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俄烏衝突引發的全球糧食危機為世界各國敲響警鐘，而隨著氣候變化、環境污染、可用耕地面積減少等問題的疊加，可以預見，在未來幾十年，糧食安全都將成為一個引發全球廣泛關注的重點問題。近日，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美國在烏克蘭建立生物實驗室，研究危險疾病傳播特徵的行為本質上是在研發生物武器。俄方的相關調查也引發多國民眾的普遍擔憂：美國軍方開展的利用昆蟲將轉基因病毒傳播到田間的作物上，是否是一種生物戰爭武器的嘗試？這種武器是否最終將用于人為地制造糧食危機，從而服務于美國的軍事目的？多位專家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美國軍方開展的一項名為“昆蟲聯盟”的項目正在將這種擔憂變為現實的危險。國外科學界和法律界人士也指出，美國軍方的相關試驗無異于打開了一個“潘多拉魔盒”。
美軍參與“昆蟲聯盟”意欲何為
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是一家專門負責研發用于軍事用途高新科技的美國國防部下屬科研機構。在這家機構的官網上，赫然列著一項名為“昆蟲聯盟”的生物改造計劃。該計劃聲稱，正在尋求可延伸的、易于部署和推廣的對策，以應對對美國食品供應造成潛在威脅的自然和生物工程因素，該計劃目的是保護美國的農作物係統。該計劃指出，包括病原體、幹旱、洪水、霜凍，特別是一些國家或非國家行為體帶來的生物威脅會瓦解美國的農作物係統，從而迅速危及美國國家安全。而“昆蟲聯盟”計劃試圖通過對成熟的農作物應用靶向療法從而減輕這些威脅帶來的影響。
DARPA官網介紹“昆蟲聯盟”項目的頁面。
為此，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設想，可以利用昆蟲來應對突發狀況下的農作物損失。例如，玉米或小麥等美國主要農作物在受到幹旱、自然疾病或生物武器突然襲擊的情況下，這些昆蟲可攜帶基因工程病毒，實現快速部署，而這些病毒可在單個生長季節內進行基因修飾以迅速保護農作物。據此前報道，“昆蟲聯盟”計劃已向4所研究機構提供資助，包括康奈爾大學的博伊斯·湯普森研究所、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和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
然而這一被包裝為“防災增産”的計劃自公布之日起，就飽受爭議。美國知名學術期刊《科學》曾專門發表一篇名為《農業研究，還是新的生物武器係統？》的文章對美國國防部的這項計劃提出質疑。論文中一眾科學家和法律學者指出，“昆蟲聯盟”計劃無異于打開了一個“潘多拉盒子”，因為該計劃所做的嘗試“可能被普遍認為是開發出一種針對敵對國所研發的生物制劑及其投放工具所做的努力”。
《華盛頓郵報》在報道中援引文章作者之一、德國馬克斯·普朗克進化生物學研究所生物學家蓋伊·裏夫斯的話直白地表達了反對聲：“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的計劃很容易被武器化，而不是發展成為一個設想在可控范圍內、運用于農業發展目的的生物係統。”
報道還表示，目前該計劃設想以三種擅長傳播疾病的昆蟲作為“盟友”，即蚜蟲類、葉蟬科和粉虱科。因為在自然界中，這三類昆蟲經常在植物之間傳播病毒。而在基因編輯方面，該計劃也取得一定進展，包括運用相對便宜而簡單的“成簇規律間隔短回文重復序列”技術，能讓研究人員研制出定制化的病毒，並在受到感染的植物中實現特定的目標。這種工程化的病毒可以“開啟或關閉”植物某些基因。例如，控制植物生長速度的基因就有可能在嚴重幹旱時發揮作用。在該計劃中，昆蟲攜帶的轉基因病毒被稱為“水準環境遺傳改變劑”，它們能夠直接在田間感染農作物並對其進行染色體編輯。
違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約》？
“昆蟲聯盟”計劃自公布之日起，就被西方學者打上了“生物武器”的烙印，引發西方學界和媒體關于該計劃是否違背聯合國《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大討論。
《農業研究，還是新的生物武器係統？》一文的作者之一、弗萊堡大學國際法教授沃內基在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時表示，“昆蟲聯盟”很可能違反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因為該計劃存在被視為不符合和平目的的風險，“在國際法中，判斷一項研究是否是生物武器的決定性因素是生物研究項目是否完全服務于和平目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約》要求所有締約方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發展、生産、儲存、取得除和平用途外的微生物制劑、毒素及其武器，”沃內基認為，根據公約，用昆蟲作為傳播病毒的載體是一種典型的生物武器。考慮到這種技術可以很容易地用于生物戰，這一點尤其正確。
此外，沃內基認為，使用昆蟲作為這項計劃的一個關鍵因素尤其令人擔憂，因為昆蟲可以被心懷惡意的人以較小的成本秘密部署。“我們認為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所提供的用于和平目的理由站不住腳。例如，它們為什麼選擇昆蟲去實施農作物的基因修改？為了抵禦自然災害可以有其他的辦法。”
蓋伊·裏夫斯則認為，“昆蟲聯盟”計劃奏效的關鍵，就是昆蟲能將“水準環境遺傳改變劑”大規模地傳染給植物，而這可能會導致昆蟲也擴散到種植非轉基因作物的土地中，“世界各國幾乎都無法控制其傳播。”蓋伊·裏夫斯稱。
“這項技術談論的是通過昆蟲來大規模釋放基因改造的病毒，”致力于基因改造的紐約黑斯廷斯中心生物倫理學研究所倫理學家格裏高利·凱布尼克在接受美聯社採訪時表示，“昆蟲聯盟”的技術最終可能是破壞性的。凱布尼克質疑如何將攜帶病毒的昆蟲處于可控范圍，“當你談論非常小乃至微觀的生物——你會發現它們一旦被引入到農田，就幾乎不可能被清除掉”。
對于外媒和國外學者提出的警告，國內專家也認為從科學角度而言，這絕非危言聳聽。中國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副所長張傑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就表示，利用昆蟲攜帶有害細菌和病毒，從而攻擊農作物，造成糧食危機，這種可能性不僅存在，而且可操作空間很大。張傑介紹稱，現實中，水稻和小麥都有針對性的蟲害，例如稻飛虱和小麥蚜蟲，它們都能攜帶不同病毒，侵染水稻或者小麥，從而造成巨大損失。“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如果將昆蟲改造為一種生物武器將是致命的，因為到目前為止，農作物的病毒很難防治。一旦感染出現症狀，幾乎無法挽救。而且病毒會不斷變異，防控工作更是難上加難。”張傑補充稱。
目前“昆蟲聯盟”項目仍在持續推進，項目負責人布萊克·貝克斯汀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時稱，該項目此前已達到一個裏程碑，就是證明蚜蟲可以用一種改造後的病毒感染成熟的玉米植株，而這種病毒含有一種能産生熒光的基因。
相關技術一旦武器化很危險
中國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研究員周煥斌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對于農作物進行基因編輯時，必須遵循一些原則，其中之一就是應盡量減少基因編輯作物不受控的傳播風險，還要確保內源基因最小程度的修改，而工具相關的外源DNA被完全剔除。
面對種種質疑，“昆蟲聯盟”項目負責人布萊克·貝克斯汀回應稱，該計劃完全是出于和平目的，已由負責農業安全的美國政府機構進行審查，並在研究協議中包含了多層保障措施，包括對昆蟲的全面控制。
“我認為公眾不必擔心，國際社會也不需要擔心，”布萊克·貝克斯汀稱。但他同時承認，“昆蟲聯盟”涉及的新技術可能具有“雙重用途”，因為從理論而言，這些新技術既可用于防禦目的，也可用于進攻目的。但他表示，幾乎所有先進技術都是如此。“我認為，無論何時只要研發一種新的、革命性的技術，就有可能産生進攻與防禦的雙重效應。但這不是我們正在做的事情。我們專注于積極的目的，希望能夠確保美國的糧食安全，”布萊克·貝克斯汀辯稱。
他還表示，對于眾多學者所擔心的這項技術是否會失控，從而産生意想不到的生態影響，目前有多重保護措施可以確保。該計劃不針對植物的生殖細胞，因此不會導致植物遺傳性狀的改變。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的目標是找到一種方法，在單個生長季節內對植物進行暫時的、有益的改良。
但這種説法已遭到《農業研究，還是新的生物武器係統？》論文作者五人小組的反駁，他們在其官網上指出，2020年由“昆蟲聯盟”資助出版的首本科學出版物表示，由“成簇規律間隔短回文重復序列”技術介導的成熟植物，其染色體發生了可遺傳的變化，而這與布萊克·貝克斯汀及其團隊成員的解釋自相矛盾。
今年年初，在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的國家生物技術信息中心醫學文獻平臺PubMed上，由奧地利維也納自然資源與生命科學大學的三位學者凱文·菲佛、約翰內斯·弗裏斯和伯恩德·吉斯發表的一篇評估論文直言不諱地指出，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的“昆蟲聯盟”項目已經引發相關問題的科學辯論，其中最普遍的就是這項計劃的雙重用途問題。除了和平應用外，該技術還為潛在的生物武器提供了藍圖。使用轉基因昆蟲載體在田間對農作物進行病毒誘導的遺傳修飾的組合，比迄今為止所使用的任何轉基因生物的風險都大。
盡管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對于“昆蟲聯盟”的軍事用途諱而不言，但在軍事專家看來，這項由美國國防科研機構主導的農業項目毫無疑問就是一種生物武器。軍事專家宋忠平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昆蟲聯盟”是一種典型的生物武器表現形式，用昆蟲來攜帶某種病毒，實現對植物基因的改造，目的就是為了讓目標國家農作物減産，人為在這些國家制造糧食危機，然後喪失糧食領域的獨立自主，對美國的糧食出口産生依賴，包括轉基因糧食，這是生物戰的一部分。
宋忠平認為，美國確實需要解釋清楚為何這項研究中要用昆蟲作為載體，尤其是考慮到當把這些昆蟲作為研究對象，就可以悄無聲息地把相應的病毒基因注入對方國家的農作物中，改變農作物的基因。“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美國會在一些對手國家周邊設置生物實驗室，因為只有在這些地方設置生物實驗室，才能確保生物的本地化，比如昆蟲的本地化，例如你不能把美國的昆蟲品種拿到俄周邊國家，然後向俄羅斯去釋放，這樣很容易就會被看出破綻。因此，美國的這項研究就是‘潘多拉魔盒’，一旦打開，必然會造成多米諾骨牌效應，導致一係列災害發生，”宋忠平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