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80周年之際，延安迎來許多參觀者。延安位於黃土高原，開鑿窯洞居住，是這裡的特色。

  窯洞和其他建築如今是寶貴的遺跡——從抗日軍政大學和炮兵學校的舊址，到荒地中開墾的農場和日軍戰俘的住地。

  延安時期新華社編輯在窯洞內工作。1937年1月，黨中央遷駐延安，這座城市成為敵後抗戰指揮中心。新華社發

  1937年1月，黨中央遷駐延安，這座城市成為敵後抗戰指揮中心。

  陜西延安幹部學院科研部部長劉凡超説，抗戰後期，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敵後戰場成為主戰場。根據地達到近100萬平方公里，近1億人口，佔全國人口四分之一。

  日本工農學校學員在進行學習討論。（延安革命紀念地管理局提供）

  人民戰爭讓日軍陷入泥潭

  楊家嶺毛澤東舊居窯洞陳設簡樸：木板床、木桌、油燈。

  距此不遠的延安橋兒溝也吸引了眾多訪客。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借用此地召開。會議強調，長期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才能勝敵，要樹立統一戰線的獨立自主原則、軍事上獨立自主的遊擊戰爭的戰略方針。

  事實上，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的第三天，中國共産黨就率先發表抗日宣言。1935年的瓦窯堡會議上，中國共産黨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和策略。1936年西安事變發生後，中國共産黨主張和平解決，促成國共合作，共同抗日。

  陜西延安幹部學院梁家河分院副院長曹蓉説：“中國共産黨始終以民族大義為重，積極推動、促成並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凝聚起全民族的抗戰力量，為抗日戰爭的勝利提供了根本保證。”

  以延安為中心，八路軍、新四軍和黨領導的其他抗日武裝，在廣大農村開展遊擊戰，形成與正面戰場相配合的敵後戰場。

  1941年，14歲的張欣參加八路軍。“日本人佔領的很多地方都是城市，我們就到鄉村去建根據地，鄉村多大啊。”他回憶。

  八路軍武器落後，但作戰英勇。老兵劉乙醜的頭、背和手上留有傷疤。“哪次戰鬥不是負傷就是犧牲，一個連一百四五十人，能回來四五十就不錯。那時只想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他説。

  戰後不少日本老兵在接受採訪時講到，中國戰場最難打的是八路軍。

  日軍試圖圍殲太行山八路軍連遭失敗，不得不兩易指揮官，又派來山地戰專家阿部規秀中將，但他剛到就被八路軍伏擊擊斃。

  日本老兵提得多的，是八路軍跟老百姓一條心。村民表面上服從日軍，背地裏卻給八路軍送情報、運物資，甚至自己拿着武器上陣。

  在各個根據地，黨發動村民組成自衛隊，他們一手握鋤頭，一手拿槍桿。日軍分不清誰是兵誰是民。

  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寺內壽一曾在談到1938年“治安肅正作戰”時説，八路軍和民兵的“遊擊活動更加統一，其行動極為猖獗……所謂治安恢復地區，實際上僅限於主要交通線兩側數公里地區之內”。

  日本的二戰研究者廣中一成説，日軍1937年開戰時曾預計短則1個月、長則半年就能結束戰爭。日本未能“速勝”，一個重要原因是八路軍在華北打持久戰，牢牢牽制了日軍。如果八路軍被殲滅、華北完全淪陷，日軍就能全力進攻國民黨軍，戰爭或許不會持續8年，日本有可能很快佔領整個中國。

  日本工農學校部分學員在延安寶塔山的留影。（延安革命紀念地管理局提供）

  為消滅中共抗日武裝，日軍不停發起“掃蕩”。在1942年5月的一次掃蕩中，日軍在河北省定縣北疃村對軍民使用毒氣，殺害了近千人。

  中國共産黨歷史展覽館館長李宗遠介紹，1938年10月，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後，日本侵略者逐漸將主要兵力用於打擊敵後戰場的八路軍和新四軍。但黨領導的武裝力量不斷發展壯大。抗戰勝利時，抗日根據地達到19塊，人民軍隊發展到約132萬人，殲滅了日、偽軍171.4萬餘人。

  “黨真正實現了全民動員、全民皆兵、全民參戰。”李宗遠説，“這使中國度過最為艱難的相持階段。”

  “日軍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無法分出更多兵力投入太平洋戰場。”劉凡超説，“中共堅持抗戰也鼓舞了全國人民，使得頑固派不敢輕言投降。”

  東方主戰場的燈塔與希望

  毛澤東同志曾居住的鳳凰山窯洞也迎來大批訪問者。1938年5月，他在這裡撰寫了光輝著作《論持久戰》，批駁“亡國論”和“速勝論”，闡明抗戰必勝，並認為戰爭要經過三個階段：戰略防禦、戰略相持和戰略反攻。

  “雖然只是在窯洞一隅，毛主席卻看到了世界的大勢。他相信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劉凡超説。

  延安作為全國抗戰的政治指導中心，吸引了成千上萬進步青年、愛國人士前來。

  詩人何其芳這樣記錄1938年初到延安的見聞：“延安的城門成天開着，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來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燒着希望，走進這城門。”

  一批西方作家和記者也來到延安尋找中國未來的答案。英國學者拉納·米特在《中國，被遺忘的盟友》一書中寫道：“延安依靠堅決抵抗的策略獲得了強大的力量，就像一座燈塔一樣吸引了大量移民。1937年至1940年，約有10萬人涌入延安。”

  延安保留了抗日軍政大學舊址。這裡培養了數萬名擅長遊擊戰的幹部。

  “南泥灣大生産”等自力更生運動則使根據地實現豐衣足食。侯秀珍是359旅老兵劉寶齋的兒媳，她向訪客講述，當年戰士們如何在狼豹出沒的荒野，開墾出良田，滿足打仗和生活的需要。

  7月10日。這是位於延安的自然科學院舊址（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人們在延安自然科學院的窯洞舊址看到，技術人員把邊區鹽産量提高了五到六倍，並建起槍炮彈藥工廠。

  《紅星照耀中國》的作者埃德加·斯諾被延安作風打動，斷定這支軍隊具備戰勝一切對手的“東方魔力”。羅斯福總統與斯諾長談，決定派遣美軍觀察組到延安。

  今天延安中學的校園內保留着當年美軍觀察組住過的“豪華”窯洞賓館。當時中美合作的領域，包括了通信、交通、情報、遊擊戰、氣象觀測、爆破和新武器等。美軍觀察組的報告對中國共産黨予以正面評價，並將延安的民主政治介紹給世人。

  延安革命紀念館裏有一張黑白照片：一張大桌上擺着幾個碗，桌後站着一隊老鄉，手握豆子按序投進碗中。這是陜甘寧邊區民主選舉幹部的場景。有這樣一首歌謠：“金豆豆，銀豆豆，豆豆不能隨便丟，選好人，辦好事，投到好人碗裏頭。”

  選出來的有黨員，也有非黨人士，形成“三三制”政權，共産黨員、左派進步分子、中間分子各佔三分之一，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的體現。

  紀念館裏展示了延安時期的“十個沒有”，包括沒有貪官污吏、沒有人發國難財、沒有娼妓、沒有叫花子等，這與國統區不一樣。訪問延安的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説：“共産黨在和國民黨相形之下是光耀四射的。”

  民主人士黃炎培感慨於延安的民主氛圍與廉潔作風，寫下《延安歸來》，向全國傳遞“中國的希望在延安”的信念。

  1942年，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的運動在全黨展開。“把黨的建設作為一項偉大工程來推進，為黨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中流砥柱作用提供了強有力的政治保證。”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盧曉娜説。（韓松 陳鋼 婁琛 白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