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向西方翻譯儒家經典的中國人

　　周甲祿

　　1928年4月30日，一代名人辜鴻銘在北京病逝，走完72歲人生。屈指算來，辜鴻銘逝世已整整95年。

　　95年煙雲，淹沒了許多歷史人物，辜鴻銘就是其中之一。如今，説到辜鴻銘這個名字，知者甚少，即便知道，大多也只是知道他的“怪癖”“怪論”。他對中國文化在西方傳播所做的貢獻，現代人恐怕知之甚少。

　　在晚清及近代，文化領域“西學東漸”成為主要風潮的時候，從小受西方教育的辜鴻銘卻逆潮流而動，致力于“中學西漸”，他是第一個將儒家經典《論語》《大學》《中庸》翻譯為英文的中國人。他一生致力于向西方宣傳介紹中國文化，他不停地用英文寫作，向西方闡釋中華文明和民族精神。在近代中國，辜鴻銘是被公認為向西方傳播中國文化最有成就的人。

　　著名學者吳宓在辜鴻銘逝世時撰寫的《悼念辜鴻銘先生》一文中，這樣評價他：“今日吾國人中，其姓名為歐美人士所熟知，其著作為歐美人士所常讀者，蓋無有如辜鴻銘氏。自諸多西人觀之，辜氏實中國文化之代表，而中國在世界唯一之宣傳員也。”

特殊經歷造就語言奇才

　　辜鴻銘人生經歷奇特，他自稱：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即他出生在馬來亞（今馬來西亞），在歐洲受教育，娶了一個日本女子作如夫人，在北洋政府任過職。雖然他的一生比這四句概括更豐富，但這足以顯示出他經歷的奇特。

　　辜鴻銘祖籍福建同安，1856年出生在馬來亞檳榔嶼一個華僑世家。他的父親辜紫雲幫英國人福布斯·布朗管理一個橡膠園，母親是西方人，所以辜鴻銘是混血兒，生就一副藍眼睛。辜鴻銘自幼聰明伶俐，布朗夫婦非常喜歡他並收他為義子。

　　13歲左右，他由布朗夫婦帶往歐洲留學。大約17歲時，他考入英國愛丁堡大學文學院，師從卡萊爾專攻西方文學專業，1877年春，以優異成績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後來他又到德國學習自然科學和工程學，據説還獲得工科文憑。接著又到法國巴黎、意大利等地遊學。

　　辜鴻銘留學時，廣泛學習歐洲多國語言，下的功夫很深。他在外語方面的廣博當時聞名遐邇，享有盛譽。在武漢作張之洞幕僚時，一次接待俄國皇太子和希臘王子來訪，他的語言才能令中外人士驚訝不已。張之洞的首席幕僚趙鳳昌在《國學辜湯生傳》中對此有生動的記載。説他：“所習若幹國語文，湯生不屑示人，人亦莫之測。遇有所用，輒出西學以折西人，其人服且驚，即國人與相習者亦每出意外也。”“（清光緒）十七年（1891年）俄國皇儲遊歷來鄂，隨員皆有爵貴臣，且有俄儲內戚希臘世子在其間，共十人，儀衛甚盛。俄儲乘己國兵艦泊漢口，總督以地主禮先往訪，關道與中軍從。俄儲問兩從者官職名，湯生譯以對。頃之送客出，俄隨員十人左右立艙口，湯生語俄儲，令向客唱名自通，以尊張督。旋邀宴晴川閣，湯生本以法語通譯，席間俄儲與希世子問答，欲避人知，改用俄語，謂即晚有他約，宜節量。湯生言此餐頗衛生，願屬饜，客有訝色。文襄（張之洞）吸鼻煙，希世子以為異，用希臘語問俄儲，謂主人鼻吸何物。湯生達之主人，即以鼻煙遞世子，兩儲益駭。臨去，俄儲鄭重握湯生手，約至彼國當敬待，並以鏤皇冠之表贈焉。後抵上海，輒告人，漢上見張總督，有辜某所通語言至博，各國無此異才。”這一頓飯中賓主交談，就顯示出辜鴻銘懂得法語、俄語、希臘語。

　　他究竟會多少種外語，沒有人確切知道。他晚年在日本講學時，多次講到他在歐洲學習語言的情況，説他有“研究語言的熱望”。綜合他所講的情況看，可肯定的是他精通英語、德語、法語、意大利語、拉丁語、希臘語、馬來語，略懂日語和俄語。他寫文章主要用英文，但其中引用了大量德文、法文、拉丁文。

　　一個叫鄂方智的西方主教曾評價道：“他用英文所寫的文章，以英國人看，可以和維多利亞時代任何大文豪的作品相比並。”精通英語的林語堂認為，在中國人中，辜鴻銘的“英文文字超越出眾，二百年來，未見其右。造詞，用字，皆屬上乘”。孫中山也認為近代中國英語人才，辜鴻銘排第一。

　　1910年，清政府曾賜予十二名因具有“遊學專門回國在十年以上者”以“進士及第”頭銜，其中文科的狀元、榜眼、探花分別為嚴復、辜鴻銘、伍光健。辜鴻銘排名第二，僅次于大名鼎鼎的翻譯家嚴復，可見當時知識界對他外文及西學水準的肯定。

　　他對西方文化的了解超越當時一般的出國留學生，甚至超越了一般西方受過教育的人。1920年，德國著名教授奈爾遜向德國人介紹辜鴻銘著作時説：“這個人他廣泛地集西方文化于一身並加以消化吸收；這個人他熟悉歌德就像一名德國人，熟悉卡萊爾、愛默生和別的盎格魯-撒克遜作家就像一名盎格魯-撒克遜人；這個人他通曉聖經就像一位最好的基督徒……”

痛感當時西方“中國學”淺陋

　　1880年，24歲的辜鴻銘結束在歐洲的留學生涯，返回家鄉檳榔嶼，被派往新加坡海峽殖民地政府任職。工作了大約三年左右，他在新加坡遇見了馬建忠，真正了解到中國思想和文化，遂辭職回檳榔嶼，補習漢語並開始改穿長袍馬褂，留辮子，打算返回祖國效力。

　　辜鴻銘回國的情況有些偶然，也正是這個偶然為他後來學習中國文化、向西方傳播中國文化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曾任張之洞首席幕僚的趙鳳昌在《國學辜湯生傳》中對辜鴻銘回國情況有詳細記述。時間是1885年，正值中法戰爭期間。傳記中説：“光緒十一年，張文襄公督兩廣，法越戰事方殷，閩亦有警。文襄命知府楊玉書赴閩偵事，回，由海舶抵香港，湯生適同舟，玉書邂逅與談。回粵與督幕趙鳳昌言，舟中遇一人，與德國人講倫理學，其人兼善中文，問姓名為辜湯生雲。時海警需才，署中德文譯員頗谫陋，鳳昌以所聞白文襄，就香港邀之，任以邦交諸務。”

　　這就是説，當時在廣東工作的張之洞急需一個懂德語的翻譯人員，楊玉書在船上碰到了辜鴻銘，發現他懂德語，向張之洞推薦了他。從此，辜鴻銘在張之洞幕府工作了20多年。

　　張之洞是清朝的翰林，是晚清有名的飽學之士，又是晚清有名的大臣。張之洞在晚清官場以儒臣著稱，他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他周圍有一大批尊崇中國傳統文化的碩學鴻儒。辜鴻銘在這樣的環境中工作，為他學習中國傳統文化帶來極大便利，這為他的對外文化傳播活動提供了思想和理論準備，使他擁有別人難具備的便利條件。

　　辜鴻銘自己説：“非常幸運的是，我回國後不久，就進入了當時中國的偉人、湖廣總督張之洞的幕府。我在那兒待了多年。張之洞是一個很有名氣的學者，同時也是一個目光遠大的政治家。由于這種契機，使得我能夠同中國最有修養的人在一起朝夕相處，從他們那兒，我才對中國文明以及東方文明的本質稍有解悟。”

　　辜鴻銘進入張之洞幕府係統學習中國文化後，立志向西方傳播中國文明。進入幕府前，他就全面係統地調查了當時外國對中國的介紹和研究著述情況。他研究發現，西方的“中國學”非常淺陋，沒有真正傳播中國的主流文化，由此誤導了西方人，使西方人對中國人産生許多錯誤的認知。針對這一情況，1883年，他用英文寫成《中國學》一文，于10月31日和11月7日在英文報紙《字林西報》上連載。文章對西方漢學家和“中國學”存在的這種不足和問題進行深入分析和批評。

　　他歷數了英、法、德三國具有代表性的歐洲人關于中國的著述，得出的基本結論是，西方的中國研究存在兩大明顯問題。

　　一是有關中國的知識不充分。他説，所謂歐洲人的中國知識“只是意味著掌握一門語言知識的較大困難已被排除”，“對于超過這一點的誇大其辭的聲言，我們則感到非常懷疑”。他充分肯定英國馬禮遜《華英字典》“嚴肅認真、熱情誠摯和良心從事”的精神後，認為之後一批學者如德庇時、郭士臘要麼“真的不懂中國”，要麼對中國的了解“淺嘗輒止，不打算再作進一步的了解”。辜鴻銘説，德庇時當時所掌握的那點中國知識，只能勝任任何一個領事館的洋員職務，然而令人奇怪的是，“直到今天，仍能發現絕大多數英國人對于中國的知識，是受到他關于中國著作的影響”。

　　二是他們翻譯和了解的都不是中國文學的“上乘之作”，甚至是一些“下品”。比如，法國雷慕沙是歐洲所有大學中最先獲得漢學講座教授席位的人，1826年他翻譯出版了中國小説《玉嬌梨》，這部小説在中國文學中只是一個下品的代表，而且即便是在下品中也不佔很高位置。

　　由于西方的中國學存在上述兩個缺限，帶來兩個對中國錯誤的認知：

　　一是只關注和翻譯中國文學中那些平庸和毫無價值的小説與其他作品，由此得出：“中國人智力貧乏”和“中國文學不道德”的荒謬結論。

　　他説，歐洲人了解中國文學主要是通過翻譯過去的小説，而且只是一些平常的小説。這就好比一個外國人通過那類學齡兒童閱讀的小説來評價英國文學一樣可笑。

　　他認為，從前研究中國的外國人的譯作，是把儒家經典排除在外的，自然看不到中國文化中的道德內容，從而得出中國文學不道德的錯誤結論。

　　二是“習慣于僅僅以孔子的名義合成的那些作品來設想和建構他們對中國文學的評價”，忽視中國文學形式的豐富性、多樣性及其後來的發展。這樣也不可能對中國文學做出正確而符合實際的評價。

　　他對西方學者翻譯的中國經典很不滿意。英國著名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是第一個係統研究、翻譯中國古代經典的人，從1861年到1886年的25年間，將《四書》《五經》等中國主要典籍全部譯出，共計28卷，名為《中國經典》。

　　但是，辜鴻銘引用另一個英國漢學家，曾任上海英文報紙《字林西報》總主筆的巴爾福的評價説：“理雅各在翻譯這些經典的過程中，大量地依賴了那些生造的專門術語。我們感到理雅各博士所借用的那些術語是深澀、粗疏和不適當的。有些地方簡直不合語言習慣。”

　　這是就形式而言，那麼內容如何呢？辜鴻銘認為：“可以肯定，如若理雅各博士沒有設法在頭腦中，將孔子及其學派的教義作為一個有機整體加以把握，他是無法閱讀和翻譯這些作品的……因此，總體來説，理雅各博士對這些經典價值的評判，無論如何不能作為最後的定論來接受。”

　　他對巴爾福翻譯的《莊子》批評更尖銳，他説：“巴爾福先生的作品一點也算不上翻譯，簡直就是胡譯。”“他既未弄懂許多單字的意思，又未能對句子的語法結構做出正確的分析，還沒有準確地理解段落的安排。”

　　從辜鴻銘這些分析批評看，當時西方雖然翻譯了不少中國經典，但對中國經典所包含的深刻思想並沒有反映出來，甚至糟蹋了經典，使西方輕視了中國經典的價值。

　　這説明，在一些西方漢學家努力之下，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雖然取得了不少成就，反映中國文化的經典終于被譯介給了西方，但因為存在前述的形式和內容方面的問題，傳播的效果有限，甚至可能起到了反效果，降低了西方對中國文化價值的判斷。

　　辜鴻銘認為，中國文明與歐洲文明完全不同，有其獨特性。中國文明的起源、發展乃至賴以存在的基礎，同歐洲人的文化完全不相幹。因此，研究中國文學的外國人，不僅有必要用外于他們的中國民族之觀念和概念來武裝自己，而且首先要找到它們在歐語中的對應物。假如這些對應物不存在，便要分解它們，看看這些觀念和概念可以歸屬于普遍人性的哪一面。

　　他舉例説，在中國經典中不斷出現的“仁”“義”“禮”，英文一般譯作benevolence，justice，propriety。“然而當我們審查這些英語單詞和它們的內涵時，發現它們竟然是那麼地不合適：它們並不包含這些中國字具有的全部意義。”他認為，humanity可能是那個被譯成benevolence的中國“仁”字最恰當的翻譯。正是按照這一原則，辜鴻銘將儒家典籍《大學》書名譯為《Higher Education》，而不是當時為外國人所熟悉的“Great Learning”，顯然辜譯更能體現該書的內容、語意更明確好懂。

翻譯儒家經典傳播中國文化

　　正是激憤于西方對真正中國文化的無知和誤解，為糾正西方不恰當的翻譯而産生的負面效果，辜鴻銘開始有計劃地翻譯儒家的經典。

　　中國儒家經典的西譯始于明朝末年，翻譯者都是西方來華的傳教士，而且多是譯成歐洲上層知識分子通曉的拉丁文，到清末之後才有了法、英、德語譯本。限于他們的漢語水準，這些西人的翻譯存在不少問題。

　　但是，由于清朝的閉關鎖國，中國人對西方基本上毫無所知，對于西方傳教士是如何介紹翻譯中國文化經典的，更是沒有人知道。1861年清朝開設京師同文館之前，中國根本沒有懂西語的人才，在中國的知識界沒有人能將儒家經典翻譯成外文。直到1898年辜鴻銘英譯《論語》之前，沒有中國人做西譯中國經典這項工作。

　　早在歐洲留學時，辜鴻銘就意識到翻譯儒家經典的重要性。學者兆文鈞在《辜鴻銘先生對我講述的往事》中寫到，辜鴻銘義父布朗告誡他：“我計劃讓你在德國學科學，再送你去英國學文史哲學及社會學。學成之後，送你回中國，你再把中國的經典著作，背得熟熟的，學深學透。然後，將中國學術思想與歐洲學術思想，融會貫通，得出正確的結論，給人類指出一條光明的大道，讓人能過人的生活！……我希望你學通中西，就是為了教你擔起強化中國，教化歐洲和美洲的重任。”

　　在法國遊學時，一位老教授告訴他：“你們中國的《易經》是很有價值的經典。可惜，我不通中文，這是我終身的遺憾。我所讀到的是一些法文和拉丁文翻譯片段，雖然不全面，未能將《易經》的真價值全盤托出；但是《易經》哲學已經光芒萬丈，炳如日月星辰！你只通西學不成，歸國後，要深入研究《易經》。”這位教授還勸他不要繼續在歐洲逗留，應趕快回國學習中國文化。

　　正是早期的這種教育使他有一種翻譯和傳播中國文化的使命感。正如前面所説，他對西方人翻譯的中國經典非常不滿，認為糟蹋了中國文化，誤導了西方人。因此，他也有翻譯中國經典的緊迫感。

　　1898年，他在武昌湖廣總督衙門完成了《論語》的英譯。在譯序中對翻譯此書的目的和原因作了説明：他認為《論語》“這本蘊涵著孔子及其弟子一貫之道的言論集……是一本給予了中國人智識和道德裝備的書”。但是，西方人沒有將書中的“智識和道德”準確明白地翻譯出來。

　　他説：“對于絕大多數英國讀者而言，我們卻不能不認為，理雅各博士在其譯著中所展示的中國人之智識和道德的裝備，正如同在普通英國人眼中中國人的穿著和外表一樣，必定會使其産生稀奇古怪的感覺。”

　　因此，他決定重新翻譯《論語》。他的翻譯果然與之前的一切翻譯都不同，他在序言中對他的翻譯理念和方法作了説明：“為了盡可能地消除英國讀者的陌生和古怪感，只要可行，我們都盡量去掉所有那些中國的專有名稱。最後，為了使讀者能徹底到家地理解文本內容，我們還加了一些注釋，引用了非常著名的歐洲作家的話。通過徵召這些歐洲讀者熟悉的思想係列，對于他們或許會有所幫助。”

　　他接著説：“我們只是想借此表達這樣一個願望：即受過教育的有頭腦的英國人，但願在耐心地讀過我們這本譯書後，能引起對中國人現有成見的反思，不僅修正謬見，而且改變對于中國無論是個人、還是國際交往的態度。”

　　由此可見，辜鴻銘決心翻譯《論語》的目的是為了“糾偏”。從這一目的出發，他的《論語》翻譯實際上是一種“釋譯”，即徹底理解《論語》每一句的意思之後，用優雅的英文將這個意思表達出來。

　　雖然，現在翻譯界許多人對辜鴻銘的這種翻譯方式提出批評，認為沒有完全忠實于原文。但從辜鴻銘的角度看，這種“跨文化傳播”方法達到了他的目的，取得了好的效果。

　　按照他的這種翻譯理論和方法，辜鴻銘將《中庸》書名翻譯成“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普遍秩序或人生之道）。他為什麼要翻譯《中庸》呢？他認為，中國文明是一個道德的、真正的文明，中國人民有強大的道德責任感。《中庸》“是對這種道德責任感的闡述和解釋，它構成了中國文明設計下的人類行為和社會秩序的基礎”。

　　他在譯序中評價：“就我有限的知識來看，在所有歐美文學作品中，無論是古代的還是現代的，都沒有見過像在這本小書中所發現的那樣簡單明瞭到了極點，同時又如此完整而豐富的關于道德責任感或道的闡説。”

　　所以，他翻譯《中庸》是要向西方人傳播東方文明中的“道德責任感”。他寫道：“如果這本出自中國古代智慧的小書能有助于歐美人民，尤其是那些正在中國的歐美人更好地理解、對待中國和中國人，拋棄那種歐洲‘槍炮’和‘暴力’文明的精神和態度，而代之以道，無論是以個人的方式，還是作為一個民族同中國人交往過程中，都遵從道德責任感——那麼，我將感到我多年理解和翻譯這本書所花費的勞動沒有白費。”

　　辜鴻銘的翻譯雖然也存在一些學者指出的過分釋意化、彌縫古人之説等不足之處，甚至也存在對原文錯誤的理解而導致的誤譯，但是，他這種創新性的翻譯，從跨文化傳播角度看，還是有許多方面值得借鑒和弘揚。

　　首先，他的翻譯不是簡單地進行詞句的對應翻譯，而是根據他的“有機整體”的翻譯思想，對儒家經典的思想進行係統研究，準確把握其基本精神和整體思想，然後在這種宏觀的思想背景之下，對具體的篇章詞句的深刻內涵進行準確解釋，再選擇準確的英文詞句進行翻譯。他在《中庸》譯序中説：“我的翻譯標準是：徹底掌握其中意義，不僅對等譯出原作的文字，而且再現原作的文體風格。”

　　其次，翻譯時充分考慮接受對象的文化背景和知識儲備，站在接受者理解經典的角度從事翻譯，使接受者更容易讀懂和理解。他在英譯《論語》的書名下專門注明：“一本引用歌德和其他西方作家的話來解説的新的特別翻譯。”他在翻譯時大膽創新，一方面大量引用歌德、卡萊爾、愛默生、阿諾德和莎士比亞等西方耳熟能詳的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話來注釋有關經文；另一方面，他還在注釋中對經文裏出現的中國人物，以西方知道的歷史上具有相似地位和某些其他特點的人物來比擬，這又是一個大膽的創新，這對那些不熟悉中國歷史人物的西方讀者理解經文有很大的幫助。他在注釋中還經常將經文的涵義比照西方的思想進行闡發，加深讀者的理解。

　　第三，辜鴻銘英文的寫作水準公認可媲美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文豪，所以他的翻譯自然流暢，避免了之前傳教士們翻譯的生硬、晦澀，這非常有利于他的譯本在西方的傳播。

　　辜鴻銘對中國經典翻譯的這些努力和創新無疑對中國文化的西傳有重要的意義和作用。他的這些方法對今天的對外傳播仍有啟發和借鑒意義。

近代中國對西方産生重大影響的人

　　辜鴻銘除了翻譯儒家經典，還用英文撰寫了大量文章宣傳東方文化，在西方産生了巨大影響。辜鴻銘研究者黃興濤教授甚至認為，他是近代中國在西方文化思想界“唯一發生過相當影響的學人”。

　　辜鴻銘曾自稱一生寫過20部書。但漢文著作只有《張文襄幕府紀聞》和《讀易草堂文集》兩本，其他都是用外文寫成出版的著作。其著作被譯成德、法、日等多種文字，在西方世界擁有廣泛的讀者，他的名字也因此在西方廣為人知。

　　20世紀20年代去德國留學的魏嗣鑾在20世紀30年代所寫的《辜鴻銘在德國》中回憶：“辜鴻銘在中國，青年們知道他的，恐怕很少。就是知道，也不過曉得他會説拉丁語，有毛辮子罷了。倘若説他有自己的哲學，懂歐洲的文化，則除少數真正認識他的人而外，恐怕沒有不詫異的了。”

　　然而，在德國卻不一樣，魏嗣鑾回憶説：“民國十年，我到德國留學，遇著一位哲學教授奈爾遜，他約我到他家去談。奈教授是講康得哲學的，在數學內，也有相當的貢獻。當我們閒談的時候，他便問我在中國的時候，曾否讀辜鴻銘的著作。我告訴他：‘辜鴻銘的姓名，雖嘗聽著，但他的著作卻未讀過。一般人都説他是個老頑固，所以我們青年們都不喜歡去理會他。’奈教授聽了大為詫異，他向我説：‘辜鴻銘的著作，我幸讀了幾種，據我看來，他的哲學，意義是很深厚的，我很佩服他。’”這位教授于是從書架上將辜鴻銘的書籍一一取下來，向魏嗣鑾介紹，然後，很誠懇地勸魏嗣鑾一定要多讀辜鴻銘的書。

　　1933年，魏嗣鑾再次去德國，遇著一位留學生章用先生。他是學數學及哲學的，成績極佳。他告訴魏，現在所從學的兩位哲學教授，都很敬仰辜鴻銘。其中一位名H.Nohe的，他的學生若不懂辜鴻銘，他便不準其參加討論，其折服于辜鴻銘，于此可見。

　　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在德國文化界曾出現過“辜鴻銘熱”。他們成立“辜鴻銘俱樂部”“辜鴻銘研究會”，研究辜鴻銘的著作和思想。

　　20世紀20年代另一位留德學生沈來秋在《略談辜鴻銘》的文章中回憶：“這一時期，德國人士認為，可以代表東方文化的有兩個人，除了辜鴻銘之外，便是印度的泰戈爾。泰戈爾只是個詩人，而辜鴻銘除了是哲學家、文學家之外，還是一個政論家，對于德國的基本問題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

　　1921年，英國作家毛姆訪問中國，專門去拜訪辜鴻銘。回國後寫了《中國遊記》一書，書中對所見中國人多有挖苦，惟獨對辜鴻銘頗敬憚。其中一篇《哲學家》就是記錄訪問辜鴻銘的情況，稱他為“德高望重的哲學家”，“他是中國孔子學説的最大權威”。

　　歐洲學者對辜鴻銘著作評價很高。奧斯卡·A·H·施密茨在《中國人的精神》德譯本序言中説：“辜氏的寫作立場是不偏不倚的。”“他是以實事求是的批判態度來對待東西方文化的。人們只要通讀此書，就不能不相信，作者的這些思想並非是空想的烏托邦。因為辜鴻銘本人就以他自身的經歷證實了這一點。”他表示對辜鴻銘的許多觀點“只能讚同”。

　　辜鴻銘的著作在西方出版後，總會引起媒體的關注和評價，而且一般都是正面的評價。他的《中國反對歐洲觀念的辯護：批判論文集》在德國出版後，《民族報》評論説：“這部書只能出自這樣一位非凡人物的手筆，他既飽學中國文化，又充分接受過歐洲教育。一方面，他是孔夫子學説博學的學生，對自己國家政治及其精神有深入的了解；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對康得有深入了解的留學生。”

　　黃興濤教授説：“辜氏是五四時期以前唯一有分量的向西方積極弘揚中國文化的中國學者，是‘中學西漸’史上一個獨特的代表。只有他，硬是在傳教士的壟斷中擠得了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