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何以成為美國“私器”

　　民主是人類社會進步過程中形成的共同價值。然而不知從何時開始，民主成了美國的“專利”。這個自詡“燈塔”的國家，手握“民主尺規”滿世界搞測量，動輒以民主旗號干涉別國內政乃至顛覆其政權，把民主變成了劃分陣營、號令天下的維霸工具。人們不禁要問，作為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民主，何以成了美國的私家“法器”。

　　民主的本義是“人民統治”，是各國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實現良政善治的政治實踐，因歷史文化制度國情發展階段等差異，這種實踐本應呈現出豐富多彩的形態。然而，自上世紀中葉以來，民主定義不斷收斂，直至“一人一票的競爭選舉”成為衡量民主的唯一標準，“民主”窄化為“選主”，美國所代表的民主模式在有的人眼中成了世界民主政治的唯一或者絕對模板，世界也由此被推向了民主專制二元對立的敘事框架。

　　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呢？實際是美國利用話語霸權偷換概念、重構認知的結果。認知往往取決于“元概念”，壟斷“元概念”的定義權，就掌握了認知體係建構的話語權，對民主亦是如此。二戰前後，美國在與社會主義陣營的對抗中意識到，民主平等是社會主義國家與生俱來的政治特徵，具有廣泛的民意基礎和道義優勢，而美式民主與資本深度綁定，服務于少數集團利益，具有天生的局限性。面對大眾民主時代的到來，“在爭奪人心的較量中處于劣勢”的美國決定啟動民主“元概念”的“置換工程”，意圖重塑世界對民主的認知。

　　20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美國政學界推出民主研究學術工程，運用其強大的國家宣傳機器，對民主話語進行改造，將美式民主的“競爭選舉”“多黨輪替”“三權鼎立”等特徵轉化為民主的“普世”標準，向世界推而廣之。此“偷梁換柱”的手法有三個特點：一是以美式民主為模板“量體裁衣”，排除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平等及政府對人民回應性等元素，核心功能是“區分敵我”，把美國及其盟友劃入“民主國家”，把對立陣營國家劃為“非民主或極權國家”；二是運用當時先進的行為學、心理學成果論證“人民難以形成共同意志”，為其意識形態披上科學外衣；三是構建學術范式，“競爭選舉民主”被確立為官方話語之後，政府通過資金扶持構建學術研究體係，任何“走偏”的研究成果不會被發表，學術同盟之外的學者會受到打壓。

　　經過冷戰時期兩代人煞費苦心的經營，美國終于讓民主與“美式民主”畫上等號，對民主實行了“私有化”，“歷史終結論”成為“置換工程”登峰造極之作。民主專制二元對立敘事由此展開：凡是學習模倣美式民主的過程，就是“民主化”，堅持探索自己政治發展道路的，往往被列為違背“民主”潮流的“非民主”國家，民主自此成了美國自我制度標榜和干涉打壓其他國家的意識形態利器。當然，美國運用這套尺規是有選擇的，對他們百依百順的國家、跟著他們跑的國家，他們可以對其政治狀況不聞不問，而對那些不聽命、不順從他們的國家，他們就要揮舞價值觀念的大棒進行打壓，進而策動“顏色革命”，甚至不惜動用武力來改變一個國家的政權。

　　民主話語霸權的建構，是美國“重構認知”的典型案例，包含了從“偷換概念”“學術包裝”到“媒體傳播”“價值輸出”直至“思想佔領”“文化收編”等全過程。然而，包裝得再精美的謊言畢竟還是謊言，21世紀的世界新現實讓“美式民主敘事”漏洞百出。百年變局交織世紀疫情，美國疫情失控、政府失信、社會失序、政治失能，其精心構築的民主理論無法為社會現實提供邏輯自洽的解釋力，美式民主制度的“底褲”逐漸顯露，各種社會矛盾集中爆發。國際上，不計後果的美式民主輸出遭遇“水土不服”，“顏色革命”在全世界造成嚴重後果，不少發展中國家逐漸認識到被美式民主的話語霸權“蒙騙”和“忽悠”。美國《全球主義者》線上雜志總裁斯蒂芬·裏奇特認為，當下“美國亟須證明自己還是個民主國家”。

　　短短幾十年，美國把搶來的“民主旗幟”玩壞了，美式民主的“燈塔”正在崩塌。2008年金融危機，特別是新冠疫情以來，美國政學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美國成了“民主洼地”。照搬美式民主的眾多國家陷入“劣質民主”的發展困境，而堅持走自己發展道路的國家展現出蓬勃生機，為危機重重的世界帶來了思想解放和制度突圍的啟示。越來越多人認識到：21世紀的世界政治，比的不是各國學某國的制度誰學得更像，而是國家治理的能力和品質。民主不在于形式上政黨的多寡、國家機構的分立、利益集團的制衡等，更重要的是實質的內容，即能否轉化為“為人民謀幸福”的實際效能。

　　名非天造，必從其實。實現民主的形式是豐富多樣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更不能説只有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評判標準。美式民主二元對立的對抗思維，與地球上多數人關于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共同價值追求有巨大落差。21世紀人類要構建怎樣的政治文明，涌動的時代之問正推動著民主認知“再重塑”，世界政治“新生態”呼之欲出，讓民主回歸“人民統治”的本源正當其時。

（記者葉書宏）新華社北京12月7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