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延安時期的火紅年味

　　▲胡一川創作的新年畫《堅持抗戰反對投降》。

　　▲ 1943 年魯藝秧歌隊在延安演出，排頭者為劉熾。

　　▲魯藝秧歌隊演出的《擁軍花鼓》。

　　▲魯藝師生合影。 本版供圖：延安魯藝文化中心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陳晨 孫正好 李浩

　　“除夕之夜，歡樂的氣氛籠罩着我們的村莊。家家窗前點上了燈籠，院子的地上鋪滿了炸得粉碎的紅紅綠綠的炮皮。在那些貼着窗花和對聯的土窯洞裏，一家人圍坐在一起吃‘八碗’。”這是作家路遙筆下的陜北春節。作為黃土文化集中區，陜北大地的年味充滿着濃郁的黃土風情：窯洞裏，蒸的是黃饃饃，貼的是紅窗花；窯洞外，敲的是震天鑼，扭的是大秧歌。

　　陜北是革命老區。陜北的春節擁有更多火紅的革命浪漫主義色彩。從新秧歌運動、新年畫運動到雙向奔赴的軍民大拜年，陜北的年味既有“山丹丹花開紅艷艷”的熱烈，也有“高樓萬丈平地起”的豪情，更洋溢着“試問九州誰作主，萬眾矚目清涼山”的自信。

　　延安時期有哪些火紅年味？革命人又如何在艱苦卓絕的戰鬥歲月中鼓舞士氣、激揚鬥志？新春佳節來臨之際，記者再回陜北，在飛揚着紅旗紅花紅腰帶的黃土地上，重溫那段孕育着無數希望、充盈着無限生機的歲月芳華。

接地氣的新秧歌“火出圈”

　　“小窯洞裏，燈光如豆，安波坐在一張小桌子前……一支曲子譜完，感覺不理想馬上就改，只是開頭的‘雄雞，雄雞，高呀麼高聲叫’一曲，就不知道改了多少遍。”臨近春節，冬日暖陽中的延安年味漸濃，修葺一新的魯藝舊址靜候着佳節到來。鐫刻在舊址安波紀念館、描繪“小調大王”安波為《兄妹開荒》譜曲的這段文字，將時針撥回到81年前那個年味十足的春節。

　　1943年春節，延安城中鑼鼓喧天，一場精心籌備的軍民聯歡會在延安城南門外廣場上拉開大幕。儘管黃土飛揚，天寒地凍，但正如台下安波的回憶所言：“一座巍巍的人山赫然地從平地豎起。”

　　這是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後，來自魯藝的藝術家們在“文藝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的號召下，將創作之筆對準人民、用群眾語言創作後的匯報演出。

　　“挑起擔兒上呀上山崗，一頭是米麵饃，一頭是熱米湯。”在兩萬多位軍民的翹首以盼中，王大化身係紅腰帶，頂着陜北人民最熟悉的白羊肚手巾跨上舞&，身邊是穿着花棉襖的李波。兩人唱的是陜北秧歌調，扭的是陜北秧歌舞，演的是陜甘寧邊區農民馬丕恩父女“早起晚眠，努力生産”的勞模事跡。雖然缺乏專業場地，也沒有高端音響助陣，但在觀者潮水般的叫好聲中，以勞苦大眾為主角的《兄妹開荒》，火了！

　　“《兄妹開荒》轟動了整座延安城，火到什麼程度？《解放日報》配發了社論，刊登了曲譜。王大化和李波成為那個時代的‘頂流’，市面上出現了王大化牌的香煙、肥皂。”延安革命紀念館館長劉妮説，“當時很多群眾到魯藝看秧歌劇，不説劇名，都説‘去看王大化’。這部劇原名叫《王二小開荒》，也是群眾把它喊成了《兄妹開荒》。”

　　《兄妹開荒》成為延安新秧歌運動中的代表作。“在陜北，秧歌歷史悠久。千百年來，陜北人用扇子寓意風調，用花傘代表雨順，用扭秧歌慶典祈福。他們如仙踏雲地走，如醉發狂地扭，如風戲柳地擺，如浪奔騰地跳。”國家級非遺項目“陜北秧歌”省級傳承人賀世成介紹。

　　扭秧歌至今仍是陜北最強春節儀式感之一。每逢正月，炸裂的鼓點配合飛舞的紅腰帶，讓這片黃土地沉浸在歌舞狂歡之中。今年春節，賀世成參與的兩支秧歌隊都已排練就緒，只等過年開鬧。

　　“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着文學藝術原料的礦藏，這是自然形態的東西，是粗糙的東西，但也是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東西……它們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延安文藝座談會後，擁有廣泛群眾基礎的陜北秧歌成為藝術家&&群眾、深入群眾的“金鑰匙”，魯藝成立了秧歌隊。曾經接受西方藝術熏陶的藝術家們，開始在傳統文化、民間文化的藝術寶庫中挖掘創作靈感。

　　“陜北原來只有秧歌調、秧歌舞，沒有秧歌劇。魯藝的藝術家們拜群眾為師，通過田野采風，在民間藝術的基礎上去粕存精、提煉創新，開創性地發掘了有情節、有故事的秧歌劇。”劉妮説。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兄妹開荒》橫空出世，新秧歌運動就此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

　　“魯藝大秧歌隊綵排的那一個晚上，當鑼鼓敲打起來，秧歌舞跳起來的時候，一種感奮之情涌上心頭。”魯藝秧歌隊樂隊成員、作曲家李煥之在回憶文章中這樣寫道。

　　他也成了秧歌隊的一員，有時敲鑼鼓，有時拉手風琴。“陜北民間大秧歌的健壯、豪放的舞步、舞姿……那種沉宏、鏗鏘的秧歌鑼鼓點……這一切都是那麼新鮮、那麼生動，而又那麼親切近人。”

　　據《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延安志》記載，1943年春節，魯藝秧歌隊成員多達150人，在楊家嶺、中央黨校、文化溝等地進行巡迴演出。除了《兄妹開荒》，還上演了為三五九旅戰士們新編的秧歌舞《搖花籃》等文藝作品。

　　在陣容龐大、熱火朝天的秧歌演出中，最搶眼的還屬劉熾，這位後來創作了《我的祖國》《英雄讚歌》《讓我們蕩起雙槳》等經典作品的音樂家，當時是魯藝秧歌隊的“傘頭”。

　　在陜北大秧歌中，領舞、領唱的演員往往手執花傘為具，故稱“傘頭”。走進位於魯藝舊址的劉熾紀念館，幾張黑白老照片定格着當年軍民一起鬧秧歌的動人瞬間。畫面中，劉熾手持大花傘，正在延安城內演出，飛揚的舞姿中，透露出濃濃的年味。除了上陣演出，作為冼星海的學生，劉熾還創作了《減租會》《運鹽去》《勝利鼓舞》等經典秧歌劇。

　　“新的內容、新的藝術形式孕育出新的生命力。正是在秧歌劇的基礎上，魯藝發展起了新的歌舞形式、新的歌劇形式。到1944年春節，延安工廠、學校、部隊組織的秧歌隊多達27個，上演了150多個節目。延安到處充滿了欣欣向榮的節日氛圍。”延安魯藝文化中心副主任王強説。

　　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隨着革命節節勝利的嘹亮號角，陜北大秧歌更是扭遍了全中國。時至今日，當年被群眾熱捧的經典秧歌劇，仍是陜北不少地方的春節年味。

　　“近年來，我們復排了《兄妹開荒》《夫妻識字》等經典劇目，用腰鼓、秧歌劇等組合成原汁原味的紅色文藝劇目《延安故事》，作為春節期間下鄉演出的文化大餐。”延安市寶塔區民眾劇團團長杜玉富説。

被搶購一空的年畫是啥來頭？

　　走進延安文藝紀念館的新窗花、新年畫展區，仿佛置身於除夕之夜的陜北農家。窯洞造型的展墻上，一格格新窗花淳樸厚重，流露着歲尾年初的富足安樂。而一幅幅新年畫則像春節的“連環畫”一般，於不動聲色中娓娓講述着革命戰爭歲月裏的年畫傳奇。

　　1940年1月31日，農曆臘月二十三，北方地區傳統的小年。在晉東南的太行山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時任魯藝木刻工作團團長的胡一川，和同伴楊筠一起背着大包去趕集。包裏裝的是木刻工作團為配合抗日宣傳，突擊了好幾個日夜趕制出來的水印套色新年畫。

　　彼時，全國抗戰已進入相持階段，日本鐵蹄正對各抗日根據地進行頻繁而瘋狂的掃蕩。《紡織圖》《保衛家鄉》《大家養雞增加生産》……人來人往的大集上，由於價格便宜、畫風新穎，這些鼓舞鬥志、充滿民族氣節的新年畫，很快被趕來買年貨的山西老鄉搶購一空。

　　據當時同在木刻工作團的美術家羅工柳後來回憶，因為太受歡迎，一些沒買到的老鄉追到了他們的住處，嚷着要買年畫。有些住在偏遠山區的百姓，甚至跑了幾十里的山路趕來購買。

　　作為民間最盛行的年俗之一，年畫是我國特有的春節裝飾品。抗日救亡大潮中，擁有廣泛群眾基礎的年畫，也成為對敵鬥爭的陣地。“魯藝木刻工作團突破重重封鎖，從延安抵達太行山，通過辦展覽宣傳抗戰。”延安大學5·23文化産業研究中心主任王延雄説。

　　胡一川、彥涵、羅工柳等來自魯藝的美術家，請來當地的年畫工人作指導，在木刻版畫的基礎上，創新採用畫面明朗的傳統年畫進行抗日宣傳，以門畫、連環畫、四扇屏等多種形式，全景式錶現保家衛國的主題。很快，群眾家的門神由原來的秦琼、敬德，變為英姿颯爽的八路軍戰士，大批新年畫陸續進入千家萬戶。

　　“魯藝木刻工作團在抗日前線創作的年畫，緊扣抗日殺敵等主題，充滿了戰鬥色彩，線條硬朗、風格陽剛。”王延雄説，“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後，傳統年畫中色彩明艷、線條單純、構圖飽滿的創作特點，被更多魯藝的版畫家所吸納，他們圍繞生産生活、擁軍優屬等主題創作了大批裝飾性更強，生活氣息更濃厚，民族風格和中國氣派更鮮明的新年畫。”

　　從天津楊柳青到蘇州桃花塢，從開封的朱仙鎮再到濰坊的楊家埠，中國傳統年畫盛行於大江南北。不同地區雖流派和風格迥異，但多圍繞瑞禽祥獸、香草鮮花等充滿吉祥寓意的主題展開創作，在春節張貼以祈福迎祥。隨着形勢的發展，延安新年畫中的民間元素也多了起來，國人喜歡的蘭花、牡丹、鯉魚、靈獸等吉祥物逐步被融入到創作中。

　　“做人要老實，作畫要調皮。”美術家胡一川的這句名言，或可形容當時新年畫的創作風格。延安文藝紀念館收藏了大批當年風行一時的年畫作品，如古元創作的《講究衞生》《人興財旺》中，男女兩個“門神”各手持麥穗、身騎靈獸，充滿了喜慶色彩；力群創作的《豐衣足食圖》簡潔明快，色彩濃艷，陜北農家歡樂祥和的春節團圓氛圍躍然紙上。

　　《全家福》《識一千字》《五穀豐登六畜興旺》……自1942年魯藝成立年畫研究組到1944年春節，古元、彥涵、江豐等大批版畫家以“延安學派”的風格，創作出許多在新年畫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代表性作品。因為物質條件有限，許多藝術家的刻刀是用擦槍的捅條做成的，顏料甚至來自鍋底灰，木板多取自陜北隨處可見的棗木、榆木。

　　“正是這些來自土窯洞、沾滿泥土味的美術作品，對中國革命進行了廣泛的動員和宣傳，並在黃土地上深深紮下了根，結出了果。”劉妮説。

　　1945年，美國《生活》雜誌刊登了古元、彥涵等人的15幅作品，並發表了《木刻幫助中國戰鬥》的文章。

雙向奔赴的春節大拜年

　　“1944年春節，新秧歌活動鬧得更紅火了……橋兒溝鄉的秧歌隊在大年初一的早晨就到魯藝院內拜年來了。”“我很喜歡那位老傘頭領唱的秧歌調……唱出了與解放了的人民之間的親密無間的情誼。”

　　這段文字出自延安文藝紀念館收藏的李煥之著作《音樂創作散論》。通過回憶延安時期春節拜年等種種細節，李煥之創作了傳世經典《春節序曲》，至今仍被國人稱為過年專屬“BGM”。

　　“延安時期陜甘寧邊區的拜年方式，往往簡單淳樸又情意濃濃，除了秧歌拜年，還有座談聊天，或是互致問候。”延安職業技術學院紅色文化教育培訓中心教授高慧琳説，比如，1945年農曆大年初一，中央領導帶着警衛員到棗園鄉政府給群眾拜年。其間，陜甘寧邊區的勞動模範也來給中央領導拜年。

　　蔬菜、雞蛋、黃酒、油饃……延安時期，軍民之間的新春禮物，往往就是小雜糧和農家土特産。1943年春節，“擁軍優屬、擁政愛民”的“雙擁運動”在延安熱火朝天地開展起來。“正月裏來是新春，趕上了豬羊出呀了門。豬啊，羊呀，送到哪去，送給咱英勇的八路軍。”首演於當年的《擁軍秧歌》，以質樸熱烈的唱詞，勾勒出軍民魚水情深的熱鬧年味。

　　“新年前後，子長募集慰勞品大肉萬斤、豆子70石、鞋5000余雙。吳起贈每戶抗戰家屬大肉2斤。”這是1944年新春佳節，陜甘寧邊區涌現的擁軍熱潮之一。

　　1946年春節，當時的勞動英雄楊步浩帶着老鄉，一路敲着鑼鼓、扭着秧歌到王家坪拜年，給中央領導送來書有“人民救星”的大匾額。

　　延安時期，軍民之間的春節大拜年可謂是雙向奔赴。1943年春節，毛澤東得知棗園村有24位60歲以上的老人，其中兩位老人正月十五過生日，便在元宵節當天宴請24位老人，飯後給每人發了一塊香皂、一條毛巾，還請大家看了場電影。

　　“有一年，秧歌隊來楊家嶺拜年，有戶人家住在後溝裏，因為要保障春節供應，忙着磨豆腐，顧不上看秧歌。”王延雄説，“毛主席請秧歌隊專門繞到豆腐坊，給那戶人家扭了場秧歌。”

用藝術禮讚生活

　　“聯歡要提倡節儉”“秧歌不宜太多”“要關心群眾疾苦”……延安時期春節前後的報刊上，常常刊登着暖心的過節提醒。“比如1946年陜北部分地區遭遇災荒，春節來臨前，陜甘寧邊區政府在《解放日報》發出指示，要求各地組織秧歌隊時要遵循自願原則，不宜鋪張浪費，時間不能太晚，以免耽誤群眾生産。”延安市委黨史研究室副主任胡建滿説。

　　“人民這麼擁護共産黨，根本原因是共産黨讓勞苦大眾找到了做人的尊嚴。”陜西延安幹部學院副院長楊曉紅説。正如埃德加·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中的所見所聞：少先隊員喜歡紅軍，因為“他們生平第一次受到人的待遇，吃住都像人”；窮人分到了田地，娃娃能上學；很多工人過的“是一種健康的生活，有運動、新鮮的山間空氣、自由、尊嚴、希望”。

　　“紅軍未到的時候，這是一個荒涼的窮苦的城，然而人民的背上壓着繁重的捐稅。”詩人何其芳在《我歌唱延安》中如此寫道，紅軍到陜北後，“延安的城門成天開着，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來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燒着希望，走進這城門。”“這個活着的城像一個活着的人，不斷地生長。”他開始在自由、寬大、快活的空氣中“為少男少女們歌唱”，感嘆“生活是多麼廣闊，生活又是多麼芬芳。”

　　“共産黨領導下生活的巨變，是延安時期火紅年味的現實土壤。”楊曉紅説，“春節是中國人最重要的傳統佳節，勞動人民就是要在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裏，用拜年、秧歌、社火等最樸實也最隆重的方式，表達翻身做主人的喜悅，表達最真實的歡暢。而藝術家們通過深入群眾，創作大量接地氣的年畫、秧歌劇等文藝作品，為群眾代言，用藝術禮讚這種全新的生活，全新的時代。”

　　當春節的腳步臨近，今天的革命聖地，火紅年味歷久彌新：悠揚的民歌唱起來了，歡騰的腰鼓打起來了，熱情的秧歌又扭起來了……

　　這“龍騰虎躍盛世春，五穀豐登又一年”的神州美景，恰如“人民音樂家”冼星海於1938年寫給妻子錢韻玲的信中所願：“我們到陜北去吧，那裏可以給我們更多的勇氣，那裏使我們更了解真正的愛……”

　　（參考書目：中共黨史出版社《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延安志》；王樹村著《中國年畫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