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東京4月9日電 （國際觀察）日本央行換帥貨幣政策調整或小步慢走
新華社記者劉春燕 鐘雅
日本經濟學家植田和男9日接替任期屆滿的黑田東彥出任日本央行行長。日本媒體和專家普遍認為，植田就任後將面臨如何退出超寬鬆貨幣政策的棘手問題。在日本經濟持續低迷、世界經濟面臨下行壓力的背景下，日本央行尋求貨幣政策正常化恐非易事。
2022年11月15日，行人走在日本東京站丸之內出口附近的馬路上。新華社發（孫佳林攝）
因受到時任首相安倍晉三賞識，黑田于2013年3月出任央行行長。他上任後推出超寬鬆貨幣政策，計劃用兩年時間將日本通脹率提高到2%。然而，超寬鬆貨幣政策並未幫助日本真正走出通縮。日本通脹率僅在2014年因消費稅稅率上調短暫觸及2%，其他年份均低于1%。2022年，由于進口商品價格暴漲及日元大幅貶值，日本通脹率達到2.3%。但日本央行認為這種成本推升型通脹有別于央行追求的需求擴張型通脹。
在未能實現政策目標的同時，超寬鬆貨幣政策如大水漫灌，造成金融市場上日元大幅貶值、股市快速上漲的虛假繁榮，更暴露出諸多其他弊端。
首先，債券市場被嚴重扭曲，金融政策失去彈性。日本央行長期實施收益率曲線控制政策，通過大量買入債券，將10年期國債收益率控制在目標范圍，導致債券價格偏離合理區間，非10年期國債收益率與10年期國債收益率形成扭曲，市場定價功能受到質疑，日本債券市場流動性趨于下降。
其次，日本央行成為了政府難以擺脫的“提款機”，財政對債務的依賴加重。根據日本央行公布的數據，截至2022年9月底，日本政府已發國債余額為1066萬億日元，其中日本央行的持有量達536萬億日元，佔比超過一半。這種罕見局面成為輿論普遍預測日本央行不得不尋求貨幣政策正常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再次，大量“僵屍企業”長期存在，不利于提高生産效率。持續的超寬鬆貨幣政策讓那些本該退出市場的企業比較容易獲得融資，得以繼續運營，造成日本産業新陳代謝減緩，削弱了經濟活力。
2022年年底，日本央行出人意料地提高了長期利率變動上限，此舉被市場解讀為政策調整的開始和事實上的加息。
這是2月16日在日本東京拍攝的品川集裝箱碼頭。新華社記者張笑宇攝
2月14日，日本政府向國會提名，建議由植田出任下任央行行長。植田2月下旬在國會接受問詢時，一方面強調將維持寬鬆貨幣政策，另一方面也坦言現有政策存在副作用。他表示，將著手驗證長期持續的超寬鬆貨幣政策的效果，政策修正存在“多種可能性”。
野村綜合研究所經濟學家木內登英認為，植田上任後，量化寬鬆政策本身會繼續執行，但將謹慎地對現有超常規機制進行重新評估，努力降低副作用的影響。
從全球經濟環境來看，美國金融體係風險輸出導致歐洲銀行業動蕩，日本也無法置身事外。共同社報道指出，由于日本長期處于超低利率環境，日本不少金融機構大量投資債券。美歐央行加息以及市場對日本央行的加息預期，讓日本金融機構遭遇來自國內國際的雙重夾擊，賬面損失迅速膨脹。
日本媒體和專家普遍認為，超寬鬆貨幣政策在沒有有效應對通縮的情況下一拖再拖，將有可能成為阻礙日本經濟增長的絆腳石。另一方面，若政策調整操之過急，又恐給目前復蘇乏力的日本經濟造成巨大風險。植田上任後，或將注重繼承與修正的平衡，協調政府、市場和各經濟主體等方面關係，在保持“安全駕駛”的同時，減輕超寬鬆貨幣政策的副作用，預計日本貨幣政策調整不會出現“急轉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