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虎隊老兵口述：“為幫助中國抗戰，我執行了53次飛行戰鬥任務”

　　口述史料來源：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記憶項目中心（採訪：楊秋濛）

　　整理：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劉夢妮、劉小草、王京雪

　　大衛·海沃德：

　　為幫助中國抗戰，我執行了53次飛行戰鬥任務

　　大衛·海沃德，原飛虎隊美軍第14航空隊22中隊轟炸機駕駛員。

　　我的名字是大衛·海沃德（David Kirkland Hayward）。1922年，我出生在舊金山。隨後和家人往南搬遷，我大多數童年時光在加利福尼亞的帕薩迪納度過。我是一名飛行員。我服役美國空軍的時間是從1942年2月到1945年8月，幾乎跨越了整個戰爭。我參軍的原因是，在納粹德國的蹂躪下歐洲四分五裂，另一個戰場上，日本襲擊珍珠港，摧毀美國的太平洋艦隊，我認識到，我們的國家已深陷困境，不得不反擊。

　　經過6個月的訓練之後，我被授予飛行胸章，並得到少尉的任命，成了空軍的一員。我開始駕駛B-25飛機——雙引擎中型轟炸機。

　　我被調去中國是要保護從印度到中國的空中補給線，保護我們的人進行運輸。日本已經佔領了緬甸，我們正運送物資去往緬甸北部，那裏日本儲備了一些戰鬥機，那些日本飛機正在擊落我們的運輸機。為了阻止日本擊落我們的運輸機，我們盡可能截斷日本正在使用的供給線，這意味着轟炸河上的橋梁、船隻，轟炸鐵路、火車、敵人的航空燃料庫，轟炸任何幫助日本供給他們北部戰機的設施。所以我們在一開始就試圖幫助中國，保證空運物資的安全。

　　成為中國飛虎隊的一名飛行員，最難的是，每次我們執行戰鬥任務的時候，要提防日本戰機過來襲擊我們，同時要提防有地對空炮火對着我們。這非常危險，需要注意力很集中。我們對此非常緊張，因為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被射中擊落。我們在那裏的幾年時間裏，失去了很多優秀的夥伴。他們是優秀的男子漢，遠離了家園，到中國來幫助中國人民的抗戰事業。

　　在中國期間，我執行了53次飛行戰鬥任務，因此我被授予“傑出飛行十字勳章”。説到擊落飛機，我轟炸的目的不是擊落飛機，而是向航空燃料、橋梁、火車頭和船舶投放炸彈。我執行過的最難忘的一次任務，是日本人佔領了越南，我們被告知要去那兒截斷日本人的供給線，我們可以在那裏向船隻和港口射擊，向它們投炸彈，向鐵路和列車射擊。我們的機關槍火力全開，朝向火車頭，確實讓日本人倒退了很大一步。

　　我也害怕過，在我第一次執行任務時。我們被送往緬甸中部，向敵軍的飛機場投下炸彈。我們做到了，然後調轉飛機返回基地。從窗戶看下去，許多飛機在下面。但這些是日本人的飛機，有戰鬥機、轟炸機。很快，其中一架戰鬥機飛了上來，就在我的飛機旁邊，剛剛在火炮手的射擊範圍之外。我能看見那架戰鬥機，我不知道它要做什麼。會襲擊我們嗎？還是在挑釁我們？這種奇怪的想法縈繞在我的內心。那時我感到，人生中有些事情是有價值的，有些事情是沒有價值的。我想我已經看到了那些有價值的事情。於是，我發誓，我再也不為任何沒有價值的事情而憂慮了。我認為我很好地遵守了這個承諾。那是一段很可怕的時光，我們的飛機是飛行編隊裏飛得最慢的，落到了整個飛行編隊的尾端，一架日本飛機在周圍虎視眈眈。哦，我的天哪！但我想上天一定眷顧着我，所以我現在還能在這兒，在我94歲的時候與你聊天。

　　我們從陳納德將軍那裏得到了很多經驗。他是第14航空隊的司令，是一個非常受人尊重的人。他特別了解戰鬥機戰術，他來到我們的訓練地，告訴飛行員們，你不可能在機動性上超過日本飛機，但你可以俯衝攻擊。換句話説，先升到日本飛機之上，然後向下俯衝攻擊，並迅速飛離，這樣日本飛機就沒辦法尾隨你了。他有好的戰術，同時他建立起一個預警系統。這個系統中國人也參與進來了。中國人在整個中國的南方運營這些預警站，因此當日本飛機前來轟炸我們的飛機場時，我們能提前得到通知。

　　抗日戰爭勝利日70周年，北京舉辦了盛大的閱兵式，我和其他戰爭期間在中國服役的退伍老兵去了那裏。我們得到盛情款待，被安排在天安門廣場露天看&的正面觀景位，整個受閱部隊從我們面前經過，令人印象深刻。

　　我T恤上面印的標誌，意思是“第14航空隊飛虎隊”。第14航空隊由戰鬥機、中型轟炸機和重型四引擎轟炸機組成。最初美國志願隊被稱為飛虎隊，但有一天，當陳納德將軍來到我們的訓練場，他説，你們可以稱自己為飛虎隊。於是我也能説自己是飛虎隊的了。但我盡量對此保持低調，因為我不是最初飛虎隊的成員，我算是第二代飛虎隊隊員，但是，我對此感到很自豪。

　　埃莉諾·本尼達：

　　格倫談過對中國人的印象，“如果不是他們，我就不會活到現在”

　　埃利諾·本尼達，飛虎隊老兵格倫·本尼達遺孀。

　　我是埃利諾·本尼達(Elinor Beneda)，93歲了，住在美國加利福尼亞的隆波克，過着美好的生活。格倫(Glen Beneda)和我在他從中國回來後相遇，我們之前就認識，但戰後我們正式見面，然後迅速墜入愛河。我想那大概是在8月份，第二年的3月我們就結婚了。我們有兩個雙胞胎兒子，4個了不起的孫子，還有7個曾孫。

　　我真正了解他的經歷，是因為那些老飛行員開始舉辦年度團聚。不同的飛行員聚在一起，相互談論記得的某某事，這是妻子們和其他家庭成員了解這些事情的機會。因為那些飛行員一開始真的很不願意談論這些。

　　格倫在珍珠港事件後不久就參軍了，他加入了空軍，被安排去了中國。在那裏，他是一名戰鬥機飛行員。他在空中擊落了3架日本飛機，可能還有兩架，5架就能讓他成為王牌飛行員，但另外兩架沒能得到確認。

　　他執行了80次任務，在第80次任務中被擊落。他需要從着火的飛機中逃生，他的座艙蓋卡住了。萬幸他最終逃了出來，但落在一個沒人認識的地區。

　　格倫後來談到他對中國人的印象，“如果不是他們，我就不會活到現在”。那些村民救了他的命。他被擊落後，村民們接納了他，他們看到湖中有飛機，就走到湖邊，試圖用石頭讓飛機沉下去。因為周圍都是日本人。事實上，日本人剛剛屠殺了他們附近的一個村莊，因為那裏的人們幫助了一名飛行員，所以他們不想讓任何人知道。格倫曾回憶，那裏一直能聽到機槍聲，日本人應該在非常近的地方。格倫想離開那裏，找個地方躲起來。

　　他們給了格倫一本對話點讀冊，一邊是中文，另一邊是對應的英文，這個是飛行員的標配。比如我需要喝水，我需要找個庇護所，或者我受傷了。然後格倫從口袋裏拿出一面被美國飛行員稱為“血幅”的旗幟，他揮動着旗幟，不斷説“美國、美國”。最後，村民們組織了一群人，因為他腿受了傷，他們把他抬過了山，送到了新四軍部隊。他們把他藏在那裏，直到他能安全移動為止。

　　大概過了兩個月，另一位被擊落的飛行員李·格雷格也到了那裏。他們把兩人一起安全轉移。

　　格倫在他被擊落後5個月就回美國了。戰爭結束後，他沒有留在軍隊，回到了內布拉斯加州，那是孩子們出生的地方。然後我們來到加利福尼亞，格倫自己開過公司，也曾在郵局工作，後來成為消防員，直到退休。

　　將格倫一半的骨灰埋葬在湖北，其實主要是我的想法。格倫生前提到過將一半的骨灰帶回中國，但他最初只是想把他的骨灰灑在那片他曾被擊落的區域。

　　2005年是老兵們抗戰勝利六十周年，我們和美中航空遺産基金會主席傑弗裏·格林一起訪問中國。我們在一個會堂開會，沒料到場面如此大。

　　會後，我們被安排了一個行程——去那個村莊見見當時救助過格倫的人。

　　那個場景令人感動，有那麼多的人迎接我們。他們用滑竿抬着格倫，穿過稻田，到達湖畔。他的飛機就沉沒在那兒。我的孫子跟着也一路走到湖邊。有一張照片，格倫和一位92歲的老人擁抱在一起。那種感情是無法想象的。那種連接，我想我們從未經歷過，只有他們懂得。

　　夏夔將軍曾先後救過7位飛虎隊飛行員。2001年，當和夏將軍第一次見面座談時，一排中國的老兵，一排美國的老兵。夏將軍講起他們搭救飛虎隊員的故事，一位美國老兵説，你救過的人坐在那裏，就是本尼達。我家裏懸挂的書法，就是夏將軍書寫送給我們的，他是書法家。

　　維斯特裏·弗朗科：

　　我和其他老兵在閱兵期間坐在第一排，這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經歷

　　維斯特裏·弗朗科，原美軍第4作戰物資大隊第1分隊地勤人員。

　　我的名字是維斯特裏·弗朗科(Wesley Raymond Fronk Sr)。1922年8月19日，我生在蒙大拿州一個叫喬丹的地方，現在分別居住在內華達州的亨德森和加利福尼亞州的聖地亞哥。

　　1941年10月，我在加利福尼亞州伯班克的洛克希德飛機公司工作。珍珠港事件發生了，於是我在1942年10月8日報名參軍。後來，我被選中接受專業培訓，學習基礎工程課程。這使我開始服役的時間推延到1944年3月底。

　　突然有一天，有人跟我説：“你要出發了。”我以為我要去北卡羅來納州的新單位，然而他們只是帶我穿過飛機跑道，來到一個中隊。這支中隊將於第二天早上，開啟出國作戰的流程。

　　我們被送上了美國海軍巴特勒將軍號，一路前往澳大利亞的墨爾本。我們以“之”字運動穿越南太平洋，最終進入印度洋，在那裏被英國和印度海軍的驅逐艦護航前往孟買。我們從孟買乘火車出發，穿過河流，一直到達印度的迪馬普爾，然後乘卡車前往臭名昭著的英帕爾——那是日本人入侵印度的兩個主要地方之一；另一個是科希馬。我們駐紮在那裏一個叫圖立哈爾（Toulihal）的空軍基地，在那裏待了一段時間。

　　我們當時的主要職能是為英國第4軍提供空中補給，也為中國軍隊提供補給，空投大米，為騾子空投燕麥。另外，當日本人佔領了中國為B-29建造的空軍基地時，我們派出了一些飛機，幫助疏散。

　　後來，日本投降了。與此同時，由於英國和中國軍隊向南駛向緬甸南部時，補給線被延長，我們也向南移動，搬到了吉大港。在日本投降以後，我們中隊接收到更新的C-46型飛機。然後，我們飛越了“駝峰”，我乘坐的是一架用來運載裝備的飛機。我在昆明度過了一個晚上。一年半以來，我第一次吃新鮮的雞蛋。順便説一下，中國廚師非常好，做得一手好雞蛋。

　　我繼續出發，前往漢口。我們在漢口執行了幾個重大任務，調動部隊等。完成後，我們在上海待了大約兩周。1945年11月22日，我們乘坐一艘商船前往舊金山，在12月3日回到了美國。我錯過了送我回去報到的機會，所以實際上是在1945年12月22日退伍的。我有三年零十五天的時間在美國陸軍航空隊服役。

　　我到過中國三次，一次是戰爭時期，我們從印度轉場到中國。到達中國以後，就四處走走。我獲得了三天的休假，先去了天津，然後去北平，第一次參觀紫禁城。我一直覺得中國人民非常友好、非常隨和。有一天，我在街上散步，路過一所房子。有一位紳士走了出來，他揮手示意我進去，給我端了一杯熱水，這讓我印象深刻。儘管他們沒有茶葉或其他類似的東西，但象徵意義是非凡的。此外，2005年和2015年訪問中國時，我也發現了這一點，人們都很有魅力。從戰爭時期到今天，中國人民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為經濟的發展，一切變得更加開放，他們不斷地對我們在二戰期間為他們所做的一切&&讚賞。

　　我現在或多或少算是一本“中國回憶錄”，抗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緬甸戰場故事的收藏家。我收集的書快有一個圖書館那麼多了。

　　我意識到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每一個實際行動，都肯定有助於中國。但我覺得這些努力是值得的，這一切都影響了戰爭的結果。我知道，在那段時間裏，中國人民真的很痛苦。

　　2015年，我到北京參加了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的典禮。那天真的令人嘆為觀止。我和其他老兵在閱兵期間坐在了第一排，這是一次了不起的經歷，一個我永遠不會忘記的經歷。

　　陳科志：

　　那時我正在西南聯大讀大學，看到日本飛機來炸我同胞，我就去當兵了

　　陳科志，原美軍第14航空隊飛機維修員。

　　我中文名叫作陳科志，英文叫Jerry Chen。我出生在1926年，在湖南長沙長到11歲，爸爸帶我到香港去，在香港念中學。我1940年到1945年參加美國飛虎隊，在昆明、緬甸、印度打過仗。

　　那個時候我正在西南聯大讀大學，我看到日本飛機來炸我們中國同胞。我就去當兵了。

　　招考飛虎隊隊員，要會講英文，還要驗身體，要大學校長開的證明才能進去。因為我在大學的時候讀的機械系，所以分配到機械部門修理飛機，我在飛虎隊的任務是保養戰鬥機。保養飛機分幾個部門，有偵察機、轟炸機、戰鬥機的。

　　1942到1945年，我在飛虎隊執行了四年的任務。那時相當危險，日本的飛機都是幾十架、一百架地轟炸我們。我們的戰友很多都炸死了，看見路上都是血，很可憐。沒有辦法，為國家犧牲，但我們的部隊也打了20余架日本飛機下來。

　　喜馬拉雅山“駝峰航線”，我飛過很多次。因為被日軍佔領了，物資過不來，都是靠飛機運過來。我就跟飛機到印度去了很多次。“駝峰航線”很危險，飛機不能飛那麼高，要從山峰裏面穿行過去。日本的飛機是九架在一起，排成一個人字形，有時候一來就是一排，足足有27架。我們的戰鬥機也很多，幾十架上去打。這時候遇到轟炸機，飛機掉下來就直接撞在山上。

　　我們的飛機很多掉下來，都被中國人救了。我從飛機上跳降落傘下來，中國老百姓救下了我。

　　飛虎隊基地總部在昆明，重慶、成都、桂林、湖南、浙江幾個地方都有，我都去過。我一共執行了多少次任務記不清楚了，從昆明飛印度，運物資回來，再去印度那邊修理飛機。

　　飛虎隊人太多了，我們這個部隊，189人的第一大隊裏，中國人就我一個。

　　我覺得身為飛虎隊員沒有什麼值得驕傲的。我們就是為了國家，自己無所謂，命都不要。

　　1945年日本投降，我們大部分撤退回美國。我跟上司到香港。那個時候我還年輕，後來自己做生意，香港、美國兩頭跑，一直做到60多歲就退休了。

　　那個時候，我們將美國的手紙、筆、汽車、衣服、糧食，由美國運到香港，香港再運到大陸去，分發給老百姓。

　　2015年，我受邀到北京，參加抗戰勝利七十周年閱兵典禮。發了勳章給我，我很高興。我身上的這件衣服就是飛虎隊的，這是當時的標誌。

　　馬大任：

　　投筆從戎，我被分配到陳納德辦公室做譯電員，管他的密碼

　　馬大任，陳納德的譯電員。

　　我1920年出生在溫州永嘉縣，是父母的第二個孩子。我父親是溫州中學的教員，溫州中學待遇很好，所以我家在溫州也算是有錢人。我父親是個學者，很受尊敬，所以我小的時候非常幸福。

　　父親對我的教育非常重視。我小的時候，父親就到上海去了，他把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兒童書籍和雜誌，都寄回溫州。我房間裏有個書架，上面有很多書。我寫信給父親，父親看了我的信後，把所有的錯字都改了，再寄回來給我看。

　　父親還買了許多兒童體育用品。那時候學校的體育球類有五種：足球、籃球、排球、乒乓球、網球。我念初中的時候是全校唯一的五球選手，而且是網球隊的隊長。

　　我高中在上海中學唸書，沒有念完日本就打來了，那是1937年。那時高中學生念完一年級，要受3個月的軍事訓練，預備將來當軍官同日本打仗。我在鎮江受的軍訓。四行倉庫“八百壯士”的那個謝團長，就是訓練我的大隊長。

　　軍訓還沒結束，日本就打來了。我還是繼續念高二，總想著抗日。我父親對我説，你還繼續在租界唸書的話，你就要做順民了，不能夠抗日，否則你要被綁票了。假如你不願意在上海住，不願意住在日本人威脅之下的租界，你就到內地去當難民，你要麼做順民，要麼當難民。我就同父親説，我順民也不當，難民也不當，我當兵去，所以我就投筆從戎。

　　到1938年，我就離開上海了。當時，哥哥作為西南聯大的學生，加入了隨軍服務團。我從上海坐船到香港，再從香港坐火車到內地去投奔他。

　　後來我們的隨軍服務團解散，我考取了中央大學，當時選擇了外文系。1941年飛虎隊來到中國，這一百個飛行員，每個人都要配一個翻譯員，他們要生活，要去昆明買東西、上飯館。中國空軍説不行啊，我們哪有一百個翻譯員，我們只有飛行員。又不能夠打廣告招翻譯員，萬一日本派姦細混進來，那就糟了。中國政府想了個辦法，説這樣子，我們不對外公開招，我們指定五個在內地最好的大學的外文系的學生，可以自願到飛虎隊當翻譯——是自願，不是強迫。

　　這個命令下來之後，因為我是中央大學外文系的，我就自願參加飛虎隊當翻譯。到了昆明之後，我們要受三個月的訓練，因為我們好多東西都不懂，空軍的規矩不懂，另外我們在學校學的是英式英文，這些飛行員都是美國人，有許多詞語英國人是這樣説，美國人是那樣説，所以我們要訓練從英式英文改成美式英文。

　　訓練之後分配工作，有一些去當飛行員的翻譯，有一些做其他工作，我是分配到陳納德辦公室做譯電員，就是管他的密碼。因為空軍來往的信件都要經過密碼，明碼改成密碼發出去，來的電報都是密碼，我翻譯成明碼給陳納德看。

　　我們有八個譯電員，因為譯電需要兩個人同時做，一天24小時，我們兩個人一組，每一組工作六小時，所以需要八個人。我畫了一張總指揮部的平面圖，陳納德的辦公室就是他、翻譯長舒伯炎和秘書三個人。我們這電報弄好送進去，有電報送出去他就告訴我們。陳納德這個人非常客氣，很少講話，他很靜很靜的，從來不大聲講話，同我們講話也很客氣。

　　我的服務期是一年，一年之後我就回到中央大學繼續讀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