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街“儒釋道” 滿城“梅桃柳”

　　▲在紀念柳敬亭而建的柳園，游客品讀《柳公祠記》。新華每日電訊記者朱旭東攝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朱旭東

　　江蘇泰州市中心的五一路，分別坐落着一座光孝寺、一座崇儒祠、一座泰山行宮，被人們戲稱為“儒釋道一條街”。泰州憑什麼能“一街儒釋道”？記者前往一探究竟。

熱廟宇、冷儒祠、破道觀

　　海陵是江蘇省泰州市的主城區。1993年，趙樸初赴泰州考察，為修復光孝寺應邀書就《踏莎行》詞一首：“州建南唐，文昌北宋，名城名宦交相重。月華如練舊亭&，清詞范晏人爭誦。朗潤明珠，翩仙彩鳳，梅郎合受千秋供。重光殿宇古招提，放翁大筆今堪用。”此詞引經據典，抒發了對泰州人文歷史的讚頌。其中，“重光殿宇古招提，放翁大筆今堪用”，即為佛教名勝光孝寺。

　　泰州佛教始傳於東漢末年，兩宋時期走向鼎盛。光孝寺原名萬壽寺，始建於東晉義熙年間，後因南宋高宗趙構為超度徽、欽二帝亡靈，詔令該寺擺設道場，敕令改稱“報恩光孝寺”，後毀於戰火。修復後的光孝寺大雄寶殿取《華嚴經》語，取名“最吉祥殿”。陸游的祖父曾在泰州任州官多年，陸游對泰州也懷有深厚的感情，寫過一篇《泰州報恩光孝禪寺最吉祥殿碑》。

　　清乾隆九年（1744年），寶華山慧居寺上座炳一律師受地方士紳之邀，任光孝寺住持。因為他是寶華山律宗傳人，故“改禪為律”，稱為“光孝律寺”。光孝寺名僧代出，上世紀30年代初，時任中國佛教會秘書長的常惺法師創辦了光孝佛學研究社，培養了不少高僧，在中國近現代佛教史乃至當代海外華人佛教史上，都有重要影響。如今的光孝寺依然香火旺盛，成為泰州佛教文化和吉祥文化的核心標識。

　　光孝寺的西側，即為崇儒祠，距今有400多年歷史。這是專門祭祀泰州學派創始人王艮的祠堂，取名“崇儒”並進行祭祀，表達了後人對學派宗師的崇敬。

　　儒家倡導“仁者愛人”，要求儒者“以天下為己任”。我國古代無數儒者將“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作為自己的理想追求，王艮即為其中的佼佼者。

　　在歷代思想家的心目中，“道”只有“聖人”才能夠認識和掌握，普通百姓根本不可能知曉。但王艮把“道”與“百姓日用”等同起來，認為“百姓日用即道”，“道”存在於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各種自然欲求之中，指向的是滿足普通百姓的物質性需求，明確肯定了百姓生活作為一種本體存在的現實合理性與不可剝奪性。

　　在當時陽明學影響漸起的背景下，王艮通過拜王陽明為師，與其弟子通過學術創新和各類講學活動，逐漸形成泰州學派。王艮去世後，次子王襞繼續主持講席，不僅壯大了泰州學派隊伍，更進一步弘揚了泰州學派學術思想。明代思想家、文學家李贄即出其門下，顏鈞、羅汝芳、湯顯祖等都是王艮的再傳、三傳或四傳弟子。全國包括五傳弟子在內，有籍貫可考者480餘人，蔚為大觀。

　　庭院深深的崇儒祠，如今門可羅雀，只有一位中年婦女看守大門。記者在崇儒祠偶遇泰州市中醫院幾位醫生，他們正饒有興致地參觀王艮生平及其名言石刻，因為王艮“曾經也是一位中醫”。

　　“儒釋道”一條街，自然少不了道教風景，只是這條街上的道教建築很是破落。距離崇儒祠幾百米處，隱藏在商業步行街裏有座“泰山行宮”，供奉泰山女神碧霞元君。泰山行宮僅存單體建築，前後門緊鎖。有只野貓舒展着身體，懶懶地躺在墻角，儼然成了這幢建築的主人。

　　即便如此，因為有了泰山行宮，一街“儒釋道”才能“名副其實”。“泰山行宮”肯定風光過，如今，歲月賦予其滄桑。

一個人、一部戲、一種曲藝

　　失望的程度，往往與希望的強度成比——原來只是這樣的“一街儒釋道”。

　　泰州學院人文學院院長錢成説，除了“儒釋道”，還有“梅桃柳”——京劇大師梅蘭芳、寫《桃花扇》的孔尚任、評話宗師柳敬亭。

　　從抽象的“儒釋道”，走向具象的看似並無關聯的三個人物，雖然有點彆扭，但都是一地風物，都是一座城市的文化組成部分。

　　改革開放後，很多城市逐漸學會“推介自己”。最初是為了招商引資，如今，還有更多是來自骨子裏的驕傲——這些年來，每座城市都“推”出了特色，“推”出了風采，“推”出了驕傲。

　　“向外推介宣傳泰州，可能有100種方式，每種方式，都少不了京劇大師梅蘭芳這張名片。”海陵區文聯主席徐同華説。

　　梅蘭芳祖籍泰州。他既是我國現代傑出的京劇表演藝術家，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社會活動家。1984年，為紀念梅蘭芳誕辰90周年，泰州在鳳城河風景區的鳳凰墩上建造一座紀念亭，其外觀五角攢尖，形似綻放的梅花。進亭仰視，亭上雕有《霸王別姬》《貴妃醉酒》《洛神》《宇宙鋒》《穆桂英挂帥》五齣梅蘭芳代表作。1987年泰州又辟鳳凰墩為梅園，興建梅蘭芳史料陳列館。1997年6月，泰州市決定將公園與史料陳列館合併，更名為“梅蘭芳紀念館”。

　　除了“梅館”，泰州主城區還有紀念孔尚任的“桃館”、紀念柳敬亭的“柳園”，分列鳳城河兩岸，成為市民休閒的好去處。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蘇北大水，孔尚任以欽差身份，隨工部侍郎孫在豐到蘇北治水，由此與泰州結下不解之緣。

　　在泰州期間，孔尚任遍訪當地社會名流、文人學士，與他們交往甚密。當時明末遺民詩人鄧孝威、費密、黃雲、冒襄等雲集泰州，皆以詩名著於天下。孔尚任和他們唱和切磋，尤其是與侯方域等人同為“明末四公子”的冒襄，為創作《桃花扇》積累了豐富的素材。

　　如今，在泰州鳳城河畔的桃園中，按原樣復建的陳庵（即孔尚任創作《桃花扇》之處，又名“藏經禪院”），門前高懸“孔尚任舊居”匾額，照壁上鐫刻着孔尚任撰寫的《陳庵記》。當年，孔尚任奉旨來此治水，恪盡職守卻壯志未酬。正是這苦悶的至暗時刻，鍛造出他冷峻而悲憫的情懷，也因此成就了中國戲曲史上的一部巔峰之作。

　　《桃花扇》中，還有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柳敬亭。他的一生，又是另一番風雲。

　　柳敬亭15歲時強悍不馴，觸犯律法，但得到時任泰州府尹李三才為其開脫而流落在外。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他流亡到安徽宣城，在敬亭山一棵大柳樹下歇息時，想到自己的流亡生涯：“攀條泫然。已撫其樹，顧同行數十人曰：‘嘻，吾今氏柳矣！’”（吳偉業《柳敬亭傳》）遂變姓柳，改名逢春，號敬亭。

　　流浪在雲間（今上海松江）期間，柳敬亭得到高人指點，説書技藝大進，18歲就靠説書名滿松江。之後，他縱游揚州、杭州等地獻藝，聲譽日著。明崇禎七年（1634年）起，柳敬亭長期寓居南京秦淮河畔“長吟閣”説書，聲名遠揚，並與東林、復社諸多名士有交往。

　　柳敬亭生活在明末農民起義的大動蕩和滿清入主易代之際，經歷過“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陰虐殺”等慘絕人寰的亡國之痛。明亡後，清廷厲行“剃髮令”。柳敬亭以説書藝人表演古人需要為名，一直留發不剃，不改明代衣冠，説書言志，激勵後人。

　　晚年柳敬亭的技藝已達隨心所欲的妙境。閱盡滄桑、飽經世故後，他把悲憤、感慨、抑鬱之情，完全傾注於他的評話之中，使身經變故的遺民、百姓聽來，産生極大共鳴。時人評價這個時期的柳敬亭，已經到了“不見説書人，只見書中人”的境界。他的舉手投足、一言一行，都是書中人物。

　　柳敬亭先後收了很多門徒。直到新中國成立前，説書藝人們收徒拜師時，還要先拜柳敬亭的牌位，奉其為祖師爺。

　　如今，為紀念柳敬亭而建的柳園，樹木蔥蘢，垂柳依依，成為全國曲藝界瞻仰尋根之所。已故著名相聲表演藝術家侯寶林曾到泰州尋訪柳氏遺跡，並反復説：“我是尋宗來了。”

　　“梅瀾芳華”“桃映春風”“柳蔭後世”，梅園、桃園和柳園，三園一線，組成了泰州獨一無二的戲曲文化載體。

看得見的“梅桃柳”，看不見的“儒釋道”

　　繽彩紛呈的“梅桃柳”，都已經具象化了，也比較容易向世人展示，但依然沒有“儒釋道”三個概念的想象空間大。碎碎念之間，徐同華説，“儒釋道”其實在“梅桃柳”身上都有體現。

　　我們走訪了梅蘭芳紀念館，了解他京劇大師身份之外的“儒釋道”。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軍國主義在我國東北陰謀籌建傀儡滿洲國，曾多次派人請梅蘭芳前去演戲，以示“慶祝”，每次都遭到他的嚴辭拒絕。

　　1932年，梅蘭芳全家遷居上海，與葉恭綽等一起編演了《抗金兵》，演的雖然是抗金兵，實則號召民眾抵抗日軍。《抗金兵》的上演，對當時渴望抗戰救亡的中華民族，起到一定的激勵作用。隨後，梅蘭芳又把《易鞋記》改編為《生死恨》，同樣是表現反侵略鬥爭的愛國主題。

　　徐同華在《梅蘭芳》一書中寫道：“這標誌着梅蘭芳已經站到了挽救民族存亡的鬥爭前線，體現了他追求的提高京劇社會作用的理想。”

　　1937年，上海淪陷，梅蘭芳身居淪陷區，不為敵偽的威脅利誘所屈服，蓄鬚明志，8年不曾登&演出。由於長期停演，梅家經濟陷入困境，他只好把北京的住宅賣掉，後來甚至靠賣畫典質度日。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梅蘭芳蟄居香港未及撤離。一天，日軍侵港司令酒井派人強行將他接去，當時梅蘭芳蓄鬚已久，酒井問他為何留須？他回答説：“我是唱旦角的，年歲大了，扮相、嗓子都不如以前，應該退出舞&了。”酒井無奈，終於沒有提出什麼要求。後來，日軍幾次請梅蘭芳唱戲，他都以牙痛為由回絕了。1942年秋，大漢奸褚民誼突然來訪，提出請梅蘭芳演出，同樣遭到拒絕。

　　日偽見軟的不行，就出面脅迫，勒令梅蘭芳必須參加演出，否則軍法從事。梅蘭芳請醫生給他打了一針預防傷寒病針，很快使體溫升高到40度以上。日軍軍醫檢查確是“病重”，只能作罷。

　　1945年8月8日，抗戰勝利的消息一傳出，梅蘭芳當天就剃掉了唇髭。經過短期準備和恢復嗓子，沒出兩個月，他就在上海重新登&演出。那時，他已52歲。

　　1949年上海解放後第三天，梅蘭芳就登&參加歡迎解放軍的演出。第九天，他接到陳毅市長的請柬，出席上海各界人士座談會。9月下旬，梅蘭芳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並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委。10月1日，他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

　　面對日偽的威逼利誘，梅蘭芳就是一顆“響噹噹的銅豌豆”。即使生活窘迫困頓，依然拒絕為日偽演出，不為五斗米折腰，又像亂世的隱者，擇時“修身養性”。賊寇退敗後，他欣然重新出山，立德、立功、立言。梅蘭芳雖然首先是位藝人，同樣是一位“以天下為己任”的儒者。柳敬亭、孔尚任，又何嘗不是如此？

　　儒、釋、道互補，最終形成了中國文化的傳統。不管是“梅桃柳”，還是一街“儒釋道”，在這裡展現的，都是中國文化的一種表達，或者是某種傳承和發展。而泰州學派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則體現了樸素的民本主義思想，體現了可貴的人本情懷。

　　700多年前，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馬可·波羅游歷泰州時，曾讚嘆泰州城各種塵世的幸福極多。不知道彼時他有沒有在泰州吃過早茶？現如今，很多泰州人每天的幸福，是從吃早茶開始的。

　　早茶店遍佈泰州大街小巷，店雖有大小之分，價格也有高下之異，消費者則各取所需。上班族大多以填飽肚子為主，點上一碟燙幹絲、一碗魚湯麵、一杯茶，再加兩隻熱氣騰騰的包子，舒適而隨意。有閒人或呼朋喚友，到早茶店要上一壺好茶，幾樣中意的茶點，慢飲細品，瀟灑而快意。生意人則以早茶店作為談生意的&&，不必觥籌交錯、面紅耳赤，一筆又一筆生意在談笑間成交……泰州的早茶店裏，每天食客如雲。據説，目前泰州市有早茶店上萬家，早茶品種達150多種，每天吃早茶消耗的麵粉達20萬斤、幹絲10萬斤……

　　抽象的理想，是為現實的幸福服務的。所有的“儒釋道”或“梅桃柳”，口中所念、心中所盼、奮力所圖，不就是為了這平和繁盛的人間煙火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