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蠟梅和梅花在植物界的親緣關係，差不多就像豆汁和咖啡。”

  站在臥佛寺的冬日暖陽下，當這句話從北京市園林綠化局宣傳中心主任馮達口中娓娓道出時，我不禁微微一怔。

  視線所及，寺墻邊那叢金黃正靜靜綻放，清甜幽遠的香氣瀰漫在清冷的空氣中——這分明是我記憶裏梅花的味道。“先別急着下結論，”馮達笑着解釋，“它其實是蠟梅”。

  在北京臥佛寺拍攝的臘梅。新華社記者 樊雨晴 攝

  雖共享一個“梅”字，它們卻來自全然不同的植物家族：蠟梅屬蠟梅科，而梅花屬薔薇科。在形態上，蠟梅是灌木，花色如蜜蠟，香氣濃郁，結的是不可食用的蒴果；梅花則是小喬木，花色多樣，香氣清淡，結出的卻是酸甜可口的梅子。

  原來，兩種花只因花期相鄰、香氣相近，才在凜冬時節“撞了香”，釀成一場美麗的誤會。其實關於二者的區別古人早有明辨，南宋范成大的《梅譜》和明代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在記載蠟梅時均稱此物“非梅類”。

  欲辨其究竟，須得先溯回“梅”的本源——那最初的“梅”，並非指凌霜傲雪的花，而是枝頭青澀的果。

  在《詩經》裏，“梅”是生活滋味，也是情感信物。《摽有梅》中，女子借墜落的梅子向心儀之人傳遞心意，梅因音同“媒”，成了愛情的象徵。

  更早以前，梅子是重要的調味品。古人烹羹，鹽梅並提，在醋還未普及的年代，梅子就是廚房裏的“酸”之來源。至今一些地方仍用青梅燉肉，延續着古老的風味。

  從漢代開始，梅逐漸作為花木被觀賞。上林苑中已有“朱梅”“胭脂梅”的記錄，梅開始從餐桌走向園林。

  魏晉南北朝，梅花真正以花的姿態進入審美世界。“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陸凱的詩讓梅花成為友誼與早春的象徵。楊萬里説得明白：“梅於是時始以花聞天下。”

  從此，梅花與中國文人的精神深深聯結。它在嚴寒中綻放，被賦予堅韌、高潔的品格。唐代禪詩“不經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正是這種精神的寫照。

  宋代可謂愛梅的巔峰。林逋隱居孤山“梅妻鶴子”，寫下“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的千古名句。陸游甚至願“化身千億”，守候每一樹梅花。“梅花”也於此時，成為詩歌中獨立的門類。

  元代王冕癡愛梅花，自稱“梅花屋主”，他的墨梅圖題詩“不要人誇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將梅花孤高的氣質推向極致。至此，梅花徹底從實用果實昇華為精神象徵，在“梅蘭竹菊”四君子中穩居首位。

  梅韻不只在詩畫中。琴曲《梅花三弄》以清冷之音寫凌霜之姿，歌曲《一剪梅》傳唱出梅花傲雪的形象，而《紅梅讚》更讓梅花與革命者的錚錚鐵骨融為一體，賦予它一個時代的魂魄。

  從青澀果實到孤高象徵，從文人清趣到革命意象，梅花的形象穿越時空，始終映照着中國人心中那份對風骨與美好的執着追尋。

  當我們重新回到臥佛寺的蠟梅樹下，再看這滿樹金黃，便有了更複雜的感悟。

  蠟梅不是梅。它沒有經歷從果實到花朵的文化長旅，沒有被賦予“四君子”“歲寒三友”的重任，不曾承載“凌寒獨自開”的孤高使命。它來得更單純——因形似蜜蠟而得名，因香氣清甜而受人喜愛。

  但蠟梅又是幸運的。正因為它不在聚光燈下，反而葆有一種自在的天真。它不必“零落成泥碾作塵”，只需在寒冬裏靜靜開放；不必“俏也不爭春”，因為它本就開在春前。它的香氣，就是給路過之人的一份小小饋贈。

  據介紹，臥佛寺內靜靜挺立着近200株蠟梅，涵蓋十多個品種，堪稱京城賞蠟梅的核心勝地之一。這裡的蠟梅，花期比梅花來得更早，也更綿長。尤以從河南鄢陵引種的“十月梅”為甚，農曆十月便能窺見其金黃身影。寺內十多個品種次第開放，讓這場花期盛宴能從當年11月，悄然綿延至來年3月。

  當然，京城蠟梅的風景不止於臥佛寺。頤和園的亭&旁、北海的岸石邊、香山梅谷的幽徑深處、玉淵潭的水畔、景山的坡面，都藏着點點金黃，靜候知音。傳統造園藝術，在蠟梅的栽植上尤為精妙——它們常被置於步道轉角、亭廊近側、寺墻根下，絕非為了炫目，而是一場含蓄的東方邀約。

  梅花承載着士人的道德理想，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人格化身。它的綻放，總與雪、與寒、與逆境相關，是一種主動選擇的抗爭，一種精神高度的宣示。蠟梅亦從容，它不挑戰寒冬，只是靜靜地在嚴寒中找到自己綻放的姿態。

  它們都在寒冷中開放，卻詮釋了兩種不盡相同的生命態度：一種是以傲骨迎擊風霜，在抗爭中確證自我的價值；一種是以韌性順應時節，在寂靜中積蓄春天的力量。二者無分高下，共同構成了我們面對嚴酷環境時的精神氣象。

  站在蠟梅樹下，我忽然明白：我們之所以將蠟梅誤認為梅，或許並非眼力不濟，而是文化記憶的深情投射。那冬日裏對芬芳的渴望，對生機的尋覓，讓我們在遇見任何一抹寒冬亮色時，都會情不自禁地呼喚那個最熟悉的名字——梅。真正報春的從來不是某一種花，而是所有在嚴寒中依然選擇綻放的勇氣。

  當第一縷香氣掙脫枝頭，春天，便已經啟程。(杜文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