上午11時,美國向長崎投下代號為“小男孩”的钚原子彈,造成7萬人死亡(正負誤差1萬人)。日本隨即&&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上午,日本裕仁天皇通過廣播發布《終戰詔書》。
日本偷襲珍珠港和美國對日實施原子彈轟炸,成為二戰之中最為引人注目的事件,也分別在兩國國民中留下了影響深遠的“珍珠港心結”和“原爆心結”。
日本人在美國人那裏已經有了反戈一擊的前科
二戰結束之後,為了銘記國恥,永遠牢記珍珠港事件的教訓,美國在珍珠港原址建立了“二戰英烈國家紀念館”,近80年過去,當年被日軍擊沉的“亞利桑那號”戰艦依然沉睡於12米深的海水中。當年僅“亞利桑那號”就有1177人身亡,其中有近千人的遺體仍然安息在銹跡斑駁的船體內。
珍珠港事件在美國人心理上留下了揮之不去的陰影,你只要注意那些關於珍珠港的名詞,就會一目了然:數字珍珠港、網絡珍珠港……珍珠港事件,在美國人心目中成了不可預知、可能造成災難性事件的代名詞。對美國人而言,二戰後唯一可以與珍珠港事件相比擬的,就是“9·11”恐怖襲擊。這兩個事件,美國人都不惜以發起戰爭的方式進行復仇。
而日本雖然是二戰法西斯聯盟中的成員、侵略戰爭的發起者和戰敗國,但其“原爆心結”與美國人的“珍珠港心結”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千方百計利用原子彈轟炸造成的慘狀,將自己打扮成戰爭受害者的角色,而絲毫不反省自己作為戰爭的發起者和加害方,對亞洲人民特別是中國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在這一點上,作為二戰反法西斯聯盟成員國的美國,與日方的態度是針鋒相對的。
1995年,二戰結束50周年之際,當年在廣島上空投下原子彈的美國飛行員、空軍退役少將查爾斯·斯韋尼,在美國國會發表的演講中,高聲喊出了“原子彈下無冤魂”的心聲,“戰爭裏沒有無辜的平民百姓,每個人都在以某種方式參加了戰爭”,強調當年向日本投放原子彈是正義之舉。
2005年,二戰結束60周年之際,當年投放廣島、長崎原子彈的設計者,84歲的羅伯特·奧本海姆博士訪問日本。當獲悉奧本海姆博士將參觀位於廣島的“源爆和平紀念館”時,日本多家主流媒體精心設計,想誘使奧本海姆説出對日本道歉的話。
思維敏捷的奧本海姆博士立即意識到了日媒的企圖,斬釘截鐵地回答:“不!我不會道歉,應該道歉的是日本軍國主義者!是他們造成了這場災難,日軍在巴丹死亡行軍、南京大屠殺和珍珠港偷襲時的暴行,如果要説道德,應該先看看日軍的道德。現在你們以為自己是受害者,我的那些死在日軍炮彈下的朋友,難道是加害者嗎?是的,這是慘劇,但慘劇的製造者是日本軍國主義而不是我。”
事實上,對於日本任何挑戰二戰後國際秩序的言行,美國的態度都非常明確。對於日本極力否認二戰期間強徵慰安婦的事實,2017年7月28日,美國通過日軍慰安婦決議案10周年紀念式在美國眾議院議員會館舉行。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埃德·羅伊斯強調,向後人正確介紹日軍慰安婦的歷史非常重要。
也許有人疑惑:當前日本對美國極為恭順,美國也要利用日本遏制中國,難道美日之間還會心存芥蒂嗎?從日本人在佩裏“黑船來航”時的恭順,到珍珠港事件及其後與美軍的殘酷激戰,日本人在美國人那裏已經有了反戈一擊的前科。日本人恭順而又桀驁不馴、忠貞而又叛賣的民族特性,就是美國人魯思·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花與刀》中揭示出來的。
我們再回到開頭的話題:哈里斯行將去職。作為日裔美軍將領,你的血緣關係是無法改變的,但你必須具有你是美國的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清晰意識。這一點上,曾任美國駐華大使的駱家輝就表現得很好,當媒體關注他的華裔血統時,駱家輝明白無誤地&&:“我是百分之百的美國人。”
哈里斯在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任上,與安倍關係過於熱絡,超規劃使用兵力導致事故頻發,哈里斯的親日言行,被日本右翼誇獎為“日本的保護神”。這就有點過了。太平洋戰區是美國軍力最強的戰區,目前也是最敏感、最重要的戰區,在關鍵時刻,你是維護美國利益還是維護日本利益,那是很不一樣的。(作者吳敏文 國防科技大學信息通信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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