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馬拉松式的寫作旅程

▲1939年春，興建永利川廠的建築工地。

商務印書館供圖

　　龔靜染

　　寫完《燕雲在望：“永久黃”西遷往事 1937—1952》，我有很長一段時間覺得自己還在一張“網”中，像只茫然的蜘蛛。雖然寫“序”無非是講講書的緣起和經歷，卻感到這張“網”鋪得太大，千頭萬緒，竟不知如何説起。

　　這是一次比較特殊的寫作，前後持續了近二十年，在材料的準備上就花去了很長的時間，而且個人際遇也左右其間，創作時斷時續，確實是一件讓人感慨的事情。説實話，我從不堅信自己能把它寫出來，這本來就不是一個人能完成的事情，所以我無數次地猶豫過，想停下來去做其他事。就像面對一座大山，艱難的跋涉讓人畏懼和退縮。但是這部書終於還是寫完了，如同登臨山頂，其間所經歷的一切也就可以隱於書後了。

　　很多人對“永久黃”這個稱呼並不熟悉，它其實是民國時期永利鹼廠、久大精鹽廠和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的簡稱。1924年投産的永利是中國第一家純鹼廠，1914年創辦的久大是中國第一家精鹽廠，1922年成立的黃海社是中國第一個化學工業研究機構，這三個“第一”不僅是中國近代化學工業的標誌，也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吾國惟一化學命脈”。

　　“永久黃”是由實業家范旭東先生創辦的，這個人堪稱中國工業史上的傳奇。就是在他的帶領下，“永久黃”奠定了中國化學工業發展的基礎。其艱難的歷程和輝煌的成就，足以寫成一部大書，《燕雲在望：“永久黃”西遷往事1937—1952》所反映的便是其中最為重要卻鮮為人知的一段歷史。最初吸引我的就是這點，但寫作的甘苦伴隨了追尋這段特殊歷史的全程，種種曲折註定了這是一次艱難的寫作。

　　隨着抗日戰爭的爆發，“永久黃”決定西遷入川。從此篳路藍縷，開荒闢地，艱苦創業。經過多年的奮鬥，一個嶄新的工業中心出現在世人眼中，這就是由范旭東親自命名的復興基地“新塘沽”。但遺憾的是，這一段歷史卻沉沒於歲月長河中，近乎聲銷跡滅。其中的原因很複雜——當時處在抗日戰爭時期，倉促西遷，又慌亂東還，接着是大時代翻天覆地的改變，人事在歷史狂潮中沉浮，很多人物蹤跡難覓，遑論細枝末節。

　　針對“永久黃”歷史的研究始於20世紀80年代，大連的陳歆文先生是其中最突出者。他曾是《純鹼工業》雜誌的主編，也是《中國化工史》寫作班底成員之一。但是，陳歆文先生的著述中也有遺憾之處，就是對戰爭時期的“永久黃”研究相對較弱。我在2007年前後與他有過&&，他也直言，由於地域之隔，再加上相關史料極為稀缺，導致了他在這塊的書寫上稍顯單薄。但他把一些史料來源告訴了我，其中一部分成了我後來重要的參考文獻。

　　在公開的檔案資源中，不得不説的是2009年出版的《“永久黃”團體檔案彙編》，它給研究者提供了豐富的史料，我也從中獲益匪淺。這套書由南開大學趙津教授領銜主編。但是，這套書中所收錄的“永久黃”西遷時期的檔案也是寥寥，還有不少空白有待彌補。

　　史料的捉襟見肘是我面臨的最大難題。事實上，因為史料嚴重不足，又沒有任何經費支持，我的寫作難以推進，數度陷入困頓之中。但這是一段不能缺失的歷史，也是一段必須找回的歷史。“永久黃”的價值太大了，一己之力固然微弱，但放棄了肯定後悔。我一直認為，在抗日戰爭時期值得稱道的群體中，教育要講西南聯大，文化傳承要講李莊，而在科技和實業這塊就一定要講“新塘沽”。尋覓這段歷史的機緣確實是值得且應該等待的。

　　在寫作過程中，我一直把重心放在樂山五通橋，“永久黃”的西遷歷程始終是與這座川南小城&&在一起的。1938年，“永久黃”在五通橋道士觀購地千畝建設“新塘沽”，因為有了這塊復興之地，才有了壯懷激烈的“燕雲在望”。抗日戰爭勝利後，一部分人陸續東還，川廠的大量設備也被拆運到了南京的永利铔廠，援助其恢復生産，這時人們才意識到“新塘沽”在艱苦環境中所積聚的，正是“永久黃”能夠延續發展的物質和精神能量。當時仍然有不少技術人員、工友及其家眷留在了當地，黃海社的科學家方心芳是在1951年才從五通橋去的北京，他是最後走的一批人之一。也就是説，“永久黃”在四川的時間長達13年。後來去支援四川化工廠建設的許滕八、魯波等人，最後乾脆就留在了那裏，安家落戶。在如此艱苦且漫長的時間裏，“永久黃”做出了卓絕的貢獻，為中國化工事業保存了火種，留下了技術和人才。就戰爭中的非凡經歷和成就而言，“永久黃”值得被講述、被記住。

　　那麼，故事的發生地“新塘沽”也就成了尋找這段歷史的關鍵所在。我相信“永久黃”的歷史就藏在那一片帶着鹽鹵氣息的土壤之中。在研究“永久黃”歷史方面，我的優勢就是對五通橋的熟悉——它是我童年生活的地方，我也曾以它的鹽業史寫過《花鹽》等作品，所以我對“永久黃”的西遷落址選擇有一些認識。可以説正是歷史地理的交匯，才促成了中國企業史上一次悲壯而影響深遠的西遷。在寫作過程中，家鄉父老也給了我無私的幫助，提供了不少方便，這是其他研究者很難具備的條件。我先後在樂山市五通橋區檔案館、樂山市檔案館、犍為縣檔案館、原五通橋鹽廠檔案室、原東風電機廠（永利川廠原址所在地）檔案室等處查閱，史料蒐集得以進入縱深階段。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過程，檔案館裏的史料大大豐富和重塑了我的歷史認識，這是任何書籍都無法替代的。同時，我也展開了對見證者的口述史記錄，踏訪舊址，尋找故人，十多年下來累積愈豐。

　　在這個過程中，值得一説的是漫畫家方成先生。2009年我在北京見到方先生的時候，他已經90多歲了，是我見到的年齡最大的親歷者，也是一位和藹可親的長者，對過去的經歷還記憶猶新。方成將一本速寫冊和一段戀情獻給了他待了4年的小城，也為我提供了一個鮮活生命的歷史在場記錄。

　　“永久黃”創辦的《海王》旬刊也需一説。《海王》創辦於1928年，排印精美，內容豐富，企業的重大新聞、各類信息、生活瑣事等均有刊載。進入戰爭年代後，辦刊殊為不易，在印製和通信條件都嚴重落後於天津辦刊時期的情況下，《海王》仍然堅持出版，難能可貴，也為我的作品注入了大量鮮活的細節。從1939年到1946年，《海王》在樂山辦刊的7年中，每年正常出刊36期，但是保存下來的極少，坊間難覓，我曾多年尋之而不得。幸運的是，在天津的呂健和王曉亮兩位先生的幫助下，我查閱到了大量的《海王》雜誌。一扇緊鎖之窗得以打開，遙遙寫作之旅仿佛又進了一程。

　　2023年4月，我去位於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查史料，順道又去了位於卸甲甸的永利铔廠舊址，實地感受當年“永久黃”創業初期的場景。至此，在材料的準備上就感覺基本到位了。我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也終於等到了收官時刻的來臨。本書從蒐集史料到寫作完成是一段漫長的時光，也是一個不斷發現、整理、認識、融匯的過程，所涉人物之繁、線索之散、細節之碎都超過了我之前寫的任何一本書。為了這本書我不敢説是嘔心瀝血，但也真的是從青絲熬到了白髮。

　　《燕雲在望：“永久黃”西遷往事1937—1952》是一部非虛構作品，延續了我追求樸素、簡潔、準確的敘事風格。本書體量達30萬字之巨，一氣讀完不易，且在閱讀過程中可能因史料過多或不事渲染而感到沉悶和壓抑，也許正與那個時代的氣息相近，我們不妨有一點兒容忍——史實要比講述更重要。需要特別説明的是，書中所引部分民國時期文獻中有個別不符合現代漢語規範的詞彙或表述，如“念九日”“霉雨期”“要不比”等。本着遵從文獻原貌、保留時代特徵的原則，不做修訂處理。另外，寫作者的誠實和良知可以賦予文本以美德，也許這樣才能去呈現一個可信的歷史面貌，這是我一直在不斷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