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瑰編鐘背後的“曾國”，是怎樣“挖”出的

▲曾侯乙編鐘

▲曾侯乙尊盤　　湖北省博物館供圖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皮曙初

　　湖北隨州擂鼓墩1978年發掘的曾侯乙墓舉世聞名，那裏出土的曾侯乙編鐘、曾侯乙尊盤等青銅器，將中國古代青銅文化成就推向巔峰。

　　然而，翻開歷史文獻，卻難以在江漢一帶找到“曾國”這個諸侯國的痕跡。“曾國”是個啥？“曾侯”又是誰？代表古代音樂文化高峰的曾侯乙編鐘，何以出現在漢水之濱這個無名之國？曾侯乙墓青銅器所表現出的諸多成就又從何而來？

　　歷史撲朔迷離，但考古發掘總帶給人們意想不到的驚喜。經過40餘年的考古發掘，研究人員逐漸撥開層層迷霧，窺見漢東之地兩周時期一個諸侯大國的面目。

不僅有曾侯乙，還有“曾侯丙”

　　歷史上曾經出現過“曾”字銘文的青銅器。比如宋代趙明誠的《金石錄》中，就曾提到“曾”字銘文青銅器。20世紀30年代遭軍閥盜掘的安徽李三孤堆楚王墓中，有大量青銅器，其中包括“曾姬無卹壺”。1966年，湖北京山蘇家壟發現“曾侯仲子斿父”銘文銅器。曾侯乙墓更是震驚中外的重大考古發現。

　　曾侯乙編鐘以宏大巍峨的“曲懸”架構，“一鐘雙音”的絕妙構造，以及豐富生動的錯金銘文，在人類文化史、音樂史、科技史上都佔得一席之地。2016年，第十屆國際音樂考古大會在武漢簽署的《東湖宣言》稱，曾侯乙編鐘“是公元前5世紀中國文明成就的集中體現，展現了人類智慧在‘軸心時代’所創造的高度”。

　　曾侯乙墓的發現，曾侯乙編鐘的出土，也開啟了對“曾國”的“揭秘”之旅。曾侯乙墓青銅器銘文上反復出現“曾侯乙作持”等字樣，曾侯乙編鐘最大的一件镈鐘上，銘文寫道：“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陽，楚王酓（熊）章作曾侯乙宗彝，奠之於西陽，其永持用享。”表明春秋戰國之時，確實存在着一個名為“曾國”的諸侯國。而曾侯乙應為與楚王熊章（即楚惠王）同時期的曾國國君。

　　曾侯乙編鐘的出土，是考古人的驚喜、音樂人的驚喜、歷史研究者的驚喜，也是中國的驚喜、世界的驚喜。它將2400年前的樂聲帶到今天，讓全世界都可以領略來自孔子時代的華彩樂章。它還將一個在地下沉睡兩千餘年，在歷史文獻中幾乎為空白的諸侯國，拉入今人的視野。

　　1981年7月，在距曾侯乙墓僅百米之遙，又發現一座戰國古墓，定名為擂鼓墩二號墓（曾侯乙墓為擂鼓墩一號墓）。墓中出土一套保存完好的36件編鐘，還有12件編磬。儘管墓葬發現時已被嚴重破壞，墓主身份是難解之謎，出土編鐘規模也遠不及曾侯乙編鐘（曾侯乙編鐘65件，編磬32件），但經專家鑒定，二號墓編鐘與曾侯乙編鐘為同一體系，音色、音律相通。因此，二號墓編鐘被稱之為曾侯乙編鐘的“姊妹鐘”。二號墓中也發現其他青銅器，特別是一組9鼎8簋的青銅禮器，顯示墓主人的身份地位非同一般，有學者推測其可能為曾侯乙夫人墓。

　　今天我們看到青銅器銘文中的“曾侯乙”，可能會覺得奇怪，堂堂曾國之君怎麼會取這樣一個名字。有意思的是，在與曾侯乙墓一水（厥水河）相隔的湖北隨州文峰塔墓地，考古人員還發現了一座“曾侯丙”墓。這是一座戰國中期墓葬，墓中出土青銅器物70余件，其中兩件銅缶上都有“曾侯丙”銘文。

　　從墓葬規模和出土器物等線索，專家認為這也是一座曾侯墓，其墓主應為“曾侯丙”。曾侯丙墓的年代略晚於曾侯乙，“乙”和“丙”是他們的“日名”。“日名”是以十天干來命名的，在商周時期王侯之中並不少見。

考古寫就一部“曾世家”

　　自曾侯乙墓被發掘至今，考古人員又在湖北隨棗一帶發現多處曾國墓葬群。據湖北省博物館館長、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方勤介紹，迄今考古發掘已經確認的曾侯墓達16座之多，這還不包括考古勘探已認定的4座曾侯墓，此外還有10座夫人墓葬。考古資料已經勾勒出西周早期至戰國中期，曾國約700年的發展“簡史”，使曾國成為迄今為止兩周時期唯一一個能利用考古材料構築其基本歷史的諸侯國。

　　2009年，文峰塔墓地清理髮掘一座春秋末期墓葬，出土鼎、缶、鬲、編鐘等青銅器。一組10件套的編鐘裏，有一件通高112.6厘米、重142.7公斤的大鐘，上面鑄有169字的長銘文。根據銘文推斷，墓主為“曾侯與”。在曾侯與墓附近的義地崗墓地，考古人員還發現“曾侯戉阝”“曾少宰黃仲酉”“曾仲姬”等青銅銘文墓葬。這些墓葬、器物、銘文，標識了春秋中晚期的曾國君侯、貴族的身份，將曾侯乙的家族上溯到春秋時期。

　　早在1966年，位於湖北省荊門市京山縣的蘇家壟，在修建水渠時發現一批青銅器，其中包括九鼎七簋，鼎、壺等器物上有“曾侯仲子斿父”“曾仲斿父”等銘文，其年代在兩周之際。這是最早發現的曾國諸侯一級的墓葬器物，也是首次考古發現文獻記載的“九列鼎”。2014年開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對蘇家壟墓地進行系統考古發掘，清整墓葬百餘座，確認這裡為曾國春秋早期高等級墓葬群。編號為79號的墓葬出土的鬲、簋、壺等多件銅器上都有銘文，顯示墓主人為“曾伯桼”。而88號墓主人為女性，墓中有兩件銅壺與79號墓中的兩件銅壺造型一致，銘文也完全相同，同時墓中盙、鼎等器物上則有“陔夫人羋克”等銘文，推測其為曾伯桼夫人羋克。

　　位於湖北省棗陽市吳店鎮東趙湖村的郭家廟墓地，早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就曾發現過帶銘文的青銅器，其中一件為帶有“曾侯絴白秉戈”銘文的青銅戈。2002年和2014—2015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後進行清理髮掘，顯示出這裡也是一處存在諸侯級別墓葬、年代為兩周之際的曾國公共墓地。一件出土銅鉞上有18字銘文，釋讀為“曾伯陭鑄造戚鉞，用民為刑，非歷殹刑，用民為政”。鉞為權力的象徵，銅鉞上的銘文內容顯示其主人“曾伯陭”可能是兩周之際的曾國國君。

　　2010年底，隨州市淅河鎮蔣寨村農民進行農田改造時，發現一批青銅器。2011年，經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清理，發現葉家山古墓群。經過考古發掘，出土大量陶器、青銅器、漆木器、玉器等文物，經研究應為西周早期墓葬，多座墓葬出土的青銅器上可見“曾侯”和“曾侯諫”等銘文，這是比曾侯乙要早500年的曾侯。其中一座墓葬還有一件象徵王權的龍首銅鉞，可知其為國君級別的墓葬。另一座大墓出土的青銅器物上有“曾侯犺作寶尊彝”銘文，推測其為西周早期另一位“曾侯犺”的墓葬。

　　此外，2018年10月至2019年，考古人員又在隨州棗樹林發掘清理曾國墓葬54座，馬坑3座，出土青銅器千余件。棗樹林墓地有兩處確定為春秋中期曾侯夫婦合葬墓，其中一處為“曾侯寶”墓和曾侯寶夫人“羋加”墓，另一處為“曾公求”墓和曾公夫人“漁”墓。這些發現又給曾國歷史加上了重要一筆，補上春秋中期缺失的一環。

　　至此，從葉家山到棗樹林，從郭家廟、蘇家壟到義地崗、擂鼓墩，通過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已經基本構建起一部在傳世史料中幾乎一片空白的曾國史。方勤説，除西周中晚期外，各個關鍵歷史時間段的曾侯墓都有發掘，考古寫就了一部曾世家。

曾侯乙編鐘的先聲

　　考古發掘勾勒出漢水流域一個完整的曾國形象，青銅和樂器是其十分突出的亮點。各個時期的曾國墓葬中都出土大量青銅器，都有豐富的音樂文物，尤其是編鐘，從西周早期至戰國時期一脈相承，到公元前5世紀曾侯乙時達到最高成就。

　　郭家廟墓地30號墓出土一組10件鈕鐘組成的編鐘，形制統一、大小相次、音高穩定、宮調明確，完整呈現了徵、羽、宮、商、角的“五正聲”宮調系統。這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數量最多、音樂性能成熟的編鈕鐘，比曾侯乙要早300年左右。郭家廟墓地出土文物中，還有年代最早的瑟、建鼓，以及保存完好的曲尺型編鐘木架、編磬組合。

　　年代為西周早期的葉家山“曾侯犺”墓，墓中出土一組保存完好的編鐘，由1件镈鐘和4件甬鐘組成。這是迄今為止發現數量最多、年代最早的成套編鐘，比曾侯乙編鐘早500年，可謂曾侯乙編鐘的先聲。

　　曾國的禮樂文物體現了中國古代禮樂文明的發展成就。西周初年，周公在革新殷商典章制度的基礎上，“制禮作樂”，制定了具有宗教、政治、倫理多重功能的禮樂制度，明確規定了王、諸侯、卿大夫、士等階層的樂懸制度以及在不同場合應演奏的鐘樂曲目。

　　編鐘與編磬“金”“石”相配，形成“樂懸制度”。《周禮》：“正樂懸之位：王宮懸，諸侯軒懸，卿大夫判懸，士特懸。”郭家廟墓地發掘的鐘、磬、瑟、鼓等樂器，經復原研究發現，郭家廟編鐘的橫樑和立柱可組成曲尺形，與編磬剛好構成“軒懸”這一諸侯級的樂懸規制。曾侯乙編鐘作為禮樂之器，其巍峨、完美的“曲懸”架式，與配套編磬三面懸挂，完整、明確地呈現了周代諸侯的“軒懸”制度，並與其他青銅禮器一起交織出一幅近於現實的禮樂場景。

　　曾侯乙編鐘的“一鐘雙音”為世人所驚嘆。而葉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墓中發現的編鐘，有側鼓音的標識符號，通過測音，5件編鐘共有10個音高，構成六聲音列，這是迄今所見西周早期出土數量最多的雙音編鐘。可以説，曾侯乙編鐘是中國古代千餘年禮樂文化積累和曾國數百年傳承的結果。

“曾隨之謎”

　　追溯歷史，西周滅商以後，將姬姓宗親姻戚分封到各地，設立諸侯國。按照傳統説法，周初分封的諸侯國眾多，長江流域及江漢地區並沒有強國，只在漢水流域封了一些姬姓小國。楚國也是周封的一個小國，最初的地望在漢水以西。

　　考古發掘所見的曾國，位於漢水以東。目前發現最早的曾國墓地葉家山西周墓，學者們研究認為其屬於周文化系統，墓地的布局、隨葬器物組合和形制特徵等方面，都具有典型的周文化特徵。曾國應是周初分封的侯國。

　　2012年在隨州文峰塔發現的曾侯輿編鐘上有長篇銘文，經過釋讀，其中記述：“伯適上庸，左右文武。達殷之命，撫定天下，王遣命南公，營宅汭土，君庇淮夷，臨有江夏。”根據這些文字，研究者認為，曾的始封國君是“伯適”。伯適就是南宮適，西周初年著名的賢者，周文王、周武王時的重臣。南宮適有功於周文王、周武王，被封為“南公”，到南方營建國土，以鎮撫淮夷，臨有江夏，擔負着經略長江中下游之責。後來出土的曾公求編鐘、羋加編鐘等，其銘文記載也可以印證曾國之先祖為“伯適”。葉家山曾侯犺墓出有“犺作烈考南公寶尊彝”銘文簋，可能是墓主人曾侯犺為其父親“南公”所作。

　　曾國既是周的封國，其文化自然源於中原文化，所以西周早期葉家山墓葬中，保留着典型的中原文化特徵。但是，到了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曾國墓葬中的文化元素更加多元，特別是與楚國的&&顯現出來。蘇家壟墓地出土器物上的“陔夫人羋克”銘文，反映了曾國與楚國的關係。羋為楚國的國姓，“羋克”當為從楚國出嫁到曾國，證明曾楚兩國已有姻親&&。

　　此時的曾國應當是一個軍事實力強大的諸侯。在郭家廟墓地曹門灣墓區，發現長達32.7米、葬車28輛的陪葬車坑，為春秋早期諸侯國中最大的車坑，顯示出曾國的強大的軍事實力。

　　“漢東之地隨為大。”根據歷史典籍記載，周初在南方分封的姬姓諸國中，“隨”應是最大的一個諸侯。但是，考古發掘卻鮮見有“隨”的墓葬和器物。於是學術界提出了“曾隨之謎”的課題。著名考古學家李學勤等人根據曾侯乙墓青銅銘文提出，“曾”和“隨”可能是一家，“曾”即是“隨”，“隨”即是“曾”，一國兩名，就像楚國有時也叫荊國一樣。

　　曾侯與編鐘的出土，為“曾”“隨”一國兩名提供了新證。根據其銘文中記載，周王室式微之後，曾國與楚國交好，吳兵大舉進攻楚國，使楚國生變，這時在曾侯的幫助之下“復定楚王”。這段銘文與史籍中“楚昭王奔隨”的歷史相合。《左傳》記載，公元前506年吳王伐楚，攻破郢都，楚昭王奔隨，在隨的幫助下複國，回師郢都。

　　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曾侯乙去世後，楚惠王要特製一件镈鐘送祀，因為曾侯乙的先輩曾侯與曾經救過楚惠王的先輩楚昭王，有恩於楚國。曾侯乙編鐘中最大、也是最特殊的一件镈鐘，上面的銘文表明，楚惠王熊章得到曾侯乙去世的消息，特鑄镈鐘以供曾侯乙永遠享祀。

　　2012年，考古人員在文峰塔發現一件銅戈，上有銘文“隨大司馬嘉有之行戈”，這是考古發掘首次發現標識“隨”的銘文，為“隨”與“曾”一體説提供了出土實物證據。

　　2019年在棗樹林墓地發掘的“羋加”墓，研究認為是“曾侯寶”的夫人。墓中出土的編鐘上，有銘文“楚王媵隨仲羋加”，這與湖北省博物館此前徵集的一件“羋加鼎”上的銘文“楚王媵隨仲羋加”相合，表明羋加是從楚國嫁去隨的。這再一次印證了曾侯即是隨侯，曾國即是隨國，“曾隨之謎”再度撥去一層面紗。

　　曾即是隨，一開始或為西周王室為遏制南方蠻夷之國而封建的諸侯國。但是，隨着楚國的強大，曾國逐漸“楚化”，甚至受楚國所控制，其文化面貌也逐漸擺脫周文化的影響，而融為楚文化的一部分。春秋晚期以後，曾國出土文物中的楚文化特徵越來越明顯。

　　“葉家山揭示了曾國始封的秘密，郭家廟表明曾國在春秋時期仍是軍事強國，義地崗與擂鼓墩揭開了曾隨之謎，展示了曾楚之間的歷史關係。”方勤説，“正是這些不期而遇的考古發現，讓我們得以揭開塵封的曾國秘密，與古人進行穿越千年的對話。”

“戰略資源紐帶”

　　曾國不僅有豐富而精美的青銅器，考古發掘還顯示西周初年以來，曾國可能就是重要的青銅冶煉加工基地。在葉家山西周早期墓中，就出土了隨葬的銅錠。在蘇家壟遺址，考古人員還發現大面積與墓地同期的冶煉遺存。這些發現表明，曾國不僅擁有大量青銅器，而且擁有冶煉和生産青銅器的能力。

　　考古發現最早的銅礦是江西瑞昌的銅嶺古礦冶遺址，至晚在商代中期就已經開採。兩周時期，湖北大冶銅綠山古礦冶遺址、陽新港下村遺址、安徽南部銅陵、南陵古銅礦採冶遺址群等均已出現。其中，湖北大冶銅綠山遺址規模相當宏大，開採時期從西周早期一直到西漢時期。由此可見，商周時期，長江中游的湖北東部至安徽南部，有一條十分重要的銅礦開採和冶煉帶，這條銅資源帶沿江布局，因資源稟賦而生，或許又因長江、漢水等交通要道而興。

　　商周時期，銅是生産兵器、禮器及貴族生活用具的主要資源，是列國爭奪的重要戰略資源。武漢市的盤龍城遺址是商代重要城址，有着獨具特色、高度發達的青銅文化，商王朝在此設立如此重要的控制力量，大概也是為了把控長江中游銅礦資源帶。

　　2021年1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又在位於武漢市黃陂區的魯&山郭元咀遺址，發現商代晚期鑄銅遺址，僅用於鑄銅的人工&地面積就達千余平方米，是迄今所見長江流域規模最大的商代鑄銅遺址。經對其銅礦料的檢測分析，其原料可能就來自鄂東銅綠山。這一發現找到新的證據，證明早在商代，長江中游銅業就已實現從開採、冶煉到鑄造、運輸的“全産業鏈”發展。

　　可以猜想，長江中游等地古礦出産的銅原料，通過長江水路運輸，集中到盤龍城、郭元咀等“冶鑄基地”進行加工，而後又通過水路或陸路運輸，源源不斷流向中原及北方地區。周滅商以後，勢必要繼續加強對南方銅礦資源的控制，保障資源供給線路的暢通。從曾國出土青銅器的規模、技藝來看，它應該有穩定可靠的銅資源供應和發達的青銅冶煉加工工業。

　　歷史地理上，有“隨棗走廊”之説，即在漢水以東，今湖北棗陽至隨州一帶，自古就是重要的軍事和交通要道，是扼制江淮及漢東苗蠻的戰略要塞。一些學者研究認為，曾國作為周王室“鎮撫淮夷”的諸侯國，扼守隨棗走廊，是中原地區銅礦戰略資源供應安全保障的守衛者。據方勤介紹，蘇家壟墓地出土曾伯桼銅壺，銘文與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的傳世曾伯桼簠銘文相一致。傳世曾伯桼簠銘文記載，曾伯桼“克狄淮夷，抑燮繁陽，金道錫行，且既卑方”，“金道錫行”即為青銅之路。西周時期，周王封曾、鄂於南國駐守此“金道錫行”。

　　隨着周王室衰微，諸侯紛起爭霸爭雄，原在漢水以西的楚國崛起，迅速向東擴張，控制了從夷越蠻人手中搶下的銅礦資源。而此時的曾國，由於多年“經略南方”，也積累了雄厚的國力。於是，曾楚之間勢必發生強烈的衝突。根據《左傳》《史記》等史料記載，春秋時期楚國數度伐隨，最終使隨成為楚國的附庸國。

　　楚國控制了銅礦的生産和加工，但仍然需要中原及北方的廣闊市場，要將銅礦和銅産品賣給周王室和諸侯國，以聚斂財富。曾國或許就是楚國向中原輸送銅資源的“中間商”。即使到戰國中期，曾國仍然在楚國之側保持着富有而繁榮的發展狀況，尤其是在青銅技藝和禮樂文化上持續發展。而楚國則因掌控了長江流域的銅礦資源和“金道錫行”運輸要道，遂能“問鼎中原”，成為春秋五霸和戰國七雄之一。楚莊王問鼎中原，放言“楚國折鉤之喙，足以為九鼎”，這既是一種耀武揚威，也是對楚國以銅為重要戰略資源的軍事經濟實力的高度自信。

　　由此可見，在中原文化與楚文化雙星並耀的年代，曾國是一個特殊的存在，它不僅是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經濟資源流通、往來的樞紐，更是長江中游與中原地區文化交融的重要紐帶，在中華文明進程中有着重要作用和特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