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護“一號機密”：一場隱秘而偉大的接力

這是曾保藏中央文庫的上海成都北路974號閣樓舊址。

接管中央文庫的陳來生。

曾經保管過中央文庫的韓慧如。

新華社資料片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孫麗萍、郭敬丹

　　20世紀30年代，上海黃浦江畔夜色深沉，靜謐蒼茫……執行接頭任務的中共地下黨員韓慧英猝然被捕；與此同時，在石庫門樓房中等待她平安歸來的陳為人“度秒如年”，獨自面對年幼的孩子和十幾箱“極度危險”的中共核心機密文件。

　　轉移！轉移！轉移！在孤立無援的絕境中，他們步步驚心，要用信仰和膽識將所有“不可能”變成“可能”——滬劇《一號機密》以驚心動魄的節奏，“再現”了一場圍繞中共“一號機密”展開的地下鬥爭。

　　“一號機密”，即中央文庫。那是中國共産黨第一座中央級秘密檔案庫，幾乎集中了中國共産黨在中央領導機關撤離上海前的所有重要文件，存儲著黨的早期記憶。

　　為了這座中央文庫，在“遠東第一大城市”，十幾位中共黨員隱姓埋名，忍受著常人難以承受的孤獨，克服種種難以想像的困難，前仆後繼，甚至犧牲，在國民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騰挪隱藏，讓近20箱關乎中共生死存亡的檔案文件“毫發無傷”，最終在革命勝利之時“完庫歸黨”。

　　這，是一場近20年的偉大“接力”！險象環生的極致黑暗中，他們一諾千金守護“一號機密”，用生命寫下絕對忠誠。

守護中央文庫——一群“無名者”的使命

　　張唯一、陳為人、韓慧英、韓慧如、徐強、李雲、吳成方、周天寶、劉釗、繆谷稔、鄭文道、陳來生……有誰曾聽説過他們的名字？

　　他們如此迥異，唯一的相同之處——在黨將保護中央文庫的任務交托他們時，都慨然允諾，誓以生命守衛。

　　這些守護“一號機密”的無名者，是一群以什麼“特殊材料”鍛造的人？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採訪史學界專家，試圖從他們的講述中，“復原”那場隱秘而偉大的接力。

　　2021年6月10日，上海市靜安區江寧路上，一處新式石庫門建築歷時3年修繕，煥然一新對外開放，名為：中共中央秘書處機關舊址。

　　“江寧路673弄10號，這裏可以説是中共中央辦公廳和最早的中央檔案館所在地。1927年到1931年間，我們黨的歷史上一些主要的領導人經常在這裏閱辦文件、開會，黨的歷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的決策也是在這裏進行的。”中共上海市靜安區委黨史研究室副主任郭曉靜告訴記者。

　　1926年7月後，中國共産黨的第一座中央文庫就設立在這裏。從創設伊始，就是一個面向未來的檔案庫。1927年4月，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國共産黨被迫轉入地下，面對極端險惡的環境，為保證安全，中央明確：文件和機關必須分離，地處中央領導機關所在的上海，中央文庫的極端重要性更加凸顯。

　　1931年，受周恩來委託，瞿秋白起草了《文件處置辦法》，對當時應當收集和保管的文件資料范圍、內容和如何分類編目的原則、方法都有明確、周詳的規定。這是黨史上最早的關于管理檔案、文件的條例。

　　在那個辦法的最後，瞿秋白還加了一個總注：

　　“如可能，當然最理想的是每種兩份，一份存閱（備調閱，即歸還），一份入庫，備交將來（我們天下）之黨史委員會。”

　　在“將來”兩字旁邊，瞿秋白打上了著重的圈點。無數對未來之中國的美好憧憬，蘊藏在兩個力透紙背的字中。

　　中央文庫建立後，周恩來高度重視，他直接指定張唯一為第一任保管人。

　　張唯一，何許人也？他的真實身份是中共中央秘書處文書科科長，對外身份是木器行老板，江湖人稱“張老太爺”。

　　“其實張唯一生于1892年，當時只有30多歲，跟‘老’是不沾邊的。但他非常沉穩，總是從容不迫、思想穩健、臨危不懼，所以大家給他起的‘雅號’就成了‘張老太爺’。”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員張鼎説。正是這種超越年齡的沉穩勇毅，使得張唯一成為守護中央文庫第一人。

　　曾加入國民黨左派的張唯一目睹了蔣介石集團的反革命行徑，在1927年“八七會議”後加入中國共産黨。張唯一的夫人阿犁曾在《憶張唯一同志》中寫道：“這時，革命形勢正處低潮，反動派到處捕殺共産黨人和革命群眾，他們卻毅然無畏地加入了中國共産黨，這種決心確是非常可貴的。”

　　在文書科，沉穩的“張老太爺”將這種決心化為秘密工作的細心和責任心。他主管中央文件保管處、文件閱覽處，經手處理中央和各地的來往電報和文件，對送出去的文件做各種偽裝，有時從外面帶來的文件和紙條，他也要用藥水去“洗一洗”，看看有沒有密寫的東西。有同志因工作需要搬家，他叮囑其到弄堂口拆字攤去拆個字，為的是與群眾選擇黃道吉日做喬遷之喜一樣，不被懷疑。

　　被周恩來“點將”，張唯一就這樣開始了自己的“雙面人生”：白天喬裝打扮，是出手闊綽的商人，晚上則鑽到樓上伏案工作，一絲不茍。一旦有任何危險的信號，要帶著十幾大箱文件立即搬家，並且不被鄰里懷疑。

　　保護中央文庫，這是一項極其“孤獨”的事業。按照中共中央的規定，庫址一定要達到獨立居住、獨立活動的要求；只派一名領導幹部與文庫負責人進行單線聯繫，其他領導成員不得過問文庫的工作；文庫工作人員也不能參加支部大會、集會遊行和其他活動，盡量減少與外界的接觸，以免暴露身份；文庫地址不能固定，每遇險情或更換負責人，都必須立即搬遷。

“定以生命相護，願與文件俱焚！”

　　設立不久，中央文庫就因時任中央特科主要負責人顧順章的叛變而陷入極大危險。

　　“當時，周恩來派人緊急通知張唯一，要求立即攜帶全部文件轉移。張唯一雇了黃包車，連夜把那麼多箱文件分幾次運到了自己家裏，那是法租界愷自邇路（今金陵中路）的一幢獨立小樓。”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常務副校長徐建剛説。

　　“孤獨”在此時顯現出“孤獨”的價值。張唯一因保管中央文庫極少與外人聯繫，當時並沒有暴露，在他的家中，中央文庫躲過一劫。

　　不久後，張唯一的工作日益繁重，為策萬全，中央文庫交到第二任保管人手中。

　　“選定保管人要求很高，首先他要絕對忠誠，其次在上海認識他的人越少越好。”徐建剛説，重任由此落在陳為人肩上。

　　陳為人是1921年入黨的老黨員，革命經歷豐富，還曾擔任過中共滿洲省委書記。他曾經兩次被捕入獄，受盡嚴刑拷打但始終嚴守黨的秘密，久經考驗，十分可靠。

　　“還有一點，陳為人在獄中受過重刑，染上嚴重的肺病，他長期在北方工作，被黨組織營救出獄後在上海休養，沒什麼人認識他。”徐建剛説，保管文庫的工作相對安靜，也適合當時陳為人的身體情況。

　　還有一點很重要的是，陳為人的妻子韓慧英也是中共成立初期就入黨的“老革命”，兩人是因假扮夫妻做工作掩護而走到一起的革命伴侶。而按照當時中央關于秘密工作的規定，中央文庫的保管者對外要以“家庭化”的形式出現，于是，夫妻二人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這項事業中。他們的上級正是“張老太爺”。

　　陳為人是湖南人，偽裝成湘繡店老板，一樓開店，樓上則密藏中央文庫。陳為人平時整編文件，對外隔絕，調出與送進文件，都由韓慧英同張唯一單線聯繫。

　　歷史如果有鏡頭，會記錄下這樣的場景：夜深人靜，陳為人在樓上守著中央文庫，謄抄、修剪。他把原來厚紙上的字抄到薄紙上，把大字抄成小字，把文件空白的紙邊都剪下燒成灰，放在夾弄的陰溝裏用水衝掉——目的是盡量減少存放面積、縮小目標。時常，他還要把文件上下搬動，防潮防霉。

　　陳為人、韓慧英，他們正是滬劇《一號機密》的男女主角。在劇中，他們的名字被編劇改為“陳達煒”“韓惠芳”。他們同心協力，在領受任務時立下誓言：“定以生命相護，寧可放火燒樓，願與文件俱焚！”

　　經過長達數年、日復一日的精心整理，文件體積由開始的20多箱“縮進”5箱。被陳為人“剪裁”過的、沒有紙邊的文件，內容“頂天立地”地寫在紙上，令人過目難忘。

幾人青史得記載？姐妹接力鑄忠誠

　　意外再次降臨。

　　1935年2月，位于上海雷米路（今永康路）文安坊的中共地下聯絡點遭國民黨特務破壞，張唯一被捕。兩天後，不明情況的韓慧英按原計劃前去接頭，被守候在那裏的特務逮捕。

　　事發突然，曾設想的應變之策、示警信號都未能發出。“韓慧英被捕後反應很快，裝作是農村婦女，十分害怕，哭哭啼啼地説自己是來找工作的，第一次登門，什麼也不知道。”張鼎説。但韓慧英還是被國民黨特務識破，被關進監獄。

　　獄中，張唯一、韓慧英受盡酷刑，守口如瓶，對黨的秘密不吐露半個字。單線聯繫再次保證了中央文庫的安全，沒有人知道中央文庫的下落，而這也讓陳為人徹底“與世隔絕”，成為一個人的“孤島”。

　　對當時的境況，徐建剛連説幾次“簡直不可想像”。“所有與黨組織的聯繫都在妻子身上，他自己沒有接頭人。按照約定，韓慧英超過時間沒有回來，陳為人就要帶著中央文庫立即搬家，他要找大的房子才能放得下那麼多箱文件，但自己沒有經濟來源，家裏還有三個未到學齡的孩子。”

　　陳為人當機立斷，帶著孩子和文件獨自撤離。由于沒有任何社會關係，無法在上海找到保人，他不得不花高價在上海的高檔住宅區租下了一棟二層小樓，每月房租30大洋。湘繡店老板搖身變成了木材行老板。而實際上，為了給中央文庫提供掩護，陳為人已耗光所有經費，每日和孩子們食不果腹。

　　滬劇《一號機密》中如此演繹這段故事：“這家中，一號機密深隱藏；兩萬件，中央文庫二十箱。我受黨指示守護它，承諾人在文庫在、守待凱歌揚，哪怕是……忍辱負重、吃菜咽糠、默默無聞、身形俱亡！”

　　堅持了一段時間，山窮水盡的陳為人無奈給韓慧英在河北老家的妹妹韓慧如寫信，稱慧英病重，請她去上海看望。

　　趕到上海，韓慧如在驚詫中明白了一切。她在回憶中記述：“我永遠也忘不了這一段艱苦的日子。”

　　“一到他家……最小的女孩那時已經一歲多，還睡在搖籃裏，只會爬，不會走，身上穿的是抽掉了棉花的破背心。”“我擔起了料理家務，照顧孩子的責任……以後連我帶到上海的錢也都用光了。”“為了湊錢按時交房租，維持這座樓，保證文件的絕對安全，我們把二樓的家具變賣一空。但底層房間的擺設卻不能多動，讓外人看起來還像個家的樣子。以後不僅是家具，連能賣的衣服都賣了。”

　　剛到上海時，韓慧如還不是中共黨員，但在姐姐的影響下也早已心向革命。明白了姐夫的工作後，她接替姐姐，成為地下交通員，按照地下工作的方式，想方設法與黨組織重建聯繫，每天出門去張貼有接頭暗號——“天惶惶，地惶惶，我家有個夜哭郎……”的紙條，有時倒貼，有時斜貼，盼望組織上發現了來聯繫。

　　“物理隔絕”中的文庫保管人，隱藏在白色恐怖的黑暗之中，心細如發又異常機警。他們承受“孤獨”，嚴守紀律，卻始終樂觀，相信會有光明的未來。陳為人白天挨餓、晚上整理文件、四處奔走找黨組織關係……只是，他的身體每況愈下。

　　韓慧如將她對陳為人的敬仰化為了對黨的信仰：“在他的革命精神感染下，我以後也加入了黨，決心像他一樣為共産主義事業奮鬥終身。”

28歲、38歲……這是一份越來越長的“犧牲者”名單

　　1935年底，飽受敵人折磨的韓慧英出獄，輾轉回到了家裏。後來，外出教書謀生的韓慧英，通過學校的地下黨員與黨組織接上了關係。而那時，黨組織查訪陳為人和中央文庫的下落已久。

　　接頭人是中共情報係統上海負責人徐強，他與陳為人在一家小飯店裏見面。韓慧如記得，那天姐夫回家後很高興，跟孩子們説，“爸爸今天總算吃飽了，把菜盤子都舔光了”。

　　真正讓陳為人高興的當然不是一頓飽飯。與黨組織取得聯繫，讓他放下了心頭重擔。但那時，陳為人的身體狀況已不容樂觀，黨組織要求陳為人將中央文庫轉移到徐強家中，前者必須馬上住院看病。

　　陳為人拒絕接受進一步的治療。他説：“我現在不能工作，不能再花黨的經費了。”但他臉上依然洋溢著笑容，時常對家人説：“等病好了，我帶你們回家鄉看衡山去……和敵人鬥了這麼多年，難道我還鬥不過病魔？”

　　1935年6月14日，陳為人抱病寫下一份“開箱必讀”，作為誓死捍衛文庫的最後囑托。那份“開箱必讀”，對5箱文件的分類做了説明，詳列了查閱須知及全部目錄，按文件形成的時間、地區、作者等分類編號，化繁為簡、一目了然。

　　1937年3月，陳為人病逝，為守護中央文庫獻出生命，年僅38歲。

　　使命在共産黨人手中接力。李雲、周天寶、劉釗……一段時間內，中央文庫的保管人因黨組織工作需要幾經更換，文庫也由此經歷了幾次相對密集的轉移、遷址。

　　1942年，當時的中央文庫保管人繆谷稔肺病日益嚴重，黨組織不得不另找可靠同志接替他。

　　那年夏天，中共上海情報係統負責人吳成方為繆谷稔帶來一個不幸的消息：他們之間的地下交通員鄭文道被日本憲兵抓去了，鄭文道的任務之一，就是負責同繆谷稔的單線聯繫。

　　中央文庫再度遇險！

　　而這一次，剛滿28歲的鄭文道付出了生命代價。在日本憲兵押送他的途中，鄭文道躍出車廂，頭腳俱傷，血流如注。隨後，負傷的他被關押到病房，被敵人嚴加看管。

　　一周後，鄭文道出病房受審，他再次趁敵人不備躍窗跳樓，壯烈犧牲。在守護中央文庫“一號機密”的歷史波瀾中，28歲的鄭文道也許只給我們留下了一個模糊的側影，但他的死無疑“重如泰山”，上海同濟大學的校園烈士碑，鐫刻著他的名字，紀念這位傑出的校友。

　　中央文庫就這樣化險為夷——敵人一無所獲，“一號機密”依然安全。

“將來”終于到來！“一號機密”完庫歸黨

　　陳來生是任職時間最長的中央文庫保管人。從1942年7月開始，一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長達7年之久。

　　陳來生接管文庫時，正是日本侵略者實行最嚴酷統治的時期，上海的街頭巷尾遍布日偽憲兵、特務等明崗暗哨，他面對的第一個難題就是——如何把那麼多箱文件從繆谷稔家安全運出。

　　“陳來生想了一個辦法，‘小魚鑽網眼’，發動自己所有的家人，父親和弟弟妹妹，每人每次只帶幾份文件，裝作是小商販，把文件藏在竹籃、麵粉袋裏，走小路，在弄堂裏七拐八拐，越過敵人一道道封鎖線。”徐建剛説，這樣經過了一個多月的“螞蟻搬家”，才將中央文庫安全轉移到新址。

　　後來，陳來生又向岳父借錢租下了成都北路972弄3號的廂房，開了一家“向榮面坊”作掩護。

　　“面坊主”陳來生家的閣樓裏，空間逼仄，墻壁卻格外厚實。原來，陳來生把中央文庫的檔案文件沿著墻壁從地板一直堆到頂棚，外面釘上一層木板夾墻，墻上又糊著報紙偽裝掩飾。

　　“為了守護中央文庫，陳來生用光了全家的錢。開面坊也不光是偽裝，他真的需要掙錢。因為當時組織很困難，保管中央文庫的經費需要他自己解決。”徐建剛説。

　　在那之後，陳來生又曾幾次轉移文庫，守護文件安全。

　　黨中央也始終沒有忘記上海的這批中央文件，1943年，為配合延安整風運動，陳來生根據中央要求，選取了部分六屆三中、四中全會等文件，復制後通過華中抗日根據地，送往延安；1946年，陪同周恩來一起到南京、上海參加國共談判的劉少文，曾利用特殊身份，把中央文庫轉移到延安，首批5000份文件，由劉少文經南京、西安再轉運至延安，因國共談判破裂，余下的文件繼續靜靜保存在上海。

　　……

　　經歷近20年的漫長接力，歷史的時鐘終于撥到了1949年。中國革命迎來了偉大的勝利時刻！18年前瞿秋白在《文件處置辦法》中圈點過的兩個字，在這一年變成了現實。這兩個閃閃發光的字就是——“將來”。

　　將來！將來！即使在最黑暗、最孤獨的時刻，這兩個字也熊熊燃燒在張唯一、陳為人、李雲、周天寶、劉釗、繆谷稔、鄭文道、陳來生他們的胸膛裏，化為守護“一號機密”的信念與勇氣。

　　1949年5月27日，紅旗漫卷、上海解放！

　　4個月後，陳來生將其保管的約15000份文件交給中共上海市委。這批由中共地下黨員接力守護的文件，歷經風風雨雨，上海市委組織部出具證明：“未受到霉爛、蟲蛀、鼠咬等半點的損傷。”

　　這沒有半點損傷，是十多位共産黨人，用信仰和生命譜寫的接力賽。

　　至此，“一號機密”完庫歸黨。

　　9月18日，華東局辦公廳收到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批閱簽發的電報：“大批黨的歷史文件，十分寶貴，請你處即指定幾個可靠的同志，負責清理登記、裝箱，並派專人護送，全部送來北平中央秘書處，對保存文件有功的人員，請你處先予獎勵。”

　　在這份電報上，仍能看到“有功的人員”處原寫作“有功的同志”。這處修改，由毛澤東親筆做出，意思明確：對保護中央文庫有功的同志、朋友、家屬，都應該表彰和獎勵。

　　1950年2月，全部文件運往北京，上交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處。如今，它們完好無損地收藏于中央檔案館。

　　它們是——黨中央各種（屆）會議記錄、決議案，黨中央給各地（級）的指示及各地給黨中央的報告，共産國際給中共的指示，中央給各地（級）在黨務、組織、工運、農運、兵運、婦運等各方面的文件和檔案，黨報、黨刊，蘇兆徵、彭湃、羅亦農、惲代英、瞿秋白等革命先烈的遺墨、遺囑和遺像等物……這是極其珍貴的史料，是一部中共建黨史、一部隊伍壯大史、一部領袖人物史。

　　2021年，滬劇《一號機密》登上舞臺，劇中的唱詞這樣寫道：“險夷不變應嘗膽，道義爭擔不息肩。人在文庫在，守盡風雨唱凱旋。”

　　道義爭擔不息肩、守盡風雨唱凱旋！讓我們記住這些默默無聞的守護者——他們在至暗的夜裏披荊斬棘、降妖伏魔；他們歷經孤獨與困苦，用生命為中國點亮一盞叫作“將來”的明燈。

　　（鳴謝：中共上海市委黨校、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