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讓形式主義“折騰了幹部，又折騰群眾”

　　近期，幾位鄉村幹部向記者吐槽了三件“荒唐事”。

　　一是村幹部接到任務推廣某款政務App，有關部門還要考核下載註冊率。而當地農村留守老人多、青壯勞力少，一些老人連智能手機都沒有，村幹部很難完成任務。剛開始，一些村幹部找村民要來手機號，幫他們挨個註冊，後來村民對此也很反感，就有村幹部自掏腰包找到專業商家，花錢完成下載和註冊的任務，久而久之，竟然“催生”了一門生意。

　　二是有地方為了提高轄區商業主體數量，給村幹部攤派營業執照辦理指標。村幹部只能找村民説好話，動員他們辦理營業執照，可笑的是，少數村民本身並沒有經營活動，也被拉來湊數。由於辦理營業執照需要身份證、銀行卡等個人信息，一些村民對此十分反感。

　　三是有村莊為了方便完成上級各項任務，一些“公益崗”和“配合戶”幾乎成了村裏的“專業”演員。凡是需要群眾參與的活動，比如政策宣講、志願活動，都找這些人配合“演出”、拍照留痕。長此以往，很多本來有實效的活動，也都成了“走過場”。

　　長期以來，一些地方“復讀式”開會、“打卡式”調研、“掛牌式”服務、“表演式”留痕、“教條式”評比、“表態式”工作等形式主義問題，曾是鄉村兩級黨員幹部反映強烈的痛點問題，不僅擠佔基層幹部的時間和精力，也消耗基層的物力和財力，導致“政策空轉”“執行空轉”“責任空轉”的歪風邪氣。

　　但從村幹部的吐槽中可以看到，吐槽對象已經從開會填表、檢查評比等折騰基層幹部的事項，蔓延至推廣註冊、出席湊數等折騰群眾的領域。這種由上而下傳導至基層的亂作為、假作為現象，更加令人憂心。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數據顯示，2023年全國共查處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45000余件，其中佔比最高的問題類型是，在履職盡責、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方面不擔當、不作為、亂作為、假作為，佔查處總數的86.9%。而“文山會海反彈回潮，文風會風不實不正，督查檢查考核過多過頻、過度留痕，給基層造成嚴重負擔”的查處問題數量共310件。

　　面對形式主義屢禁不止，一些鄉村幹部的心態也在發生變化，由“反感”到“適應”，再到“迎合”。甚至少數幹部習慣了形式主義顯身手，相信“幹得好，不如説得好；説得好，不如演得好”。

　　剖析一些地方形式主義問題屢禁不止的原因，從工作傳導方面看，上級決策時，部分部署安排過於功利，目標過高，貪大求全，一些執行者明知完不成任務，只能投機取巧搞形式，塗脂抹粉出成績。中間流轉時，一些幹部“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習慣往下壓任務，向上表功績，但又不願真抓實幹，只能用形形色色的報表代替扎紮實實的落實，用光鮮亮麗的包裝掩飾空洞無物的內容。基層落實時，抬頭都是上級，身後頂着問責，明知事不可為，卻又人微言輕，唯有俯首幹活，應付交差了事。

　　從責任分擔方面看，一方面，一些形式主義的做法，客觀上能規避責任。“事事建檔報表，處處拍照留痕”等過程管理中出現的形式主義問題，一定程度上成為基層證明“我重視了，我落實了”的佐證材料，對上對下都有交代。

　　另一方面，形式主義能包裝政績。一些領導幹部缺乏“一年接着一年幹，一張藍圖繪到底”的耐心，也缺乏“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擔當，既不願下苦功幹事情，又想要趕時間出政績，形式主義就會成為自然選擇，各種各樣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虛假創新便層出不窮。

　　從利弊權衡方面看，由於上級掌握考核和問責權力，對上負責成為部分基層幹部的優選項。面對形式主義問題，一些基層幹部也抱怨：“不是我想幹，上級要我幹，考評逼着幹，你不能不幹。”一方面，確實存在“形勢所迫，不得不為”，另一方面，也存在“琢磨上級，投其所好”，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背後都有權衡利弊後的利益驅動。

　　“用人導向，決定幹部作為。”要根治形式主義，仍要在健全完善幹部政績考核評價制度和幹部提拔任用制度上下功夫，使幹部在工作中把對上負責和對下負責更好地統一起來，切斷大搞形式主義的利益鏈條，通過用人導向來引導形式主義問題改善。

　　　　　　　　 （新華每日電訊評論員韓朝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