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首都開羅，在吉薩高地的沙海與城市交界處，一座現代建築的三角形輪廓與遠方的金字塔群遙相呼應，形成強烈視覺共鳴。
11月1日，歷經20年波折，耗資逾10億美元的大埃及博物館終於向世界敞開大門。這不僅是全球最大的單一文明博物館，更是一座文明的豐碑，標誌着埃及在經歷動蕩後，向世界發出文化宣言。其意義遠超這項文化工程本身——它是一個國家命運的投影，是文明敘事的重寫，更折射出全球南方國家重新審視世界歷史的集體覺醒。
文明延續——營造跨越時空的對話
大埃及博物館的選址與建築本身，就是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
建築群面向沙漠的立面由半透明的雪花石膏製成，其傾斜的屋頂線條精確對準胡夫金字塔的塔尖，從空中俯瞰，一個新的“空間金字塔”躍然于吉薩高地。這種設計超越了美學考量，是文明連續性的莊重宣示。
博物館佔地50萬平方米，擁有約8.1萬平方米的展覽空間，藏品超過10萬件。博物館內部，從折疊式屋頂引入漫射的陽光，一條氣勢恢宏的六層中央樓梯貫穿中庭，大廳內安放着擁有3200年歷史的拉美西斯二世花崗岩巨像。從中庭出發，參觀者拾級而上，兩側排列着歷代法老雕像。透過一面巨大的落地玻璃幕墻，能同時凝視古代奇蹟與當代創造。這種空間敘事巧妙地打破了西方博物館將古埃及視為“失落文明”的慣常框架，強調今天的埃及人不是那片土地上突然出現的嶄新群體，而是法老文明的直接繼承者。
從20世紀90年代初的構想開始，建造大埃及博物館的意義就遠不止於考古和展覽，它的落成標誌着現代埃及在恢復其歷史意識方面邁出戰略性的一步。這座融合最新科技的宏偉建築不僅是用來保存和展示珍貴文物的場所，更是一項國家工程，體現了重塑國家認同、連接民眾與歷史文化根源的強烈意願。通過這個項目，埃及重新獲得了詮釋自身歷史的主動，並以一種反映自身願景的認知框架向世界呈現歷史，而非按照西方視角——將埃及簡化為金字塔和木乃伊等僵化的符號。
對埃及人而言，大埃及博物館無疑是一項值得驕傲的非凡成就。博物館館長艾哈邁德·古奈姆&&：“正如塞西總統所説，大埃及博物館是埃及獻給世界的禮物。”然而，其建設的20年坎坷路——從2005年開工，歷經“阿拉伯之春”的政治動蕩、資金短缺、疫情衝擊到地區衝突——恰是埃及和中東地區轉型的縮影。它的開放象徵着現代國家地位的提升，埃及借此宣告自身已成為文化強國。正如埃及副總理哈立德·阿卜杜勒·加法爾所言，“大埃及博物館的開放將成為國家的一個轉折點，恢復埃及在全球文明舞&上的地位”。
歷史轉折——從被動流失到主動守護
在大埃及博物館圖坦卡蒙展廳昏暗的金光中，這位年輕法老的5992件隨葬品首次完整集中展出。從重達11公斤的黃金面具到香水瓶、人字拖，這些文物共同構築了一個少年法老的黃金王國。而它們能在一個世紀後保持“完璧”，本身就是一個充滿歷史隱喻的奇蹟。
1922年2月，埃及在民族主義浪潮中被英國“象徵性”宣布獨立。雖然在蘇伊士運河和外交軍事等關鍵領域仍受掣肘，但在考古和文物事務上，埃及逐漸擁有發言權。同年，埃及文物部門頒佈新規：凡完整墓葬文物全部歸埃及所有，不得分割出口。
歷史的轉折點在此刻展現了它的戲劇性。就在當年11月，英國考古學家霍華德·卡特發現了圖坦卡蒙墓。儘管後世史料披露，有少量小件文物可能被卡特暗中送人，但這批珍藏整體得以保存。如果早一年出土，在舊有的殖民規則下，這批無價之寶或許像無數文物一樣漂洋過海，散落在倫敦、巴黎和柏林的博物館展櫃中。
這一“完璧”故事，不僅是考古學的幸運，更是一個古老民族在其現代國家構建的萌芽期，對自身文化根脈的毅然守護。它標誌着埃及從被動承受文化遺産的流失，轉向主動守護與闡釋自身文明。這是一種深刻的歷史自覺：意識到一個民族的文化遺産是其精神命脈與身份認同的根基，不容割裂與剝奪。這也是一種文化自覺：意識到必須由文明的主體來書寫和展示自己的歷史，才能打破被他人定義的“他者”視角。
今天，當游客們圍聚在圖坦卡蒙的黃金面具前，他們的驚嘆不僅是獻給法老生活的奢華與古埃及工匠的技藝，也應獻給一個民族在歷史關鍵時刻的文化抉擇。那金光閃耀的，不僅是千年不朽的黃金，更是一個文明在現代化進程中，守護自身靈魂的自覺與尊嚴。
然而，令埃及人感到遺憾和心痛的是，據保守估計，仍有上百萬件古埃及文物流失海外。僅大英博物館就藏有10萬餘件，柏林新博物館、巴黎盧浮宮等歐美機構均擁有龐大收藏。羅塞塔石碑、納芙蒂蒂王后半身像、丹德拉黃道帶浮雕——這些頂級珍寶的缺席，成為大埃及博物館盛大慶典中無聲的拷問。
文化覺醒——從文物歸還到歷史正義
大埃及博物館的開館在埃及掀起一股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意識浪潮，促使考古學家、歷史學家和普通民眾紛紛呼籲歸還目前收藏在西方博物館中的一些埃及珍貴文物。
這場文化覺醒迅速轉化為一場公眾運動。最近一段時間，埃及的志願者和學生們在埃及文明國家博物館、開羅解放廣場的埃及國家博物館等地收集簽名，以支持將海外文物歸還埃及的運動。該活動的目標是收集到100萬個簽名。
開館次日，埃及著名考古學家扎希·哈瓦斯在接受採訪時明確&&：“追回埃及文物不僅是一場文化運動，更是一個關乎歷史合法性和文明正義的問題。”他呼籲國際社會更廣泛地反思殖民時代掠奪的遺留問題，以及導致文化剝奪的制度。
哈瓦斯敦促世界各地的博物館和文化機構採取透明且符合倫理的藏品購置政策，避免購買來源可疑的文物，並堅持文化遺産是一個民族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是其身份認同和集體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
哈瓦斯還駁斥了西方常用的辯護理由：“多年來，埃及一直被告知無法保護自己的文化遺産。他們聲稱我們的博物館設備不足，保護方法不完善……這就是他們剝奪我們應得之物的理由。”他進一步指出，大英博物館近年爆出的2000多件文物被盜醜聞，“從根本上削弱了埃及文物在國外‘更安全’的説法”。
大埃及博物館的落成，以無可辯駁的事實回應了這些質疑。大埃及博物館擁有最先進的保護實驗室、數字化設備和策展標準，其規模與技術水平媲美甚至超越許多西方頂級博物館。開羅美國大學埃及學教授薩利瑪·伊克拉姆&&：“大埃及博物館將提升埃及學的全球聲譽，使埃及在自身文化遺産的研究、保護和詮釋方面處於領先地位。”
這種轉變標誌着全球文化權力格局的深刻變化。從法國總統馬克龍承認歐洲通過殖民掠奪獲得大量非洲文化藏品，到埃塞俄比亞重新加大文物追索力度，都預示着“新的道德覺醒”正在形成。文物歸還之爭，因而成為後殖民時代國際秩序重構的文化維度。
旅游業是埃及的主要外匯來源之一，貢獻約12%的國內生産總值，並為大約300萬人提供就業機會。開羅省省長易卜拉欣·薩貝爾博士透露，為迎接國際游客，開羅正在進行大規模基礎設施升級。這些舉措與博物館共同構成一個整體願景：將文化轉化為可持續發展的産業。大埃及博物館的設計年接待量為500萬至800萬游客，這使其成為吉薩“金三角”旅游的關鍵一環。
然而，大埃及博物館的意義遠超經濟利益。它讓埃及民眾感受到，他們的文明不再僅僅是課堂上的課文或硬幣上的圖案，而是一個鮮活呈現在眼前的現代機構。在社交媒體上，埃及人用人工智能生成的法老頭像慶祝這一時刻。46歲的攝影師法迪·庫德西感嘆：“正是這樣的時刻，重燃了人們對國家的信心和自豪感。”
這種基於文化遺産的民族自豪感，正是全球南方國家文化自信的體現。通過重新掌握自身文明的解釋權，這些國家不僅在找回過去，更在定義未來。
文明重構——全球南方奪回曆史話語權
大埃及博物館的興建，並非孤立事件。從墨西哥新建的瑪雅博物館，到印度擴建的國家博物館，再到柬埔寨規劃的吳哥文明博物館，全球南方國家正通過重塑博物館敘事，奪回被殖民主義中斷的歷史話語權。這是一種深刻的歷史自覺、文化自覺，更是一種政治覺醒。
大埃及博物館重新點燃了全球關於文物歸還的辯論。這場辯論的核心，早已超越文物所有權的法律爭議，而是觸及歷史解釋權的根本問題。長期以來，全球博物館的敘事框架由殖民帝國構建，非西方文明常被描繪為靜態的“標本”，而非持續演進的活態文明。西方博物館將掠奪的文物作為“人類共同遺産”展示，卻很少提及獲取過程中的暴力與不平等。
殖民主義不僅掠奪物質財富，更通過控制歷史敘事實施精神支配。將文物置於西方博物館的“普世”框架下展示，本質上是將非西方文明客體化、他者化的過程。大埃及博物館等機構的崛起，正是對這一知識生産權力結構的顛覆。
大埃及博物館的開放，正值一個事關全球身份認同的歷史性轉折點：世界在目睹一場爭奪歷史記憶的競賽，中國和印度等新興大國重新審視歷史，並斥鉅資興建大型博物館；西方列強則利用文化遺産構建象徵性影響力。
在此背景下，埃及的回歸併非被動反應，而是文明自然發展軌跡的恢復。開羅美國大學的迪娜·圖塔指出：“大埃及博物館將使埃及學的焦點重新回到埃及，鞏固其作為該學科核心和權威的地位。”這一轉變打破了長期以來埃及學的研究中心在西方的格局。
博物館不再僅僅是“展示記憶”的場所，更成為“創造記憶”的機構。它通過現代化的設計和豐富多元的內容，展現埃及構建新意識的願景：尊重並充分利用歷史，塑造埃及作為當代文明強國的形象。
這種文明自覺，正是全球南方崛起最深刻的文化動力。當各國重新掌握自身歷史的話語權，當被殖民敘事分割的文明重新連接，人類才能真正實現歷史的公正與和解。
在吉薩高地的夕陽下，金字塔的古老輪廓與大埃及博物館的現代線條交相輝映。這一畫面隱喻着古老文明的當代復興：不是簡單地回歸過去，而是在現代重新定位自身文明的價值。
文明的光輝穿越歷史的風沙，不僅照耀過去，更指引未來。在這個多元文明競相綻放的時代，每一座文明豐碑的崛起，都是對人類共同歷史的一次豐富，也是對世界文化多樣性的一份貢獻。 （本文原刊於《參考消息》“走筆天下”專欄 辛儉強 姚兵 汪強 董修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