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儀器産業發展迅速，但在高端應用市場對外依賴度較高，仍面臨市場規律失靈、核心部組件或技術有待突破等諸多困境，應從國家層面進行針對性部署，堅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推動破局。

　　“十五五”規劃建議提出，完善新型舉國體制，採取超常規措施，全鏈條推動集成電路、工業母機、高端儀器、基礎軟體、先進材料、生物製造等重點領域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取得決定性突破。

　　高端儀器已成為國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重點布局領域，其發展已從産業自發層面上升為國家戰略高度。近年來，我國儀器産業發展迅速，但在高端應用市場對外依賴度較高，仍面臨市場規律失靈、核心部組件或技術有待突破等諸多困境，應從國家層面進行針對性部署，堅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推動破局。

　　發展高端儀器具有戰略意義

　　高端儀器橫跨科研、技術、工程、産業等多個層面，是基礎科學研究、前沿技術研發、重大工程實施和未來産業培育的關鍵支撐，處於技術鏈和價值鏈的關鍵節點。其發展水平不僅關係具體産業競爭力，更直接反映國家科技工業體系的運行質量和底層能力，具有鮮明的戰略性、基礎性和支撐性特徵。

　　當前，我國已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科研和行業應用市場之一，高端儀器需求持續增長，但供給能力明顯不足，整體呈現“需求在內、供給靠外，製造在中低端、應用在高端”的結構性失衡。

　　一方面，國內儀器産業長期缺乏能與跨國巨頭正面競爭的頭部企業，尚未形成能夠引領技術路線、行業標準和應用生態的領軍力量，整體仍以單點突破為主，産業生態協同不足。

　　另一方面，在體現科研水平和産業核心能力的高端領域，國産産品在品牌認知、用戶信任和影響力方面仍然薄弱，在高端科研和關鍵行業中的滲透率不高。

　　能力形成鏈條存在“斷點”

　　高端儀器能力形成並非依靠單一技術突破或市場競爭，而是受技術屬性、市場結構、制度供給和創新源頭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響。當前，高端儀器能力形成鏈條存在多處“斷點”，導致技術潛力難以轉化為可持續的工程化和産業化能力。

　　一是高端儀器能力形成高度依賴長期工程化過程，難以通過一次性技術突破實現。高端儀器的核心競爭力十分依賴系統集成能力、長期運行穩定性和工程可靠性。這些能力不僅依賴相關技術，也依賴材料配方、工藝流程、系統調校等，並且需要在真實應用環境中反復試錯和持續迭代才能形成，難以通過一次性技術攻關獲得。我國在高端儀器核心部件、基礎材料和底層算法等方面並非缺乏技術基礎，但大多仍停留在原理驗證或樣機階段。其關鍵原因在於，這些環節的投入大、周期長、失敗率高、單項市場規模有限且易被國外産品替代，在現有體系下處於“科研不划算、市場不願做”的夾縫地帶。真正決定儀器性能上限和可靠性的關鍵環節，往往成為難以突破且缺乏系統性投入的“硬骨頭”。

　　二是現有市場結構難以自發促成高端儀器能力積累。市場競爭是推動企業能力升級的重要機制，但高端儀器現有市場結構難以向企業持續傳遞正向反饋。一方面，高端儀器市場呈現出多品類、小批量、需求高度分散特徵，單一産品難以形成規模效應，系統性能力投入難以被單一産品回收。企業某一技術突破難以通過市場擴張攤薄前期長期投入，因而容易被迫回到“以價格換市場”的中低端競爭路徑。另一方面，高端儀器體系能力具有顯著外溢性，疊加低水平同質化競爭、高端用戶的路徑依賴和對首&（套）國産設備的審慎態度，導致企業難以形成持續投入高端能力建設的正向預期，市場難以形成對國産儀器發展的穩定牽引。

　　三是國家支持機制與高端儀器能力形成規律之間存在結構性張力。一方面，相關支持一般以項目制為主，偏好可切割、可驗收的技術成果，容易形成單點突破，卻難以沉澱系統工程能力和穩定技術譜係。另一方面，高端儀器科研樣機向工程化産品轉化過程中存在制度和資金的空缺。系統集成、運行驗證和可靠性測試缺乏有效支撐。同時，高端儀器所需的隱性工程經驗與系統集成能力，往往難以被現有評價體系充分認可，因為該體系更偏重“看得見的成果”，不利於高端儀器穩定工程團隊和長期能力積累的形成。

　　四是高端儀器源頭創新深度嵌入科研活動，具有顯著“非企業化”特徵。高端儀器特別是科學儀器往往脫胎於科研活動本身，其早期多以實驗裝置、原理樣機和非標系統存在，技術路線和應用邊界高度不確定。在這一階段，企業難以判斷技術成熟度和潛在市場規模，很少介入。一般當相關技術在科研活動中經過反復驗證，並顯現出明確的工程化潛力和應用外溢需求，才可能逐步演化為可譜係化、可複製、可持續迭代的儀器技術路線。這決定了高端儀器能力形成須依託科研—工程—應用的連續演進，對穩定的組織載體、長期投入和容錯空間具有剛性需求，是市場機制天然難以提供的公共性條件。

　　三方面發力探索突破路徑

　　圍繞高端儀器能力形成面臨的多重約束，應以新型舉國體制為抓手，通過組織化、長期化和體系化安排，強健能力形成鏈條，加快高端儀器從科研潛力向産業化能力的轉變。

　　一是建設共性能力平台。高端儀器品類多、技術散、産品難以統一，但工程能力和系統能力可以共建。建議國家支持從單一産品國産化轉向精密製造與裝配、高可靠性電子與控制、系統級測試驗證、軟體與算法基礎平台等共性能力建設，將工程平台、驗證環境和工程人才隊伍作為長期穩定投入對象，為“啃硬骨頭”的人提供可預期、可持續的發展空間。此外，通過明確平台的長期責任主體，確保工程經驗、技術路線和人才隊伍能夠持續迭代，而非隨項目周期反復“歸零”。

　　二是構建“需求牽引+風險共擔”的供需耦合機制。發揮國家重大科研基礎設施、重點實驗室和重大工程項目的首&（套）示範應用作用，以真實應用場景牽引國産儀器能力成熟。建立分類型的風險共擔與補償機制，對戰略導向性強、工程難度高、市場顯性回報不足的儀器方向，提供持續性支持以降低技術路線中斷風險。對應用場景相對明確、可由市場逐步放大的儀器方向，則應強化企業主體地位和用戶深度參與，通過應用牽引加快能力迭代。

　　三是重構組織和評價機制以打通科研—工程—産業轉化鏈條。圍繞戰略導向性強的高端儀器和關鍵共性能力平台，明確穩定組織載體，形成跨部門、跨階段的協同銜接和連續支持機制，強化技術與工程能力的長期延續。在評價體系中強化工程能力、系統集成能力、運行可靠性和團隊穩定性等考核因素，弱化對短期、可量化成果的單一依賴，引導科研和工程團隊持續深耕。對於市場牽引型儀器，在保持企業主體地位的同時，通過制度設計促進高校院所科研人員與企業在工程化階段的深度協同，在不簡單“企業化”的前提下，保持知識積累和技術演進的連續性。

　　（彭現科 作者係中國工程科技創新戰略研究院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