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獲國”

這是位於寧夏固原市彭陽縣新集鄉姚河村的姚河源遺址（5月9日攝，無人機照片）。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馮開華攝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張宋紅 馬思嘉

　　西周，中華文明史上的輝煌一頁，它以禮樂昌明、政通人和奠定了華夏文明的基礎，對中國社會、文化産生了深遠影響。

　　回溯歷史長河，那個遙遠又蒼茫、神秘又壯闊的遠古時代究竟有着怎樣的璀璨輝煌？

　　2017年4月的一天，寧夏固原市彭陽縣一如平常。一場紅河流域區域系統考古調查工作在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主持下，正有條不紊地進行着。誰也沒想到的是，千百年來一直以雄渾質樸示人的黃土之下，居然隱藏着一個大秘密。

　　探方之中，黃土被層層刮開，一個古國連同它的宮殿、城墻、護城壕、渠池系統等逐一顯現，被封印了數千年的文明重現人間，史料失載的西周諸侯國——獲國，從此進入大眾視野。

一片甲骨，名動天下

　　談及7年前的這次發現，姚河垣考古隊領隊馬強記憶猶新。

　　那天，烈日當頭，他和一群青年考古人在彭陽縣新集鄉姚河村北部一片遺址區展開清理髮掘工作。起初，因墓葬盜擾嚴重，他們對這片遺址是否還能發現重要文物不抱太大希望，但隨着考古工作不斷深入，多件重要文物陸續出土。

　　多年經驗告訴馬強，眼前這片遺址不簡單。於是，一個更加詳盡的考古發掘計劃在他的腦海裏迅速形成。經過一次次細緻勘探、清理，越來越多的文物陸續出土，人們對這片遺址的認知也被刷新。

　　它，佔地92萬平方米，坐落在便於防禦的斷崖之上，黃河支流涇河的毛細血管在此交匯。依水而建的都城井然有序，在城墻和護城壕庇護下，王室貴族居住在內城，而環繞四週的外城則是平民百姓的家園，更遠處則是農田、狩獵場。

　　它，有着佔地8000余平方米的諸侯國君家族墓葬區，以及佔地約4000平方米的鑄銅作坊區等核心遺址。

　　它，迄今已出土3000余件文物，品類繁多、工藝精美，有石器、陶器、原始瓷器、青銅器、玉器、骨角牙蚌器、刻辭甲骨等。

　　如此重要的遺址，發現初始卻沒有姓名。這些留在人間的殘存片段，能還原出那個世界嗎？

　　帶着疑惑，馬強翻閱厚重的史籍。“在史書上，沒有發現西周王室在西北分封諸侯國的記載，所以我們最初對遺址的性質、地位都不確定。”

　　因其神秘，更激起考古隊員的探索欲。在隨後的發掘整理中，有30多塊甲骨殘片被發現，十幾片上還刻有文字。在其中一片甲骨上，“曰：甶稼稷卜”刻辭清晰，“稼稷”兩字，更是其他字的幾倍大，突出了對農業生産種植“小米”的重視。從考古浮選的大量炭化種子中，“穀子（稷）”正是姚河垣人群的主要農作物。放大的“稼稷”二字，讓今人在橫豎撇捺、一筆一畫中，窺見那些鮮活生命的脈動，那些對豐收望眼欲穿的期待，那些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黃土塵封之下，分明是一群人的家，是一群人的國，這裡有金戈鐵馬，也有嫋嫋炊煙。他們到底是誰？他們從哪兒來？他們又為何消失？

　　在姚河垣遺址發現前，寧夏地區發現的西周遺址只有一處——1981年固原市出土的孫家莊西周墓。考古團隊對兩處遺址出土的文物作了比對分析，發現孫家莊遺址出土的車軎、車軸裝飾和姚河垣遺址出土的一模一樣。馬強認為，這些青銅器也屬於姚河垣鑄銅作坊生産，這座墓葬的主人就是獲侯派出去巡查巡狩的小隊長，身先士卒，最終埋葬於此。

　　而另一片甲骨的發現，揭開了這神秘大墓的一角。

　　在編號為M13的“甲”字形大墓的墓道裏，考古隊員發現了一塊卜骨，上面有“入戎於獲侯”的刻辭，意思是“把抓獲的戎人敬獻給獲侯”。卜骨上的“獲侯”兩字，讓孜孜探索的考古隊員看到了一絲光亮。難道，這方寸間真的埋藏了那個3000年前的謎底？

　　周滅商後，廣封諸侯，以形成屏障拱衛周王室。一時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星羅棋佈的諸侯國讓周天子勢力不斷擴張，甚至抵達東海之濱。但目前發現的史料中，關於周人在西北的軍事活動卻只能查到少許，也並沒有記載分封的諸侯國中有個“獲國”。

　　那麼，這個橫空出世的“獲國”是否真實存在？僅憑一片甲骨和五字刻辭就承認有這個“獲國”是否客觀嚴謹？考古團隊的求證之路還很漫長。

　　經過8年的考古調查、勘探、發掘和研究工作，考古隊確認姚河垣城址面積92萬平方米，清理髮掘城墻、護城壕、諸侯國君家族墓地、普通平民墓地、宮殿建築基址、鑄銅作坊、水網、道路等重要遺跡。根據對姚河垣遺址墓葬區人骨和動物骨骼的碳十四測年，以及對出土器物的斷代等結果表明，姚河垣遺址從商代晚期延續到春秋早期，時間跨度長，內涵豐富。典型的西周國君墓葬——“甲”字形大墓和豎穴土坑墓，以及象徵王權的青銅鑄造作坊等，進一步佐證了獲國的地位。

　　“獲國遺址的等級和周王室在東方分封的齊、魯、燕等是一致的，只不過規模稍小，但它的好處在於‘五臟俱全’。我們在其他西周諸侯國沒有發現的元素這裡都有，感覺像是把西周都城該有的布局和文明要素全部打包轉移到了這裡，對於我們研究西周時期的分封諸侯國布局有重要意義。”馬強説。

　　在姚河垣遺址未發現前，大家普遍認為，周人在西周中期便向東退守，逐漸失去了對西北的控制。而姚河垣遺址的發掘，充分體現了周人在西北地區的軍事擴張。六盤山下的獲國，在西周早期就被分封，並一直存續到春秋早期，貫穿整個西周歷史。西周末年，犬戎兵臨鎬京城下，殺周幽王於驪山，周平王被迫遷都洛邑，開啟春秋戰國時代。在此之前，獲國一直為周王室鎮守西北疆域。

　　姚河垣遺址的發現，對研究西周王朝的政治格局、周王室與西北邊陲地區的關係具有空前意義。因其重要性，姚河垣遺址集齊了考古界的全部獎項，如2017年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2018年獲得“田野考古二等獎”，2020年入選“中國考古新發現（亦稱六大考古發現）”，2022年入選“新時代百項考古新發現”等，這在國內遺址中也屬罕見。

　　2017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委專家給予姚河垣遺址“五個最西北”的高度評價，即最西北的西周早期封國都邑城址、最西北的西周早期諸侯級墓葬、最西北的甲骨文發現地、最西北的原始瓷器出土地、最西北的鑄銅作坊遺址。

西周往事，以殷制戎

　　從2017年到2024年，兩千多個日出日落，姚河垣已成為考古團隊生活的重心。

　　經過孜孜不倦的深耕，馬強又有了重大發現：獲國國君很可能是殷人，而非周人。腰坑、角坑、殉狗、殉人、殉牲等埋葬習俗，商式簋、鬲、盆等出土器物，鎖定了獲國國君是殷遺民群體。眼下，他的新書《以殷制戎：涇水流域商周聚落與社會研究》正在籌備中，這些年考古勘探、分析研究的新成果將在書中系統呈現。

　　如果真的是殷人，周滅商時他們遭遇過什麼？是什麼原因促使他們從河南移民來到寧夏？這段往事，在姚河垣遺址裏能找到答案嗎？

　　從目前學術界的共識來看，西周的統治者不像殷商那般血腥嗜殺，建國伊始，周天子便向民眾展示了其仁慈寬厚的一面。孔子對此曾感嘆：“鬱鬱乎文哉！吾從周。”後世帝王也都推崇周禮作為文治典範。周滅商後，不但沒有將殷人趕盡殺絕，反而給一部分殷民分封土地，讓其鎮守危機四伏的西部疆域。

　　獲國所在的固原市，在西周時期被稱為“大原”（或“太原”），是華夏民族勁敵獫狁、戎人等的地盤。馬強等人認為，周王室把殷遺民安置在西北的姚河垣，既讓他們遠離王都，避免起兵反抗威脅到“自己人”，也是利用他們作為軍事前哨和戎人對抗。

　　據史料記載，周穆王和周宣王都曾發起過對戎狄的征討和平叛。無奈，敵方實力強大，不僅未能獲勝，反而在多年的拉鋸戰中耗傷國力，最終亡於戎人之手。《史記》中也有描述：周避犬戎難，東徙洛邑。

　　“以殷制戎”的推論源自遺址中豐富的文物佐證。“如果沒有姚河垣遺址，這些推論都很難成立。”馬強説。

　　首先，姚河垣遺址所處的地理位置決定了獲國人不得不直面戎人等異族。國都選址在便於防禦、水源充足的斷崖之上，且高築城墻、深挖壕溝，軍事壁壘性質明顯。

　　其次，高等級墓葬區內用於陪葬的馬匹數量高達120多匹，在鑄銅作坊區等地還發現了被食用過的馬骨。“馬匹在當時是重要的戰略資源，但獲國在馬匹使用上異常慷慨，且碳氮穩定同位素測試結果顯示，這裡的馬匹是人工喂養和放養並存。我們推測，獲國很可能是西周王室的一處養馬基地。”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館員、動物考古學專家侯富任説。

　　最能夠讓考古學者認定獲國國君是殷人的證據，則埋藏在高等級墓葬中。

　　這些墓葬聚集在遺址區北部最高處。海拔1636米的高地上，分佈着大大小小40座西周墓葬，面積約8000平方米。諸侯國四代國君的家族墓被精心設計在核心位置，2座春秋時期祭祀坑和用於陪葬的6座馬坑、6座車馬坑以及壕溝等將整個墓葬區環繞在內。

　　考古隊員發現，幾乎所有的墓葬底部中央，在棺槨之下墓主腰部位置，都被有意挖出一個坑，考古界稱其為“腰坑”，裏面皆有完整的犬骨。這些狗，以兩隻前腿綁縛在後背上的奇特姿態殉葬。而“腰坑殉狗”是殷人葬俗，這是證明“以殷制戎”的直接證據。

　　“墓葬中發現的殉狗大多不超過兩歲，最大的也不超過三歲。我們推斷，當時存在一個職業，專門飼養用於殉葬的狗。”侯富任説。

　　除了“腰坑殉狗”的殷人葬俗外，馬強還發現了另外一些極其特殊的墓葬形制。比如：在四代國君家族墓中，主墓與親屬墓通過未挖到底部的過道相連，這在國內尚屬首次發現；陪葬馬坑內，下層馬骨排列整齊，上層則普遍散亂，異於主流葬俗；“刀把形”馬坑旁有一人殉葬，正處於“刀把”位置；多座墓葬中的人骨在下葬時便被散亂分佈在棺室、槨室和二層&等處，屬於“碎骨葬”；陶器等陪葬品也都被隨意打碎並散亂埋葬，屬於“碎物葬”……

　　特殊的喪葬形制，大氣磅礡的城郭，精美豐富的文物遺存……儘管西北邊陲生存艱難，創造這一切的獲國人，仍然嚴謹謀劃、蓄力發展。從荒蕪到繁茂，從異鄉到故土，從流離失所到安居樂業，殷人涅槃重生為獲人，一代又一代，在各自的位置上盡職盡責。

　　干戈從未止息，但四海已視同一家。重生的獲國還敞開胸懷接納了其他飄零的族群。同是製作陶罐，但不同的紋樣、肌理、造型包含了不同的文化元素，代表着不同人群的審美或意志。馬強發現，獲國出土的各類陶罐中，有商周文化，還有寺洼文化、劉家文化、本土文化等，這説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這些來自不同文化屬性的人們聚集在姚河垣一帶，交流互鑒、和諧共處。

　　“也許獲國的殷人最終走向了周王室的對立面，才導致了西周的滅亡。”馬強説。儘管僅僅是猜測，但是這也正是現代考古的意義所在。歷史文獻記載缺失的內容，因為無數的考古發現研究變得生動豐滿；歷史脈絡裏破碎流逝的細節，因為無數的遺址遺物變得清晰準確；歷史長河裏散落的人類文明，因為無數人的敬仰傳承變得生機勃勃。或許在不遠的將來，馬強的這個大膽猜測能得到考古實物的證實。

“百工”興盛，熠熠生輝

　　一把象牙梳，在文物修復師手中復活。梳齒細密，陰刻饕餮紋，饕餮眼部鑲嵌象徵王權禮器的綠松石，彰顯權威。上古神獸目光如炬，這只見證過神秘獲國的眼睛，歷經數千年依舊在凝望。

　　安定下來的獲國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鑿渠而飲，耕田而食，慢慢積蓄力量，創造更加多元的文明。這裡出土的玉器造型多樣，有璧、璜、蠶、牛、鹿、螳螂等；骨笄、骨簪、骨鏃、骨制護甲的製作十分精良；鑲嵌螺鈿的彩繪漆器、蚌殼製品構思巧妙，鮮活地展現了製作者高超的審美和驚人的匠心——這是獲國留給世界的一份禮物。

　　當龐大的城池、完善的防禦、幽深的墓坑毫無保留地呈現在考古隊面前時，新的謎團又接踵而至。這群遠古先民借助什麼樣的工具來實現這一切？僅僅是挖掘那些深達十幾米的墓葬坑，他們付出了怎樣的艱辛？

　　姚河垣考古隊隊員程江維介紹：“當時青銅冶煉技術只掌握在王室工匠手裏，生産的青銅器數量有限，所以農業生産和工程建設大多使用骨器、石器、木器。”那麼，當時的青銅用來做什麼？

　　銅與錫、鉛等金屬熔煉而成的合金即青銅，十分珍貴，不易獲得，古時被稱為“金”“吉金”，常用於製作禮器、兵器。程江維介紹，不同的青銅器物所需硬度不同，需要工匠按一定比例配置銅、錫、鉛等金屬料塊，稍有差池，很可能就功虧一簣。無法保證百分百冶煉成功的工匠們，只好求助於神靈庇祐。考古工作者在殷墟、獲國以及其他商周遺址區的鑄銅作坊中，都曾發現過用於占卜的甲骨殘片。由此可見，“迷信”的商周人在每次重大鑄銅活動前，都要由貞人主持祝禱占卜，求得冶鑄成功。

　　在佔地4000多平方米的鑄銅作坊遺址內，有水渠、取泥坑、儲泥坑、烘范窯、工棚等遺跡，還出土了大量陶范殘片、銅刻刀、骨錐、熔爐、礫石等遺物。據此推斷，獲國已經擁有了一條鑄造青銅的完整産業鏈，並且技藝高超，普遍使用“範鑄法”鑄銅，花紋刻製極為講究。

　　“這樣完整的西周鑄銅作坊，目前在全國範圍內考古發現的不超過十處。”馬強説，其被稱為“最西北的鑄銅作坊遺址”，是實至名歸。

　　寧夏博物館曾舉辦過一場“探索獲國”文物展，展出的青銅器有兵器、禮器、車馬器等。其中一件外形類似馬桶、飾有獸紋的青銅車軸飾，以及類似風扇、內有金屬彈丸的青銅車鑾鈴等，讓觀眾感受到文物之美。按《周禮》的規定，諸侯在祭祀、宴饗、隨葬時使用七鼎六簋。令人遺憾的是，由於遺址曾被嚴重盜掘，作為禮之重器、象徵權力的鼎和簋，只發現了一隻鼎足。

　　除了備受矚目的鑄銅作坊，姚河源遺址還發現了制陶作坊，推斷還有制骨作坊。考古隊員還發現，在紡織業方面，養蠶繅絲、紡麻織布、設計縫製，獲國人都能輕鬆勝任。骨制打緯刀的發現，讓人們意識到獲國人甚至還在使用原始紡織機器，這也證實了甲骨文中“百工”的記載。可以想見，3000多年前生活在這裡的人們，以高超的審美和驚人的匠心裝點細節，讓生活明朗、萬物可愛。

“絲路”濫觴，文明交融

　　從姚河垣遺址出土文物來看，考古人員發現，周人與西域確實存在交流。

　　西域，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遙遠的象徵。天然的地理屏障阻礙了“東西方”人們的交流。在漢朝張騫“鑿空”西域之前，人們對西域了解甚少。

　　其實早在西周，就有周穆王西征會見羌人部落首領西王母的傳説。古時候車馬很慢，但是周王朝的目光一路向西，腳步穿過大漠、天山、崑崙，來到了若羌、樓蘭、龜茲等地。

　　商貿開始萌芽，一條東西往來的大動脈悄然而動。

　　獲國所在的固原，自古便是絲路重鎮，融合了波斯、古希臘與中華文明的國寶級文物鎏金銀壺便出土於此。

　　馬強認為，不少珍稀物品就是通過這條商貿之路來到獲國的。在姚河垣發現的高等級墓葬區中，出土了不少當時中原地區沒有的器物，有來自西域的費昂斯珠、瑪瑙、和田玉，沿海地區的海貝，東南亞和美洲地區的貘形銅飾等。更令人稱奇的是，從出土的器物碎片中，文物修復師拼出了幾隻華美的原始瓷器，細膩薄胎，附着透明釉料。當時的固原地區沒有這類工藝，它們都來自千里迢迢之外的浙江沿海一帶，走的正是早期絲綢之路。

　　早期絲綢之路的形成，遠比漢武帝打通河西走廊，設立敦煌、酒泉、武威、張掖等四郡要早得多。據馬強介紹，在商朝，我國南方的絲綢就通過這條路運往北方。駝鈴聲聲，馬蹄陣陣，行色匆匆的商隊帶來了豐富的物資，同時也帶來各地先進的生産技術。

　　“商周時期的青銅車鑄造技術是從西方傳過來的，在向東傳播的過程中經過不斷改造，從圓餅形車輪的獨輪車逐漸演變成帶輻條的多輪車。”馬強介紹説，我國車馬坑初現於商代晚期，距今不過3000多年，而伊朗、阿富汗等地在7000多年前就已經有青銅車。而從DNA全基因組研究來看，“獲國”的馬匹起源可能是當時的哈薩克斯坦，在向東傳播的過程中經歷了雜交改良。

　　種種跡象表明，夏商周時期的中華文明，就已呈現開放包容的姿態，文明交流的深度和廣度早已超乎我們想象。

　　隨着姚河垣遺址發掘工作的推進，一山一水，一人一事，一草一木，關於“獲國”的種種傳奇以鮮活如初的面貌向我們走來，有根有據，有形有意，綿延不斷地涵養着今人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