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內城區的貝多芬廣場（Beethovenplatz）3號，矗立着一棟19世紀興建的五層建築——古特曼宮（Palais Gutmann）。80多年前，當法西斯主義的陰影在世界蔓延之際，一場跨越國界的生命救援在此開啟，將世界兩端人民的命運緊緊相連。

  故事始於1938年。這一年3月，納粹德國吞併奧地利，旋即大肆搜捕該國猶太居民以及反法西斯人士、共産黨人。維也納猶太博物館館長芭芭拉·施陶丁格接受採訪時向我描述：“猶太商鋪被打砸，有人在街頭遭到毆打，乃至被抓走送往集中營。”

  尚未被捕的猶太居民渴望逃往海外，但彼時“許多國家拒絕或限制接收猶太人，因為當地也有強烈的反猶情緒”，施陶丁格説。該館提供的資料顯示，許多猶太人想要移居美國，但美國政府要求移民在美有資助人並出具擔保宣誓書，且分給奧地利的移民名額也已用盡；瑞士政府則要求納粹當局在猶太人護照上加蓋紅戳，以便在邊境識別並遣返猶太難民。

  這是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內陳列的何鳳山塑像。何鳳山有“中國的辛德勒”之稱。新華社記者任瓏攝

  危難關頭，時任中國駐維也納總領事何鳳山沒有袖手旁觀。“他懷着深厚的人道主義信念，想要幫助這些人。”施陶丁格説。在位於古特曼宮的中國總領館，何鳳山開始向猶太人發放簽證，這讓他們得以被放行出境。施陶丁格強調，在當時幾乎山窮水盡的情況下，人們還能有機會逃離死亡魔爪，保全生命，這“實屬不易”。

  這些難民裏，不少人選擇在中國上海開始新生活，並得到了中國人民的善待。2020年，維也納猶太博物館舉辦題為“上海的小維也納”專題展覽，介紹奧地利猶太人來華避難歷史，還為此出版了一本圖書。施陶丁格為記者展示了這本厚重的圖文集，其中記錄着一個個家庭重獲新生的故事。

  戈爾德斯托布一家就是其中之一。奧地利被吞併後，17歲的維也納猶太少年埃裏克·戈爾德斯托布拜訪了多達50家外國領館，結果均被拒簽。當他來到中國領館，才終於為一家申請到20個簽證。此後他和父親遭納粹逮捕，但憑藉着中國簽證，他們很快被釋放，並登上了開往中國的客船。

  動亂的時局下，何鳳山承受着巨大政治風險。總領館門口排隊領取簽證的人群招來了蓋世太保的騷擾和毆打；1939年，納粹當局甚至藉口總領館原屬猶太人財産而將其沒收。何鳳山並未因此低頭，而是自費在附近的約翰內斯街（Johannesgasse）22號租下新房，堅持發放簽證。施陶丁格説，何鳳山簽發的“生命簽證”總數已難查證，但據推測可能達數千份之多。

  對於自己的義舉，何鳳山此後一直保持低調。“他從不把自己當作英雄宣傳，對他來説，這不過是理所當然。”施陶丁格説。1997年何鳳山去世後，他的事跡才逐漸為更多世人知曉。

  何鳳山於1940年離任，但拯救生命的接力不曾停止：來到上海避難的奧地利猶太人中，醫生雅各布·羅森費爾德（中文名羅生特）投身中國人民抗日戰爭，醫治了無數軍民。

  奧地利中國友好協會秘書長、已故奧地利漢學家格爾德·卡明斯基的遺孀張宏濱向我講述了羅生特的事跡。上世紀90年代起，卡明斯基受中國方面委託，發現和整理了羅生特手記，向世人重現這位偉大人道主義者的生命歷程。

  羅生特生於1903年。德國吞併奧地利後，他因參與反法西斯抗議而被送入集中營，被打傷腎臟，打斷肋骨。此後他短暫獲釋，條件是14天內必須離開。於是羅生特告別母親，來到中國上海。他在法租界開設診所，憑藉精湛醫術很快揚名。

  期間，他加入了共産主義學習小組，對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抗日武裝有了更深認識。羅生特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早在1937年，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武裝就已開始同法西斯主義戰鬥，而彼時一些歐洲國家尚未識破法西斯主義的真面目。

  1941年，國民黨悍然發動皖南事變，羅生特得知後拍案而起，當即決定加入蘇北新四軍，以醫術服務抗戰軍民。他啟程北上，憑藉德國傳教士扮相通過日寇盤查，在新四軍接應下輾轉抵達位於鹽城的新四軍軍部。“自由的中國從這裡開始。”他在手記中寫道，“這兒在江蘇，我們是反法西斯的最東邊的堡壘。”

  從繁華的上海到貧窮的村鎮，變化之大令他震驚。“在我們看來，這裡就沒有醫院。傷病員們都躺在鋪在地面的稻草上……缺藥品和器械、缺人手和專業人員……傷病護理人員都超負荷地工作。”一次他給部隊幹部體檢，結果發現“幾乎所有的人都營養不良、貧血、有胃病”。

  在艱苦的條件下，羅生特努力將本領發揮到最大。他輾轉於不同的醫院，給新老傷員動手術。一位戰士左腳被誤診為破傷風，將被鋸掉，羅生特復查確診為炎症，排除手術，保住了戰士的腳。他還參與籌建新醫校，迎來一批又一批從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奔赴根據地參加抗戰的青年學生。

  張宏濱回憶説，此前中國國內舉辦羅生特紀念活動時，農民張月芹老人送來錦旗，上書“沒有羅生特醫生，就沒有俺一家人”。原來，當年還是孩子的張月芹曾患重病，部隊工作繁重的羅生特不顧疲勞，悉心醫治，一條幼小生命才得以延續，如今已繁衍為一家幾十口人。

  羅生特很快適應了新的生活：“我經歷了沙眼、瘧疾和回歸熱，漸漸渾身也長滿了虱子。”他像老兵一樣將綁腿纏上八圈，習得些許中文，記下了一大批指戰員的名字，甚至能用江蘇方言問診。敵機來襲，大家就撤往城外一片墓地躲避，他從容翻開書本，誦讀起戲劇《哈姆雷特》片段，在機槍的“伴奏”聲中，仿佛重回故土……

  工作之餘，他考察着根據地的情況。他寫道，雖然日軍佔據了城市，但新四軍活躍在農村地區，不斷發動遊擊，破壞日軍交通線。這樣的策略之所以能成功，根本原因在於群眾擁護。一名老鄉告訴羅生特，他曾經歷日軍劫掠和國民黨抓壯丁，只得將大兒子藏起來。新四軍到來後，“沒人拿我的任何東西，捐稅也比原先少了好多”，兒子也主動要求參軍。

  在根據地期間，羅生特加入了中國共産黨。抗戰勝利後，他又參加了解放軍。新中國成立後的1949年11月，他終於返回久別的維也納，可他的母親數年前已被納粹殺害。1952年，旅居以色列的羅生特因病在特拉維夫逝世。

  隨着他的手記重見天日，一段時代史詩再次鮮活。張宏濱向記者展示了羅生特的真跡，她説，羅生特喜愛文學，他有一個未完成的心願，是在戰爭結束後出版一本書。

  數十年後的今天，羅生特終於走入文學世界，並成為書中的主角。奧地利華人作家、歐洲華文筆會會長方麗娜近期在中國出版了非虛構長篇小説《到中國去》，該書基於史實創作，從何鳳山救人寫起，講述羅生特和另一位奧地利猶太裔醫生傅萊先後來華，並加入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抗日武裝的事跡，羅生特手記的一些內容被融入其中。

  此外，本書還還原了德國記者漢斯·希伯、美國醫生馬海德、印度醫生柯棣華等共約20位來華國際友人形象，他們與羅生特一樣，都見證和參與了抗戰，同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結下深厚友誼。“他們的文化與職業背景各不相同，但都懷着同樣的理想投身抗日洪流，那便是消滅法西斯，拯救全人類。”方麗娜接受採訪時對我説。

  在書中塑造各國反法西斯人士的英雄群像，描畫他們人生的軌跡和心路歷程，方麗娜希望向讀者揭示那超越國界的人性光輝：在人類的至暗時刻，各國人民命運交織，休戚與共，將個人力量匯成不可阻擋的洪流，彰顯全人類對自由與正義的共同追求。

  歷史漸行漸遠，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再次回望這段世界人民守望相助的偉大歷史，那崇高的人道主義精神愈加耀眼。“每個社會裏總有人願意冒着失去一切的風險去救助他人。”施陶丁格説，“即便在奧斯維辛集中營，也有人分出自己的麵包——明知自己可能會餓死，卻依然幫助別人。”她説，何鳳山和羅生特等人就是這樣將人道精神置於一切之上的人，為守護人類平等和世界公正而堅決同法西斯抗爭。

  “我們需要這樣有人道情懷的人。”她説，“尤其在今天，當那些親歷者相繼離世時，更需要把這樣的人重新放在人們面前，作為我們所有人的楷模。”（賈金明 於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