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十五五”時期應“在發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謀發展，強化底線思維，有效防範化解各類風險，增強經濟和社會韌性，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在這一總體部署下，完善金融體系、優化資本市場布局、增強市場內在穩定性和應對衝擊的能力，已成為關鍵着力點。其中，積極引導耐心資本進入市場，被視為優化市場生態、提升市場長期韌性和抵禦系統性風險能力的重要路徑。
然而，當前我國耐心資本發展遠滯後於國家戰略要求、科技創新步伐與市場實際需求，其根本癥結在於前沿科技領域存在難以通過傳統估值模型彌合的信息不對稱。因此，戰略科學家作為兼具深厚學術積澱、前沿洞察力與産業轉化視野的“關鍵少數”，其個人信用已成為穿透信息不對稱壁壘、承載科技信用的人格化載體。深刻理解戰略科學家在科技信用生成與傳導中的獨特作用機制，構建與之適配的賦能體系與制度安排，不僅是立足國情破解耐心資本供給不足的創新路徑，更是重塑金融支持科技創新底層邏輯、實現“科技—金融”雙向奔赴的現實選擇，對建設科技強國與金融強國具有重大戰略意義。
深刻理解戰略科學家在科技信用形成中的作用機制
（一）降低投資風險，優化資本配置效率。戰略科學家憑藉深厚的學術積澱與前沿洞察力，在科技項目遴選與價值評估中形成關鍵信用標識，有效降低耐心資本的投資風險與決策成本。其作用機制通過專業權威背書提升早期項目的可信度與可見度，引導資本精準投向底層技術突破與長期研發領域，顯著破解“投早投小”的風險顧慮，優化跨周期資本配置效率，為構建“科技—金融”良性循環奠定核心信任基礎，增強資本供給方對科技創新的長期信心。
（二）構建中國特色科技信用體系。科技信用體系建設包括兩大層面，一是科技鏈和産業鏈上的關鍵節點的科技信用評估，二是戰略科學家體系的構建和賦能，其中，第一層面的科技信用評估又需要依靠戰略科學家來實施。立足國情構建戰略科學家賦能體系，能夠建立契合我國科技創新生態的科技信用評價標準，破解信息不對稱與評價標準錯配難題。通過發揮戰略科學家在科研方向把握、團隊能力識別中的獨特作用，形成新型舉國體制下的科技創新項目甄別與價值發現機制，引導耐心資本精準支持關鍵核心技術攻關與戰略性新興産業培育，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針對性與有效性，避免簡單套用西方評估框架的水土不服問題。
（三）形成自我強化的資本供給生態。戰略科學家引領的高質量科技項目儲備，能夠形成“科學家信用—技術創新—資本回報”的正向循環，持續增強耐心資本的供給意願與規模。其作用機制通過提升項目成功率與加速産業化，改善耐心資本的風險收益結構，吸引社保、保險等長期資本參與。同時，成功的科技投資案例又能強化科技信用價值，形成自我強化的生態系統，從根本上緩解科技創新步伐與資本供給不足的結構性矛盾。
科技信用：破解信息不對稱的核心機制
（一）科技信用的本質與融資市場失靈。科技信用是指科學技術在社會公眾、資本市場與政策制定者心中建立的信任，即對科技價值的認可與發展方向的共識。這種信任與資本運用所需的信用相結合，構成了配置科技創新資本的特殊能力——引導各類要素資源科學理性運行，將一般資本轉化為科技資本、長期資本轉化為耐心資本。第三次工業革命以來，技術迭代周期縮短，研發資金需求激增，技術密集度與資本密集度同步攀升，導致科創企業與投資者之間的信息鴻溝持續擴大。這種鴻溝不僅使傳統估值模型失效，更引發逆向選擇問題。優質科技企業雖然在戰略科學家眼中技術風險較低，但由於缺乏可抵押資産且現金流高度不確定，在傳統風控體系中被誤判為高風險主體，不得不承擔更高的融資成本甚至面臨融資凍結。這一困境的根源，正在於缺乏將科技信用有效顯化並傳導至資本市場的制度化機制。戰略科學家正是這一機制的關鍵載體，他們通過個人學術聲譽、跨領域協同能力與公共政策影響力，將抽象的科技信用轉化為可感知、可驗證、可依賴的信號，從而系統性降低投資者的風險評估難度與決策成本。
（二）戰略科學家的三重信用轉化角色。戰略科學家被定義為“能夠從戰略層面把握科技發展方向、推動科技與國家戰略深度融合的科學家”。其中，戰略産業科學家是引領技術創新與産業變革、提升國家科技産業鏈地位的核心主體，其特質體現在：對應用場景的前瞻性想象力、對技術趨勢與競爭格局的敏銳洞察、跨領域整合創新鏈的卓越能力以及將科研成果轉化為可持續商業模式的企業家才能。在科技融資體系中，戰略科學家將科創企業隱含的未來價值在當下顯性化，有效提取並放大“科技信用”。其作用機理可系統概括為三個層面：第一，科學成就信號化。戰略科學家以重大原創性成果為技術可行性提供最強力保證。奧本海默憑藉其在量子力學與天體物理領域的崇高學術聲望，得以在曼哈頓計劃中迅速聚集費米、玻爾、費曼等頂尖科學家群體，其個人聲譽本身就成為羅斯福政府鉅額投入決策的關鍵理由。這種基於科學成就的信號傳遞超越了傳統財務報表的範疇，直接構建了技術可行性的深層信任基礎。第二，組織與協調能力。戰略科學傢具備跨學科、跨機構、跨區域整合創新資源與金融資本的獨特能力，能夠顯著降低研發過程與融資進程的雙重不確定性。英特爾創始人羅伯特·諾伊斯正是憑藉其卓越的技術洞察力與金融跨界能力，開創了以“技術聲望+股權期權”為核心的硅谷科技創新範式，其人格魅力與技術權威凝聚了摩爾、格魯夫等一代頂尖人才，形成了“研發突破—資本增值—人才集聚”的正反饋循環。第三，共識形成與政策影響力。戰略科學家深度介入政府、資本市場與公眾輿論場域，推動形成支持科技創新的社會共識，為前沿項目爭取關鍵的制度性支持。埃隆·馬斯克通過參與美國航空航天局（NASA）競爭性招標，贏得商業軌道運輸服務（COTS）合同，不僅獲得數億美元政府資金，更關鍵的是獲得了國家信用背書，這份“信任憑證”直接引領了後續數十億美元風險資本的持續跟進，創造了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X）的商業奇蹟。這三個角色共同構成了戰略科學家將私人知識轉化為公共信用、將技術潛力轉化為資本價值的完整鏈條。
美國科創企業的融資特徵及啟示
（一）“虧損—融資”悖論：美國科創企業的融資特徵。縱觀20世紀以來的全球科技史，美國作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首要發源地，其科技産業的持續繁榮與耐心資本的高效運作密不可分。美國科創産業存在一種顯著的“虧損—融資”悖論：大量企業在長期虧損狀態下，仍能持續獲得資本市場的強力輸血。這種“燒錢—融資—再燒錢”的模式，構成了其獨特的創新生態。權威數據印證了這一現象。根據佛羅裏達大學Jay Ritter教授的統計，2024年成功首次公開募股（IPO）的美國科技與生命科學公司中，盈利的分別僅佔21%和11%，遠低於其他行業54%的平均水平。更值得關注的是，美國資本市場上存在約300家“僵屍獨角獸”——這些公司成立已超過十年，估值仍在10億美元以上，但長期未能盈利，也缺乏清晰的盈利前景，卻依舊能獲得新的融資支持。硅谷防務集團發布的2025年“國家安全百強”名單進一步顯示，在100家頂尖國防科技初創企業中，有34家公司成立於2015年及以前，存續已超過10年，雖一直處於虧損狀態，但在一級市場獲得了多輪融資，並獲得風險投資的持續青睞。這一現象的背後，是美國資本市場以股權融資為主導的邏輯。股權融資的本質，是以未來可能獲得的巨大、超額收益作為對價，來補償當下承擔的巨大不確定性。這種高風險、高收益的匹配機制，恰好契合了科技創新的內在規律。而支撐這一邏輯的核心機制，正是被戰略科學家所顯化的“科技信用”。
（二）美國科技史的三類典型模式。美國二戰以來的科技發展史，生動演繹了戰略科學家如何運用科技信用，將長期資本轉化為適配於科技高度不確定性的耐心資本。
一是政府主導型：曼哈頓計劃與制度奠基。20世紀30年代末，美國政府啟動由理論物理學家奧本海默領導的曼哈頓計劃。奧本海默憑藉其在量子力學領域的崇高學術聲譽，成功聚集了費米、玻爾、費曼等頂尖科學家資源。政府之所以願意在極度不確定的科研方向上投入天文數字的資金，奧本海默等科學家所承載的“科技信用”是關鍵原因。正是這種信用，使得曼哈頓計劃在短短三年內從理論探索走向原子彈實戰部署，深刻改變了國際格局。
二是“軍用轉民用”型：英特爾與硅谷範式。冷戰時期，美國政府在軍事與航天領域的鉅額投入推動了半導體技術的初步突破，但從軍用小批量轉向民用大規模生産面臨巨大障礙。此時，戰略産業科學家諾伊斯與摩爾登上了歷史舞&。諾伊斯憑藉麻省理工學院（MIT）博士與貝爾實驗室的雙重聲譽，説服了投資人阿瑟·洛克，並引入航空巨頭Sherman Fairchild的資金，成功開啟了集成電路的商業化。1971年，英特爾發布首款微處理器4004，市場前景尚不明朗，但在諾伊斯與摩爾的雙重背書下，公司迅速獲得資本市場認可並成功上市。摩爾則通過提出“摩爾定律”，不僅是一種技術觀察，更成為一種具有強大敘事功能的預期錨。在20世紀80年代存儲器價格崩盤的危機中，他果斷領導英特爾從存儲芯片轉型到微處理器，展現了卓越的“戰略轉向能力”。諾伊斯與摩爾不僅成就了英特爾，更確立了以“風險投資+戰略科學家科技信用”為核心的硅谷範式，奠定了全球信息技術革命的基礎。
三是引領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私人科創公司。進入21世紀，私人科創公司引領的科技浪潮中，戰略科學家的作用愈發突顯。SpaceX的發展是戰略科學家馬斯克運用科技信用，撬動政府信用支持，再進一步引導資本市場投入的範例。NASA的COTS項目成為轉折點，向SpaceX提供了約2.78億美元的資助，這份合同不僅是救命錢，更是強大的政府信用背書。以此為支點，SpaceX撬動了後續119億美元的資本市場融資。馬斯克憑藉其卓越的願景敘事能力、對技術路線的敏銳洞察與堅持以及爭取政府背書的能力，完美演繹了戰略産業科學家的典型特徵。OpenAI的成功，則是戰略科學家奧爾特曼與蘇茨克維協同作用的典範。奧爾特曼設計了“有限盈利”結構，巧妙平衡了公益使命與資本回報。而首席科學家蘇茨克維，作為深度學習領域的權威，是OpenAI科技信用的核心來源。他堅定的“擴展假設”技術路線，直接推動了GPT系列模型的突破。蘇茨克維的加盟，使得OpenAI在成立之初即被視為擁有巨大潛力的技術標的，為其後續獲得數百億美元估值奠定了基礎。
（三）啟示：科技信用的核心價值。回顧美國科技企業的發展歷程，可以總結為，兼具科技戰略眼光與資源整合能力的戰略産業科學家通過構建和承載科技信用，使資本能夠跨越技術與市場的不確定鴻溝，容忍漫長的研發周期並持續投入。美國科技的成功，是科技信用在資本市場制度化的典型範例。其核心啟示在於：戰略科學家不僅僅是科研領軍人物，更是科技信用的載體與放大器，是連接科學發現、資本投入與國家産業競爭力的關鍵中介。他們通過將抽象的未來價值轉化為當下可感知的信用信號，引導資本跨越技術與市場的不確定鴻溝，為培育壯大耐心資本提供了可行道路。這一模式對於面臨同樣信息不對稱挑戰的其他經濟體，具有深刻的借鑒意義。
構建中國科技信用體系的政策建議
（一）建立國家戰略科學家識別與賦能機制。建議成立“戰略科學家委員會”，制定《戰略科學家認定標準》，聚焦三大領域：一是具有顛覆性創新潛力的前沿科學（如量子計算、核聚變）；二是關係國家安全與産業競爭力的關鍵賽道（如人工智能、先進半導體）；三是具有重大社會價值的民生科技（如創新藥、清潔能源）。戰略科學家的認定上，除國家縱向科研體系中評選的戰略科學家，從産業界遴選30名到50名經市場驗證的戰略産業科學家，並建立動態調整與聲譽追蹤機制。
（二）創新財政金融協同的“盡職調查”體系。借鑒NASA的COTS模式，建立“政府領投、市場跟投”的盡職調查機制。政策性機構牽頭，組織跨學科專家團隊對戰略科學家主導的項目進行深度盡調，形成《技術可行性評估報告》與《里程碑任務書》。報告向社會資本公開發布，作為投資決策的公共知識産品。政府資金採取“後補助”方式，只有完成里程碑任務才能撥付後續資金，倒逼科學家與資本方共擔風險。
（三）設立科技信用增級專項基金。設立“科技信用增級基金”，該基金不直接投資項目，而是為戰略科學家主導企業的股權融資提供“信用背書”。具體運作：當社會資本投資經認證的戰略科學家項目時，基金可按投資額的一定比例提供劣後級擔保，發生損失時優先承擔。此機制降低社會資本風險感知，提升投資意願，同時避免政府直接干預市場定價。
（四）改革國有金融機構激勵約束機制。&&政策明確對經戰略科學家委員會認證項目的投資虧損，只要流程合規、盡職履責，不予問責。建立“長周期考核機制”，將科技金融業務的考核周期從年度延長至5到7年，與科創企業研發周期匹配。對業績突出的團隊，允許以“超額收益分成”方式獲得獎勵，突破現行薪酬限制。
（五）營造科技信用評估市場化生態。支持設立國家級“科技信用評估中心”，由戰略科學家、産業專家、投資人共同持股。中心專注評估技術路線的戰略價值、團隊科研能力與賽道競爭優勢，出具“科技信用評級報告”，作為金融機構授信、政府資金支持的參考依據。報告實行“署名負責制”，評估專家終身對結論負責，出現重大誤判的撤銷其榮譽資格並啟動責任追溯機制。
（六）構建跨部門協同的政策支持框架。建立“科技信用工作聯席會議”制度，統籌財政、科技、産業、金融監管政策。對經認證的戰略科學家企業，給予“一攬子”支持：央行牽頭金融機構給予專項股權投資計劃或無抵押信用貸；稅務部門暢通研發費用的加計扣除，提升科技成果轉化收益的稅後所得；證監會對上市審核開設“綠色通道”；外匯管理局按照《關於深化跨境投融資外匯管理改革有關事宜的通知》，不斷深化跨境投資和融資外匯管理改革以及優化資本項目收入支付便利化政策；教育部支持其依託高校設立博士點、自主培養後備人才。通過政策協同，將科技信用轉化為可落地的制度支持。
（七）強化科技信用的社會傳播與共識形成。依託主流媒體與專業智庫，系統宣傳戰略科學家的科研成就與戰略價值。每年舉辦“國家科技信用峰會”，發布《中國科技信用年度報告》，表彰最佳戰略科學家與耐心資本投資機構。將科技信用理念納入領導幹部培訓體系，提升各級政府識別、運用科技信用的能力，形成全社會尊重科學、信任科學家、寬容創新失敗的氛圍。
美國科技企業百年發展史揭示，戰略科學家通過承載與放大科技信用，使資本得以跨越技術與市場的不確定鴻溝，容忍漫長研發周期並持續投入。中國要壯大耐心資本，不能簡單照搬美國市場化模式，而應立足國有金融為主的體制現實，通過政府主動賦能戰略科學家，構建中國特色的科技信用制度體系。這一路徑既能發揮國家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又能激發市場活力，最終形成“政府引導、市場主導、科學家核心”的科技金融新範式，將政策願景轉化為資本與科技深度融合的實踐，為科技強國戰略提供堅實金融支撐。（作者為國家開發銀行研究員姜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商學院研究員付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