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讀隨錄

　　李榮

　　這裡説“夜讀”，其實也並非都是夜晚讀書時的所得。只是夜讀的境界和趣味，自己覺得最合宜，就以此來總括自己所有時段的讀書興味了。夜晚窗下，打開書頁，的確是夠吸引人的，天氣冷的時候，關緊窗戶再把窗簾也拉嚴實，回過頭來看看窗下的燈光，覺得溫暖；到了天氣暖和的時候，把窗子打開，微風吹進來，只有爽意沒有寒氣，最是舒服。當然，讀書時間，哪能都刻意地候在“夜讀”的“理想境”，上班忙工作，事與事的間隙，可以讀；開會，還沒開始的時候，可以讀；坐地鐵，可以讀。如今，有了點年歲，讀書還容易“前讀後忘記”，不記幾筆，幾乎等於“白讀”。於是，有了“夜讀隨錄”。

“不知”的價值

　　我的大學是在上海復旦大學讀的。復旦文科圖書館藏書豐富，特別適合像我這樣喜歡雜覽的人。那時，只要晚上沒有課，基本都是到那個圖書館裏去看書，先在書架前瀏覽一下，每次選定幾本書，拿到旁邊的書桌上翻閱。有些隨意看個幾頁，前言後記通讀一下，知道個大概就可以了；有些一時上了勁，一頁頁翻下去，一次看不完下次再找回來續讀。

　　當時，沒有發達的線上資源，對於書籍所見的“世面”很有限。在復旦圖書館，覺得最為震撼的，是三套在日常讀書裏“遙不可及”的大型叢書：一是上海書店集印民國時期各類代表性著作的《民國叢書》，一是商務影印各類善本古籍的《四部叢刊》，還有就是一整套影印的《四庫全書》。

　　後來知道，四庫本因有各類改動，一向不為學界看重，但四庫的總目提要卻是做得十分精當。魯迅先生當年難得地為老友的孩子開出的書單，裏面就有四庫提要。

　　在“夜讀”裏，四庫提要看了一部分。看過的部分，讀得算仔細，也做了一點“隨錄”，總的印像是，紀昀等四庫館臣在提要裏下筆知輕重，不説過頭言和滿口話，有幾分事，説幾分話。凡付闕付疑的地方，都誠實地説出“不知”這兩個字。這實在是他們學問卓異的地方。學問上的評説，有直接的事實或者明證，那當然可以是非明斷。但如果沒有這些直接和明白的東西，便少不了推斷。推斷是所謂邏輯的領域，在邏輯上看似必有必無，在事實上卻還是要留出足夠的餘地。四庫提要在這方面，就很注意，所以其價值也就更大一點。

　　四庫經部易類裏收有一部《陸氏易解》，凡一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明姚士粦所輯吳陸績《周易注》也。此又是一散佚之書的輯本，提要案語在各種論斷上就十分小心，以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作原則。

　　四庫提要裏，還有一篇小小考據傑作，是關於唐李鼎祚撰的《周易集解》的。記得讀大學時，一時對於周易感興趣，便去借閱易類的書。拿到手的，便有李鼎祚的這個集解本。似乎是當時新翻的影印本，到手極容易。如今再來尋找，卻又不大見到蹤影。書的遇與不遇，亦是隨時而易，無可究竟的。聊記一點感慨而已。

　　人凡遇到合不攏處，總會有疑，有疑則一定想要“去疑”或者説解疑。這裡便有正偏兩條路徑，都需要人的那一點豐沛想象力。不過，效果卻是截然相反。正路當然是在有疑誤的地方找出正解，那麼用上了想象力，便可疑其所當疑、改其所當改。而一旦走了偏路，便會如常言所謂的“硬湊”，硬是湊合成無礙無疑的模樣，這裡面用到的想象力或許會更甚，有時簡直可説是“絕妙”，但那結果只能是“疑者誤疑，改者誤改”，把那疑難反而又加上一個倍數了。

　　紀昀等館臣在提要裏用那想象力卻是走了正路，終於是把這個古來的小小疑問作了一個很讓人佩服的解決，能夠“詳為考正，以祛將來之疑”。其實，這個疑難的産生，全在於忽略了原序裏這樣的一段話：“至如卦爻彖象，理涉重玄，經注《文言》，書之不盡，別撰《索隱》，錯綜根萌，音義兩存，詳之明矣”云云，則《集解》本十卷，附《略例》一卷為十一卷，尚別有《索隱》六卷，共成十七卷。《唐志》所載蓋並《索隱》《略例》數之，實非舛誤。至宋而《索隱》散佚，刊本又削去《略例》，僅存《集解》十卷，故與《唐志》不符。

　　集解的卷數問題，到了提要作者這裡，可説是找到了不刊之論。但像紀昀這樣的畢竟是大家，不會在這樣的小小傑作上來顧盼傲視。此目提要曰：“至十卷之本，今既未見，則姑仍以毛本著錄。蓋篇帙分合，無關宏旨，固不必一一追改也。”其所着眼，還是在於大處：“蓋王學既盛，漢《易》遂亡，千百年後學者，得考見畫卦之本旨者，惟賴此書之存耳。是真可寶之古笈也。”出於一小小考訂之得意之筆，卻並不自居於得意，這或可稱之為真本事。

學科辭典的樂趣

　　前面説，我在大學圖書館隨興肆意地讀書，仿佛是逸興遄飛，十分快意。是，也不是。現在回想，我的閱讀習慣其實並不理想。一個是貪多，往往一本未完，新的一本又翻開了。但我又非可以一目十行、可以像照相機似地快而準確地“抓取”書中內容的善讀書者，甚至正相反，我是一個讀書很慢的人，有時遇到疑難或者可思考處，會停留、會反復，享受不到快意閱讀的樂趣。閱讀於我，有熱情，有興趣，也有心得，但達不到如小孩吃糖果那樣的興味，這也是事實，至今還是這樣，沒有什麼辦法。

　　在這樣的情況下，想多、想快卻又快不起來，便不自覺地找到一條特別的路子：讀辭典。辭典裏條目多，每個條目讀起來快，但也不需要一口氣把整部辭典都讀完，“多－快－慢”在這裡有機結合，正合我意。中英文的字典，隨意打開，翻至哪一頁就哪一頁，看到哪個字就哪個字，把它上下的義項通讀一過，真有點出乎意料，那些義項之間就像俄羅斯玩具“套娃”一樣，一個“套”一個，把一代代人們的觀察、想象、思想，都“濃縮”進一個字裏，多義分訓又多義合訓，實在有趣。

　　還有一些學科辭典，也很有意思。記得“夜讀”時翻閱過丁福保集編之《佛學大辭典》，也做了一點“隨錄”。辭典裏有“一切諸佛秘藏之法”條，歸術語類，曰：法華經為甚深秘密之要法。非為小機劣慧所容易開演，故名。秘要之藏者，隱而不説為秘，總一切為要，真如實相包蘊為藏。

　　辭典的解釋很簡要，很快就讀完，但我“讀書慢”的毛病又來了，在這不多的幾句話上想出去老遠。老聃“道可道、非常道”之道德五千言開篇，實為天地至言。但對於人類而言，至少是普通的凡人，當然亦可領會“妙不可言”之意味，卻總還是要依靠“可道”及與之相應的“可以聽聞”的這個途徑，來接受各樣的道理吧。

　　“秘要藏”，辭條的解釋是“甚深秘密之要法”。佛典中稱為“深固幽遠，無人能到”。總之是深遠，人類之言與聽，很難通貫與通達。這或者可説是當然。因為凡是人之言説，再如何面面俱到，考慮及描述得周詳，與那個全體或者整體相比，總可謂“開口便缺”。這裡倒並不是對於人類言語有所貶義，實在卻“只是如此”，便是這樣，無可如何的。人類一開口，總要有個“説起”處，恰如中國話本及演義小説所謂的“話説如何如何”。

　　這個説起頭的地方，便把這個天下世界在“説前説後、説裏説外、説東説西、説上説下”當中不知不覺地“排了排位、列了列隊”。先不説，排位列隊多少總有點“打散了重新擺整齊”的意味，天下世界本身的排位和列隊，到底是否這樣的排法和列法，便有點兒不知道，恰如德哲康德所謂之“物自體”也；即是那個排位與列隊，也不大可能把全體所有的一一清點，巨細無遺。這倒也不是人類有意讓什麼掉隊排不上位，實在是他的能力做不成全體大用的“麥田守望者”。當然，有意地把“不見”充作“未見”的不在此例。如此，則對於人類而言，全體大用的歸結處，便只能歸於老聃的“常道不道”的不開口或者西方近代哲人所謂的“沉默”，亦即佛典此處對於“秘要藏”三字的逐字解釋：“隱而不説為秘。總一切為要。真如實相包蘊為藏。”

“日知一事”

　　其實，平時做“隨錄”，心裏的理想是那種“七八百字”的短文章，用四五百字做一點“有眼光的文抄公”，再用剩下的二三百字，“精煉”成三四句自己的話，言有盡、意無窮地點評幾筆，馬上“煞尾”，坐看水雲，最是合意。但這樣的“七八百字文”，最是文章中的高格，哪是一般的“凡手”可以做得的呢？在我有限的閱讀中，知堂的《藥堂語錄》以及晚年的《飯後隨筆》，最是高標。其他的，有孫犁先生的《書衣文錄》、黃裳先生的讀書記、葉靈鳳先生的《讀書隨筆》和金性堯先生的不少文史小品，都是平生追慕卻模仿不來的。

　　在自己的“隨錄”裏，勉強可以稱作“七八百字文”的，有兩篇。一篇曰《“左顧右盼”》：

　　晚清劉熙載《藝概·文概》中雲：“周秦間諸子之文，雖純駁不同，皆有個自家在內。後世為文者，於彼於此，左顧右盼，以求當眾人之意，宜亦諸子所深恥與！”此“左顧右盼”四字，下得生動而傳神。後世為文者，直是作文“為人”，看別人臉色，琢磨別人心思，即使有“自家”，亦情願把這個“自家”模糊了、抹除了，全為了“當眾人意”，可得到同意和讚揚。

　　細察之，左顧右盼有正反兩種，一可稱“積極者”，或拾人之牙慧，或襲已有之陳意，或取眾口盛傳之“新聲”，總之保證眾人皆可明白通曉其作意文理，千萬不可讓人深斥或輕責為“什麼意思，胡言亂語，看也看不懂”。“當眾人意”者，亦有鮮明亮眼的文章，讓大家一致叫好，正如八股文中也有“名篇妙章”，但實在而言，此類文章，作了也是白作，讀了亦是白讀也。

　　另一種可稱“消極者”，那是反向的“左顧右盼”，把可能“不當眾人意”的角角落落，一一揣摩透徹：此處如引用“不正經”的文字，或為“正經人士”所不悅，不引；彼處如略有貶低本土文化之微意，恐為本土人士群起而攻之，刪去。如此越思越密、越想越細，把上下左右、遠近高低各類小人細人的“骯髒念頭、齷齪心思”，都體會一遍，那也即等於“把壞人都做了一遍”也。此是好是壞，是福是禍，殊未可知也。

　　還有一篇曰《取與棄之間》，更短一點，但未必更有味：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四·內篇四·説林》中有雲：“古之糟魄，可以為今之精華，非貴糟魄而直以為精華也，因糟魄之存而可以想見精華之所出也。”此言説得真好。相形之下，所謂“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只如“口號”耳。記得當代史家白壽彝先生在一篇長文中，亦注意及章氏這一句話，認為卓識。

　　世間往往如此：凡堅口斷言“棄糟粕”者，實際倒是“糟粕滿身”，因為其不能、不願、不敢端視細想“糟魄之存”，當然難以“想見精華之所出”。取棄之間，絕非“欲取即取、欲棄即棄”這樣的簡單。由此想及社會上之謠言，視之為“糟粕”，固然是矣，但謠言之能夠廣遠傳播，人人皆以為“多少有些可信”，其中所寓之社會心理，誠為研究社會之可貴的真實材料，豈可以“糟粕”而輕棄之也。

　　話説回來，雖然“七八百字文”難寫，但依然值得堅持，因為這裡面自有它的樂趣。“日讀一節，日知一事，日有一得，日作一文”，應該也算不錯的“業餘時間”。當然這兒所謂“日知”只是泛説和理想目標，肯定做不到天天如此，也沒有必要，否則成為“每日功課”，又變成需要上交作業的“小學生”，那就不好玩了。

　　舉個例子，翻讀一本黑格爾的傳記，最後只記住一件小事。這一位思想深刻、文筆艱深的哲人，曾經做過21個月的新聞工作，寫過一則隨筆文章，題曰《誰抽象地思維？》，其中模擬一個場景：“喂，老太婆，你賣的是臭蛋呀！一個女顧客對女商販説。這個女商販可惱火了：什麼，我的蛋是臭的？我看你才臭呢！你敢這樣來説我的蛋？你？要是你爸爸沒有在大路上給虱子吞掉，你媽媽沒有跟法國人跑掉，你奶奶沒有在醫院裏死掉——你就該為你花裏胡哨的圍脖兒買件稱身的襯衫呀！誰不知道，這條圍脖兒和你的帽子是打哪兒搞來的；要是沒有軍官，你們這些人現在才不會這樣打扮呢；要是太太們多管些家務，你們這些人都該蹲班房了——還是補補你襪子上的窟窿去吧——總而言之，她把那個女顧客罵得一錢不值。她這就是在抽象思維，僅僅因為女顧客説了一句她的蛋是臭的，得罪了她，於是就把女顧客全身上下編排了一番——從圍脖、帽子到襯衫等，從頭到腳，還有爸爸和其他親屬，一切都沾上了那些臭蛋的氣味。”

　　黑格爾擬出的這樣的場景，放在我們現今的這個時代來看，不覺其遠，反而是更近；不覺其陌生，反而是更熟悉了。賣蛋商販把説她賣臭蛋的顧客直罵得“臭”不可聞，這個筆觸實在是太真實、太入木三分了，如今在我們的周圍，無論“線上線下”，都依然可以當作“壞的抽象思維”的典型。

　　“日知一事”，真不錯。在知識的水岸邊，其實也只能如“偃鼠飲河，不過滿腹”而已，或者也就足夠了。這可謂求知上的一點“慈悲”：大也好、小也好，多也好、少也好，都沒有什麼大的關係，不需要參加各種“知識競賽”和“智力比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