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振鐸“虎口”護古籍

▲ 1938 年，鄭振鐸（右二）在上海與國立暨南大學同事合影，右三為何炳松。

▲嘉業藏書樓書目。鄭源供圖

    八十年前山河破碎之際，在敵人虎視眈眈中一批學界戰士搶救轉移南潯嘉業堂珍貴藏書

　　近日，中辦國辦印發《關於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認真貫徹落實。這清楚無疑地表明：保護古籍用好古籍，也是“國之大者”。

　　中華文明數千年不輟，離不開一代代仁人志士像呵護生命一樣呵護古籍，存續文脈之根。為此，新華每日電訊記者採訪鄭振鐸後人等學者，還原一段八十年前學界戰士“虎口”護古籍的驚心動魄往事……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劉夢妮

　　四月的江南，春光明媚，草長鶯飛，位於浙江南潯的嘉業藏書樓，四週清水環繞，庭院林木森森。

　　嘉業藏書樓建於上世紀20年代，這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口字形兩層樓，全盛時期藏有古籍珍本60萬卷。就是這座滿是書香的小樓，1940年初突然間被多方勢力覬覦。日本、汪偽、偽滿的特務機關及其附驥之文化機構，甚至美國的哈佛燕京學社，都盯上了嘉業堂的藏書。中國珍貴古籍又一次面臨流散的厄運。

　　這時，一直在上海隱居的鄭振鐸出現了。

　　“江南淪陷後，祖父的心情愈來愈壞，愛書如命的他，眼看著無數珍貴古籍在戰火中遭受空前洗劫，心急如焚。”鄭振鐸之孫鄭源告訴記者。

　　鄭源在鄭振鐸逝世4年後出生，“雖然我沒有見過祖父，但我小時候常聽祖母、曾祖母和父親講祖父的故事。後來，我又幫助父親整理出版祖父的遺著、書信等，對祖父有了更深的了解。”

　　山河破碎，中國優秀知識分子集體向西南遷徙，鄭振鐸卻選擇留在上海，這一度讓朋友們不解。直到抗戰勝利，鄭振鐸才道出他的苦衷：“足足八年間，我為什麼老留居在上海，不走向自由區去呢？時時刻刻都有危險，時時刻刻都在恐怖中，時時刻刻都在敵人的魔手的巨影裏生活着，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責任。”“前四年，我耗心力於羅致、訪求文獻，後四年，我盡力於保全、整理那些已經得到的文獻。”

　　而從各方掠奪者的“虎口”中，為國家搶救下嘉業堂藏書之精華，是鄭振鐸那些年裏“羅致、訪求文獻”的一部分，僅僅這一部分，也如同電影大片般刺激與精彩。

勸退覬覦者，滬上“耗心力”

　　嘉業藏書樓的主人原是號稱“江浙巨富”的劉承幹，他是“南潯四象”之首劉鏞的長孫。劉家財力雄厚，連續三代都是愛書之人，家中自然聚藏了大量古籍珍本。1920年，劉承幹專門修了這座小樓放置藏書。

　　“全盛時期，嘉業堂藏有宋元刊本151種，地方志書1000余種，以及不少明刊本、明抄本，共計60萬卷。”浙江圖書館地方文獻部副主任鄭宗男告訴記者，但自1933年後，劉家家道中落，精力財力不濟，難以繼續打理嘉業堂，甚至開始變賣藏書。江南淪陷後，劉承幹開始把藏書之精華部分運往位於上海租界的居所。

　　因其豐富的古籍收藏，1940年代初期開始，嘉業堂前後招致近10方勢力覬覦。衝在最前面的是“滿鐵”大連圖書館，其背後是“滿鐵”調查部。這個兩年前收購了嘉業堂《永樂大典》的日本情報機關，對嘉業堂全部藏書志在必得。來自京都大學的學者高倉正三也受命參與其中，他和“滿鐵”大連圖書館的田中老人一起拜訪了時居上海的劉承幹，開出37萬元的高價，想買下嘉業堂的全部藏書。後來，“滿鐵”又派出燕京大學教授劉詩孫，把收購價格抬至60萬元。

　　除此之外，具有日本軍部背景的東亞同文書院，委託北平舊書店來薰閣老闆陳濟川前來上海商談收書事宜；從事文化滲透的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也盯上了這批書，派出日本漢學家橋川時雄；汪偽政權的大漢奸梁鴻志也來了；還有聞訊趕來的眾多北平二手書商，他們背後是偽北平、偽滿以及日本的文化機構，連哈佛燕京學社在內的美國人，也對嘉業堂藏書動了心思。

　　重圍之下，嘉業堂藏書岌岌可危。1940年4月29日，鄭振鐸在給好友張壽鏞的信中，將這段時間形容為：“此數月中，誠江南文化之生死存亡關頭也。”

　　因為，無論嘉業堂藏書落入哪一方，中國珍貴古籍都難逃流散的厄運。

　　如此危急時刻，“耗心力”保全古籍文獻的鄭振鐸，如何才能驅除魔爪呢？

　　鄭振鐸首先勸退的是老熟人陳濟川。陳濟川一到上海，鄭振鐸便找到他，從個人私交與民族大義兩方面進行勸説，又掏出5000元的支票，作為陳濟川在北平收書的佣金。

　　此舉相當於擊退了東亞同文書院，北平其他舊書商見此，也紛紛知難而退。對於其他時不時冒出來的競爭者，鄭振鐸則“無話不説盡”地勸説劉承幹不要把書賣給他們。最大的威脅者“滿鐵”，恰好在那個時候因為內部權力鬥爭，對花重金購買中國古籍産生了爭議。鄭振鐸趁此機會，決定快速拿下已被劉承幹轉移至上海租界的嘉業堂藏書中最精華部分。餘下的書籍，正好可以用來搪塞日方。

　　在嘉業堂數十萬冊藏書中挑選出最精華部分，可以想像是一場多麼大的挑戰。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認為，鄭振鐸之所以提出這樣的方案，正因為他有着不凡的文獻學眼光。

　　鄭振鐸先通過瀏覽目錄劃定大致購買範圍，再和特意從重慶潛回上海的時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館長的徐森玉一道，在劉承幹上海藏書處瀏覽近半個月，從2700多部古籍中確定了購買書目。最終在1941年4月，以25萬元的價格，秘密買下了嘉業堂藏書中最精華的部分，包括明刊本1200多種，鈔校本36種。在給張壽鏞的信中，鄭振鐸解釋道：“此類書多半為‘史料’及集部孤本、罕見本，我輩不收，欲得之者大有人在。保存文獻之意義，便在與某方爭此類文獻也。”

　　“這批文獻中，有明代抗擊倭寇的史料，在當時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吳真説。

　　買下藏書，只是保護珍貴古籍不外流的第一步，還需要將書轉運至安全之地。1941年夏天，上海局勢愈發嚴峻，這批嘉業堂藏書，連同其他搶救來的珍貴古籍，必須盡快運送出淪陷區。

　　鄭振鐸先是挑選出最為珍貴的82種善本，由徐森玉親自帶着，輾轉香港運抵重慶。剩下的絕大部分善本，則由郵局打包成3800個包裹寄往香港，由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主任陳君葆負責保管。

　　戰爭局勢變幻莫測，這批運往香港的珍貴古籍，經歷了當時的鄭振鐸難以想象的坎坷。

坎坷歸國路，居中再“交手”

　　這批書到達香港後，一開始計劃由海路運往昆明，但當時沿海地區已被日軍控制，國民政府決定將這批古籍運往美國，由中國駐美國使館代為收藏保管。沒想到珍珠港事件突然爆發，日軍開始進攻香港，這批古籍沒能趕上原定的“格蘭特總統號”郵輪。

　　但是，不幸倒成了萬幸。“格蘭特總統號”郵輪不久即在馬尼拉港被日軍炸沉，這批古籍陰差陽錯避免了沉沒海底的命運。

　　1941年12月，日軍佔領香港。1942年2月，這批古籍連同其他藏於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的書籍，被日軍做為戰利品運往東京。

　　身在上海的鄭振鐸，只知道這批古籍“淪陷於香港”，之後便“毫無消息”。他曾一度以為這批珍貴的藏書已不在這個世界上了。在1945年11月發表的《求書日錄》序中，他沉痛地説：“我們費了那麼多心力所蒐集到的東西，難道竟被毀失或被劫奪了麼？我們兩年間辛苦的所得難道竟亡於一旦麼？我們瘁心勞力從事於蒐集、訪求，搶救的結果，難道便是集合在一處，便於敵人的劫奪與燒燬嗎？”

　　他甚至自責抗戰期間搜救古籍是“多事”，“假如不蒐集攏來，也許大部分的書都仍可楚弓楚得，分藏於各地各收藏家手裏吧？”

　　當然，他也渴望著奇蹟，希望這些書仍在這個世界上，“但願是依然無恙的保存在某一個地點……我不相信這大批的國之瑰寶便會這樣的無影無蹤地失去！我禱求它們的安全！”

　　也許是上天聽到了鄭振鐸的禱求，這批古籍雖然落在了日本人手裏，但最終還是歷經坎坷回到了中國。而鄭振鐸在其中，又一次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1942年，這批古籍被劫掠到日本後，並未引起重視。吳真介紹説，當時日本人以為中方已將珍貴古籍搶運完畢，剩下的書價值不大。因此，這批書先是交到文部省，1943年7月又被運往上野的帝國圖書館，直到1944年1月25日才被開箱整理。

　　“近代日本文獻學第一人”長澤規矩也被邀請主持整理事務，也是他發現這批書極有價值。“在沒有任何信息可以參考的情況下，長澤規矩也便摸到了這批古籍的非凡來歷。”吳真説。

　　“長澤規矩也其實是鄭振鐸的好朋友。”吳真告訴記者，長澤規矩也和鄭振鐸曾有頻繁的書信往來，1931年，鄭振鐸輯印《清人雜劇》初集時，長澤規矩也曾將自己珍藏的孤本寄到中國。當然，他們二人的來往後來隨着日本侵華的加劇中斷。

　　吳真從2009年起開始關注鄭振鐸劫中護書這段往事，十幾年來，她多次東渡日本，在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東京帝國圖書館、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憲政資料室查閱相關資料。在異國他鄉埋首各種檔案的日子裏，她本想找尋更多關於鄭振鐸的史料，沒想到意外發現了長澤規矩也在其中的作用。

　　“從這些資料看，鄭振鐸和長澤規矩也在這件事上有過間接交手，但他們兩個人都不知道這一點。”吳真把這種“交手”比喻為一場黑暗中的打鬥。

　　吳真因此決定，利用查閱到的資料，把長澤規矩也所發揮的作用充分展示出來，“從長澤規矩也的厲害，可以看到鄭振鐸當年所面對的，是多麼強大的對手，這更加襯托出鄭振鐸過人的膽識和智慧。”

　　長澤規矩也開始整理這批古籍時，美軍飛機已開始頻繁轟炸東京。他從這批古籍中挑選出兩萬珍本，連同帝國圖書館其他有價值的書，一起運往長野縣立圖書館。挑剩下的，則繼續存放在帝國圖書館內。但當日本投降後，別的書都運回東京安置，那兩萬珍本卻又被轉移到神奈川縣的深山老林中。

　　據1947年後擔任帝國圖書館館長的岡田溫回憶：“長澤先生忠告我們説，進駐軍一來就要把書拿走呢！就像以前我們在中國所做的事情一樣。”因此，“我們先把這批書從長野取回東京，然後將這些書再一次疏散。”

　　“再一次疏散”的目的，就是不想這批書被駐日美軍或中國發現。吳真認為，長澤規矩也是意識到了這些書的價值，因而想把它們藏匿起來。

　　然而，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被劫奪的書籍中，有英國駐香港軍官博薩爾寄存的書。日本投降後，做為英國派駐遠東委員會官員，博薩爾利用他的職位優勢，幾經打聽，終於在上野帝國圖書館找到自己的書，與此同時，他也發現了被長澤規矩也挑剩下的那批中國古籍。

　　循着博薩爾的線索，中國駐日代表團開始追索那批被劫奪的書籍。在這個過程中，鄭振鐸起到了關鍵作用。

　　當年，鄭振鐸為淪陷區搶救下來的所有書籍，都細心編制了目錄，上面記錄着版本、題跋等具體信息。“這些善本，全天下只有鄭振鐸一人掌握着它們的全部目錄”，吳真認為，正是鄭振鐸提供的這份原始書目，“為追索行動提供了有力證據，挫敗了日方隱藏的企圖，保證了這批珍貴古籍的完整回歸”。

　　1947年5月，這批鄭振鐸等人抗戰期間辛苦救下、在香港淪陷時被劫奪的古籍，終於又全部回到上海。

為保存文獻，發起同志會

　　對於書，鄭振鐸自述“本來就有特癖”，他一直在自己感興趣的小説、戲曲領域購買、蒐集各類珍本古籍。1937年八一三淞滬會戰後，江南處處兵燹，藏書家們紛紛變賣珍藏的書籍。“1938年底開始，大批古籍涌入上海書市，那時有幾股勢力在收購圖書，一個是美國的哈佛燕京學社，為美國人購書。另一個是‘滿鐵’的華北交通公司，還有漢奸梁鴻志、陳群等人，他們為日本人購書。”鄭源介紹。

　　鄭振鐸後來也曾回憶道：“幾乎每一家北平書肆都有人南下收書。”那時，位於上海四馬路的中國書店，是北平舊書店南下收書的集中點。每次去那裏，鄭振鐸心情都很沉重，他常常看到“一包包郵件，堆得像小山阜似的”。這些書商收到的書，“大約十之六七是送到哈佛燕京學社和華北交通公司”，“殿版書和開化紙的書則大抵皆送到偽滿洲國去”。

　　面對祖國珍貴古籍外流的情形，鄭振鐸心痛不已，“這些兵燹之餘的古籍如果全都落在美國人和日本人手裏去，將來總有一天，研究中國古學的人也要到外國去留學。這使我異常的苦悶和憤慨！”“更重要的是，華北交通公司等機關收購的書都以府縣誌及有關史料文獻者為主體，其居心大不可測。”

　　“鄭振鐸不忍心看到中國古籍文獻流落海外，這是他為國家收書的主要動因。”吳真説。

　　1940年1月9日，鄭振鐸聯合商務印書館元老張元濟、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暨南大學校長何炳松、中法大學教授張鳳舉等人，組建“文獻保存同志會”，“自今以後，江南文獻，絕不聽任其流落他去。有好書，有值得保存之書，我們必為國家保留之”。他們依靠當時的中央圖書館提供的中英庚款，與日本、日偽政府展開了一場文化爭奪戰。嘉業堂的那些精華藏書，便是以“文獻保存同志會”的名義收購的。

　　“祖父是購書行家，又年輕力壯，因此決定他和張鳳舉負責採購，張元濟負責鑒定宋元善本，何炳松和張壽鏞負責保管經費。”鄭源這樣解釋“文獻保存同志會”的內部分工。

　　那些年，鄭振鐸等人為國家蒐購舊籍10余萬冊，其中有近5萬冊古籍善本。

　　在位於鄭振鐸故鄉的福州外語外貿學院擔任鄭振鐸研究所所長的陳福康看來，鄭振鐸他們收書的環境是那樣艱苦，取得的成績卻那樣讓人驕傲，“早在1941年3月，鄭振鐸在信中就驕傲地説，他們用不到百萬元之款買下了大量古籍，其中夠得上善本標準的就有近4000種，已經抵得上當時苦心經營幾十年的北平圖書館的善本總數了。”

　　隨着上海局勢日益惡化，鄭振鐸一面全身心投入搶救圖書，一面更加小心翼翼地隱姓埋名生活。他後來回憶：“我換了一身中裝，有時還穿着從來不穿的馬褂，眼鏡的黑邊也換了白邊。不敢在公共地方出現，也不敢參與任何的婚、喪、壽宴。”

　　即使逛書店，鄭振鐸也遭遇過驚險，還好被他機敏地避開了：“有一天，我坐在中國書店，一個日本人和夥計們在閒談，説要見見我和潘博山先生。這人是‘清水’，管文化工作的。一個夥計偷偷地問我要見他麼，我連忙搖搖頭。一面站起來，在書架上亂翻着，裝着一個購書的人。”

　　這位“清水”是日本大使館一等書記官清水董三，也是特務組織“梅機關”的頭目。這麼一位有經驗的特務，卻認不出20世紀30年代前後照片就上過報刊的鄭振鐸。“可見鄭振鐸當年的‘易容術’是多麼高明。”吳真説。

後人輯史料，方知護書艱

　　為國家搶救古籍是在極其保密的情況下進行的，鄭振鐸的苦心與凶險處境，一開始並不為人所知，包括他的親朋好友。“直到抗戰勝利，祖父的很多朋友讀到祖父寫的《求書日錄》，才明白他不離開上海的真正原因。”鄭源説。

　　後來，葉聖陶在鄭振鐸《西諦書話》的序言中，充滿感觸地説：“抗日戰爭時期，我去四川，他留在上海，八年間書信往來極少……當時在內地的許多朋友都為他的安全擔心，甚至責怪他捨不得離開上海，哪知他在這個艱難的時期，站到自己認為應該站的崗位上，正在做這樣一樁默默無聞而意義極其重大的工作。”

　　巴金也在《懷念振鐸》中寫道：“我當時並不理解他，直到後來我看見他保存下來的一本本珍貴圖書，我聽見關於他過着類似小商人生活，在最艱難、最黑暗的日子裏，用種種辦法保存善本圖書的故事，我才了解他那番苦心。”

　　隨着時間的推移，鄭振鐸護書往事中的更多細節，逐漸被學者打撈出來。

　　1982年，陳福康在北京圖書館特藏部的目錄卡片裏尋找鄭振鐸有關手稿時，發現目錄中有5冊《木音》，不知道是什麼內容。調出來一看，不得了，原來是鄭振鐸寫給同為“文獻保存同志會”成員張壽鏞的信，已裝訂成冊，共計270多封！“我當時手都在顫抖，”陳福康回憶説，“因為來不及細看和摘錄，我當天就把這一發現告訴鄭振鐸之子鄭爾康先生，請他以家屬的身份要求圖書館提供膠卷。”拿到膠卷的陳福康對着檯燈，一個字一個字地辨認鄭振鐸當年的手跡，將這些信整理出來。

　　40多年來，陳福康一直致力於鄭振鐸研究。2011年6月，趁參加學術會議的機會，年過花甲的陳福康第一次到了台灣。在那裏，他第一次完整讀到了鄭振鐸當時寫給“中央圖書館”首任館長蔣復璁的信以及“文獻保存同志會”當年的工作報告。

　　陳福康在台灣期間，正值分藏兩岸的《富春山居圖》在&&故宮博物院合璧展出，但他完全顧不上這一難得的展覽。“我每天像打仗一樣，早上去圖書館等開門，一直看到關門，中午飯都不出去吃，就啃幾口麵包。”

　　在當時的陳福康看來，如果大陸和台灣的鄭振鐸史料能合璧展出，“其意義絕不在那場《富春山居圖》合璧展之下”。

　　陳福康蒐集、整理的史料，讓世人得以看到更多隱沒在歷史裏的細節。

　　“玉海堂劉氏書款已於前日交去，當即將書取來，計共二十二包……群碧樓書，已約好菊老，於本星期日至孫賈處閱定。詳情當續告……天津李木齋書已全部為偽方所得，為之一嘆……”這是鄭振鐸1940年3月1日給張壽鏞的信，從中可以看到他們當年護書工作的繁雜與緊張。

　　“為公家購書，確較私人為不易。我為自己購書，如為我所喜者，每不吝重值；但為公家購書，則反議價至酷。”1940年3月27日，在給張壽鏞的信中，鄭振鐸談到了為國家購書的苦心與壓力。

　　“一歲以來，弟之所以號呼，廢寢忘食以從事於搶救文物者，純是一番為國效勞之心。若一談及報酬，則前功盡棄，大類居功邀賞矣，萬萬非弟所願問聞也。”“務懇吾公成全弟之私‘志’，感甚，感甚！”1941年2月26日，在給蔣復璁的信中，鄭振鐸這樣推辭給他報酬的提議。

　　“祖父不僅分文酬勞不取，還要用自己的錢支付車船、搬運及通信聯絡等費用。其實，據我的祖母回憶，那時我家的生活已經很艱難了。”鄭源説，祖父給蔣復璁的信，原原本本還原了他的愛國情懷與高尚情操。

　　“通過對這些原始文件的閱讀，我們能更詳細了解到鄭振鐸先生當年在上海具體做了什麼。”陳福康説。

　　吳真的尋訪，則為這段本就精彩絕倫的歷史增添了更多驚險要素。“研究鄭振鐸的人很多，大多是從他這邊的資料出發。但如果我們沒有用到日方資料，或者説對日方資料挖掘得不夠深的話，就等於缺失了一個角度。”

　　吳真認為，在日本發掘的這些新材料，可以為這場古籍爭奪戰增加一個掠奪者的觀察維度，更能展現出鄭振鐸那些年裏的不易。

　　“敵人有多強大，鄭振鐸的工作就有多艱苦。”這是10多年的尋訪中讓吳真感觸最深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