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王泰森曾&&過，此生唯一的錯事就是學會了“打架”。泰森是專業“打架”的，或許覺得累了。
     可是，我們這些業餘“打架”的，還真得好好學學。有人説，美國人打架，先推對方兩步；中國人打架，自己先退兩步。“打架”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無論是先發制人，還是以退為進，要打，就得打出水平，打出美感，這可是一門兒藝術。君子的本色是，要打人，三年不晚。挨打時，要屹立不動，即使身體動搖，意志也不能動搖。小時候打架，父母總説：“愛打架的不是好孩子，有事報告老師，老師會做出公平裁決。”孩子們信任老師，就像父母們信任法官一樣。然而，美國的孩子，他們的長輩則告訴他們：“挨打了？Fightback(打回去)！”遇到孩子打架，美國人會站在一旁袖手旁觀；法國人會立即把揪在一起的孩子分開，教他們用嘴吵就好，不要動手；而中國人看到孩子打架，多半會勸告：“不要打，也不要吵，有話好好説。以和為貴，別傷了和氣，雙方都忍一忍，退一步”。和一位研究心理學的朋友談起這兩種觀念，他説：“‘不打架’，是中國文化強調‘和諧’避免衝突，犧牲一己一時的利害，求得整個社會的穩定。人性善為其理念。‘Fightback’，是基於保護個人利益的觀念，人人爭得自己權益，社會自然平等公道。基於人性惡的觀念。”這是東西方人完全不同的兩種理念，就像對“離婚”的看法，“離”與“不離”，東西方人的理由都是“為了孩子”。東方人的“不離”，是為了給孩子一個完整的家；西方人的，“離”，是為了給孩子一個沒有父母紛爭打鬧的環境。至於這兩種做法的優劣得失，卻是眾説紛紜，即使是婚姻學家，也莫衷一是，這裡按下不表，咱們回到“打架”。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説，孩子打架，父母老師應是旁觀者而非仲裁者。孩子在揪打的過程中，不僅能漸漸地適應團體活動，而且還能感覺到被打的疼痛，以及發現如何才能增進朋友間的感情，所謂不打不相識嘛。打架可以提供孩子很多學習的機會。被欺負的孩子，會想方設法求取致勝之道。
    以前小的時候，或家裏有長兄，或玩伴中有“孩子王”在你受欺負的時候會替你出頭，而在美國的ABC多半得靠自己打碼頭。有心理學家説：“打架能增長個體挨打的直接經驗，理解拳頭和口頭表達的不同效果，使受教育者在打與被打的反復操練中，獲得暴力和侮辱的有機聯結。”大兒子三歲剛上Daycare(日托)時，因為英文表達不太靈光，有時會和其他的孩子因玩具事件起衝突，開打。有一天去接孩子，老師説：“今天幾個小孩打成一團，我讓你的孩子坐timeoutchair了。”我説：“好，打架的孩子都應該坐坐timeoutchair，以後就長記性，不打架了。”老師又説：“不，我只讓你的兒子坐timeoutchair，別人沒有。”我又問：“是他不講理，先打人了？”老師説：“不是，是其他的孩子不講理，先打了你兒子。”這都是什麼話？我一聽，階級鬥爭那根弦，“噌”地一聲就繃緊了。好嘛，明目張膽地欺負人不是？噢，這有理的被處罰，沒理的逍遙法外？後來，經老師一解釋我才明白，敢情洋人不罰打架的，只罰不守規矩的。他們的規矩是，孩子們打完架了，都得去老師那兒匯報打架的前因後果，如此這般描述一番軀體和心理感受，然後就OK了。我家兒子以為真理站在自己一邊，連上帝都不用稟告，還用向老師匯報？其他的孩子都乖乖地在老師面前慷慨激昂一把，唯獨他不屑一侃，所以才被罰。不像中國的老師，教育學生在出現矛盾和衝突時，報告老師，凡事由老師定奪，讓學生把所有解決問題的機會都拋棄了。美國的老師，遇到孩子打架則在一旁細心觀察，除了有危險，一般不干涉。事後才叫孩子們到跟前，説明這次用拳頭説話的得失利弊，讓孩子從中吸取經驗教訓，下次再出現同類衝突時，一定要比前一次更高明一點。所以，只要沒有危險，無論是吵架或打架，不妨讓孩子們打個痛快。久而久之，他們就懂得如何依靠自己的力量，面對任何困境，培養出獨立解決各種麻煩的能力。
    説到美國的幼兒教育，我比較佩服老美，他們的Daycare老師幾乎全是大學畢業，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拿到教育學碩士、博士學位。她們連叱責的姿勢也很有講究，在美國學校，尤其是幼兒園的老師，罵孩子的方式實在是高明。她們絕不會像東方人那樣，高高在上，對着小不點劈頭蓋臉地語重心長，甚至還衝著孩子的背影誨人不倦。她們總是自己先蹲下去，自己的眼睛與孩子的齊高，讓心靈的天窗與天窗直接交流。然後，輕輕地拉着孩子的手，溫柔地説話。這時，孩子的注意力便無法不被老師抓住，眼神也無法逃避。更重要的是，這樣就縮短了教育者與被教育者之間的心理距離。平等，是讓人接受你的建議最關鍵的要素。任何年齡的人都有自尊心，都有逆反心理，一旦出現抵觸情緒，教育就失敗了。還有，姿勢和面部表情也可以傳遞訊息，使孩子不知不覺中産生一種親切又嚴肅的情緒，不怒而威。這樣一來，就事半功倍了。常常聽見做母親的抱怨，他們的孩子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事實上，孩子吵架也是一種自然現象。因為，孩子還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求，假若他的欲求與別人相衝突時，就會以吵架來解決問題。常打架的孩子，隨着年齡的增長，他們會自然會找到適當的解決方法。通過吵架，孩子們遲早會發現，不用吵架就能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時吵架的現象自然就減少了。換句話説，孩子經過吵架可以培養合群性。所以，父母對孩子之間的爭吵，採取何種態度十分重要。看到孩子打架，我們也只須問吵架的因果，無須責備孩子吵架的事件本身。中國的父母老師，看到孩子打架，之所以會立即以仲裁者的姿勢出現，無非是怕自己的孩子被傷害，或者怕自己的孩子傷害到別人。
    但是，事實上，打架在兒童心理髮展上，具有相當大的意義。當孩子在使用頭腦找尋妥協點的同時，他們的協調性和社會性就慢慢地在孕育了。如果這個過程被父母老師在發展途中橫加阻隔，必然就把這個寶貴的心理建設機會給剝奪了，也勢必妨礙孩子協調性與社會性的發展，使孩子成長以後很難得到好人緣。孩提時打架，常常是赤手空拳，甚至寡不敵眾。若不明白打架的技巧，一旦打法“升級”，所造成的不良後果往往難以預料，甚至是殺人事件的發生。在調查成人兇殺案中，不乏小時候是乖乖牌的好學生，成年後性格內向，孤獨，不合群。話雖這麼説，做起來還是比較難。為該不該打架的事，我們家也有爭議。父親曾經相當痛心疾首地説：“叫孩子打回去？她們就這樣為人師表？這不就是提倡暴力嗎？美國這種教育方法遺患無窮，槍械管理又不嚴，將會有多少無辜的人死於非命啊！你們也説説自己的觀點吧。”老公説：“該出手時就出手，有理打遍天下。”老爸説：“不能得理不饒人哪。”我説：“打得過就打，打不過就跑。”老爸又説：“這不是土匪作風麼？你們現在是在別人的土地上討生活，凡事得讓着人家一點兒，中國是禮儀之邦，得讓洋人知道我們的文明，我們的修養......。”“忍”字當頭，這也是大多數第一代移民的心態。處處忍讓，就是有理也不敢力爭。不敢和人家爭工作，爭待遇，爭職位，爭政治交椅。其實，西方社會，常常把東方人的忍讓，看作軟弱畏縮，缺乏自信的表現。一個受人重視的人，若不懂得謙和，終有一天，他那些受人重視的條件將受唾棄。可是，一個人如果不奮發向上，受人重視，那麼他的謙和與否都毫無意義了。
    有些第一代移民一直無法進入美國的社會主流，並非才能的問題，而是觀念和心態的問題。在這片土地上，除了印第安人是原住民，誰都是移民。所不同的是“五月花”號(第一批英國清教徒在美洲登陸時的船隻名字，波士頓有遺址。)比我們早一些登陸罷了，華人移民美國的歷史已經超過了兩百年，這對於建國僅有兩百多年美國的歷史來説，不算短了。至於像父親這批老知識分子，他們即使在自己的國土上，自己人中間也都小心翼翼，永遠謙卑，他們是特定歷史時期典型的文明産物。去問一問孩子們，無論是新移民還是ABC，哪個剛開始上學時沒受過排擠？不通過自己的力量就無法站住腳跟。碼頭是靠自己打出來的，孩子能靠誰？只能靠自己。別人打過來，你馬上打回去。哭沒有用，告狀也沒有用，這就是美國。即使是老美都一樣，並非都和移民有關。我在德州達納斯西南醫學中心內科工作時，帶教過一位三歲從台灣隨父母移民來美的醫科一年級學生。他告訴我：“三歲到七歲，我都和阿媽(外婆)在一起，上小學一年級時，我很規矩，很老實，卻總有一幫同學追着捉弄我，打我。父母接送，報告老師，報告校長都無效，只要一逮到機會，他們就欺負我。二十多年前，休士頓的華人還不太多，他們把我當猴耍。沒有辦法，我背着父母偷偷學中國功夫。有一天，我終於把他們幾個全打跑了，第二天，他們都回來找我交朋友了，朋友一做十多年，現在我們一有空就聚聚。下周末我得回休士頓一趟，他們中的一個要結婚了。”一則幽默，黑人對白人説：“我生的時候是黑色，長大成人是黑色，太陽曬過還是黑色，患病時是黑色，死去後仍然是黑色。你呢，生的時候是粉紅顏色，長大成人呈白色，驚恐時是青色，太陽曬過變為古銅色，着涼時轉為黃色，死去後變為黑紫色，但你們為什麼把其他人種都稱為有色人種？”我們是有色人種，不需避諱什麼，有色人種的肩膀上也扛着一顆腦袋，那顆腦袋裏不是裝着米粥。我相信到過華府的人，都不會錯過參觀越戰紀念碑(VietnamVeteransMemorial)，這個越戰紀念碑，極有特色，碑上刻着六萬個越戰殉難者的姓名。無論什麼人到跟前，都有欲泣的衝動。林瓔(MayaYingLin)是這個紀念碑的設計人。她説：“我知道看到它(越戰紀念碑)時，你會哭。不論你們怎樣看待我的作品，只有每個人在看到這些作品時油然而生的切身感受，才是最後的評斷標準。”林瓔也是ABC，1959年生於俄亥俄州，祖籍福州。她在耶魯大學讀大四的時年僅21歲，剛修了一門《哀思建築》的設計課程。她以越戰為題的作業，雖然教授只給了乙等的成績。可是，當時正好越戰紀念建造委員會徵求作品，她便前往應徵，結果作品幸運入選。當她的作品公開以後，曾引起一段不小的風波。雖然藝術界與新聞界均對她的作品讚許有加，但退伍軍人協會卻&&不滿。他們指責這個設計是“恥辱的黑色傷痕”，並且從政治上施加壓力，要求評審委員會更改原設計。委員會為慎重起見，重新仔細審閱了林瓔的作品，審閱之後覺得仍然是一個佳作，就拒絕了退伍軍人的要求。當時，內政部長華特還曾經出面，下令暫停工程進度，並要求在V字型建築的中間，放一座雕像並懸挂一面美國國旗。年輕有骨氣的林瓔，當時大學剛剛畢業，面臨種種壓力仍不肯妥協。她毅然要求撤回自己設計人的名字，因為，她覺得如此這般的要求和篡改，已經破壞了她的原設計精神，刻上她名字不但是個謊言，對她來説也是一種侮辱。在她的堅持下，插國旗之舉取消，三位越戰軍人的雕像也被移往V型碑石的側面。就是因為林瓔的堅持原則和據理力爭，我們才能看到華府今日的這個越戰紀念碑，才能看到一位才華橫溢的華裔女性令人絕倒的原創精神。美國的人類文化學者班乃迪(Benedict)在他的著作《菊花與力》中認為，東方文化是“恥辱文化”，即拿別人的想法來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常常可以聽到父母對孩子説，“你做這種事會被別人笑死”，“這麼做多難看？”，“你這樣做，人家會怎麼議論你？”其實，這不是正面告訴孩子他錯在哪，而是教他去在意別人的眼光，用別人的眼光作為自己取捨的標準。然後，父母的願望，老師的意見，朋友的看法，社會的風尚，傳統的價值觀……，各種不同的力量縱橫交錯，令你眼花繚亂，六神無主。許許多多的人&&你作決定，唯獨你的自我不見了。過於在意別人的看法，是相當錯誤的，這種做法使孩子是非善惡的概念不清楚。如果是西方人，在責備孩子時，常常是説：“做人不可以這樣”，直接了當地給出是非標準。這才是正確的教育方式。華府越戰紀念碑舉世聞名，華府越戰紀念碑的故事眾所周知，林瓔也被美國《生活》雜誌評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一百位美國人”與“五十位美國未來的領袖”。林瓔這一戰打得漂亮！這是她的成功，也是她父母的成功。清代著名書畫家鄭板橋，曾在自己一幅畫中題詞：“一竹一蘭一石，有節有香有骨。”這，不就是作人的道理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