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裏的男孩》的導演達傑丁增曾跟隨萬瑪才旦擔任執行導演，參與製作了《塔洛》《撞死了一隻羊》《一個和四個》等影片。在擔任執行導演十年後，達傑丁增終於完成了自己的首部長片，不少影評人認為《月光裏的男孩》是“藏地新浪潮”的又一力作。2024年，達傑丁增憑此片獲第十四屆北京國際電影節創投“MPA最佳潛力新人”；2025年，該片入圍第38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兒童片、最佳導演處女作獎項，獲得第12屆重慶青年影展主競賽最佳影片獎，首次出演電影的小男孩久美江措憑藉該片榮獲第18屆中國國際兒童電影展最佳男演員獎。
《月光裏的男孩》講述了小男孩扎西因一次意外誤傷了與自己同名的流浪狗，從此內心深陷愧疚的泥沼，成年後的作家扎西重返故鄉，踏上追尋真相、完成自我救贖的故事。電影於1月6日在全國藝術電影放映聯盟專線上映。上映當天，導演達傑丁增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暢談這部長片首作的幕後故事。
《月光裏的男孩》是一部心理電影，既反映了人們心中如海洋般的壯闊與不可捉摸的情感，也反映了時代的變遷。在萬瑪才旦導演離世之後，我們又看到了一部優秀的藏語電影，這是對萬瑪才旦最好的告慰。——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教授 蘇牧
融合兩篇小説的要點
討論個體身份與價值變化
北青報：這部電影改編自赤·桑華短篇小説《懷念一隻叫扎西的狗》和《柔旦的弟弟叫洛洛》，您為何把兩部小説融合在一部電影裏？
達傑丁增：《懷念一隻叫扎西的狗》講述的是小男孩扎西救下了一隻流浪狗，他將這條狗送給了一位無兒無女的阿媽，阿媽卓瑪給這條狗取名為“扎西”，把這條狗當作自己的兒女一樣對待。村民們也不把這條狗當狗，總把它叫作“阿媽卓瑪家的扎西”。然而，扎西在學校裏卻被同學們稱為“狗扎西”，他因此開始恨阿媽卓瑪，“怎麼偏偏給一隻流浪狗起我的名字”。於是，扎西一直想打死這只“阿媽卓瑪家的扎西”。
這篇小説討論的是人對名字和身份的執念，以及人在其壓迫下産生的價值扭曲和異變。一個善良的小男孩救下了一隻狗，卻因同學們將兩者名字作為關聯，男孩扎西的價值觀隨之産生了動搖，甚至要去打死他曾經救下的狗。
《柔旦的弟弟叫洛洛》也討論了身份的議題，這篇小説裏的所有人都把主人公洛洛叫作“柔旦的弟弟”，洛洛只存在於哥哥的陰影之下，於是洛洛這一個體的名字便不存在了。
2019年底到2020年初，我宅在家裏，看到了這兩篇小説，篇幅都很短，只有幾千字，卻很吸引我。2020年伊始，我只用了一週的時間把它們改編成了劇本，融合了兩篇小説的要點，我還把小説裏留白的部分衍生了許多劇情，比如現在影片中作家的角色和錄像廳的劇情等，劇本擴充到了四萬字左右。
在初稿中，作家的角色只在結尾處出現。我原本設計的結構是，在電影結尾時，把鏡頭停留在一個人的臉上，然後突然拉入作家在回憶的畫面，他開始書寫這個故事。而現在的電影結構是作家兒時的回憶穿插着作家回到村中的當下處境。這是反復修改劇本之後呈現的效果。
修改故事結構
讓電影與現實生活産生情感串聯
北青報：您為什麼把劇本修改成了現在的故事結構？
達傑丁增：我把劇本的初稿請萬瑪才旦導演過目，他認為這個劇本的&詞很細膩，也很幽默，能夠感到這些&詞確實是從天真幼稚的兒童口中説出來，如果將這個劇本作為我的首部長片拍攝的話，可行性很高。
2022年，我帶着這個電影項目參加了FIRST青年電影展的創投會，並獲得了最佳劇本獎。影展在此期間安排我們參加為時七天的訓練營，每天都要跟導師聊劇本，做出修改。當時是文學策劃阿美老師帶領着我，給了我許多建議和幫助。每次修改完的劇本，我都會發給萬瑪才旦導演，他提議可以再增加一些作家現實生活的部分，而不是單單以回憶兒時經歷為主。原本的作家戲份只是宅在家中回憶，這樣的設計會與觀眾拉開距離；如果加入作家當下的生活和處境，會讓觀眾産生更多共鳴。
北青報：電影還加入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錄像廳興起的背景，村中的孩子們想方設法地觀看電影，錄像廳播放的影片很多都是香港電影，尤其是動作片，這是來源於您看電影的個人經歷嗎？
達傑丁增：從現實生活的層面而言，這的確是我的生命體驗，但也不只是我個人的，而是當時整個中國乃至東亞區域的人關於電影的回憶。當時進入錄像廳，大家都會看到香港電影，而且非常喜歡看周潤發或者劉德華等明星表演的動作片，這些電影還走向了韓國和日本，影響了一代人。
從電影的本質而言，加入錄像廳的劇情是因為電影本身就是一種媒介，且是當時最新的媒介。甚至，我認為當下的AI視頻也是從電影媒介延伸出來的。電影作為媒介，對人的思維模式、情感表達産生了非常直接的影響。我們可以看到影片中在錄像廳的男男女女産生情感時，他們不再含蓄和膽怯，而是學着電影的表達方式，直接與對方交流，他們的心境隨之開闊了起來。
所以，這部電影中關於錄像廳的劇情是基於現實的，是關乎於現實中人的情感故事。這是與當下盛行的AI最大的區別——人類是有血肉之軀的，有觸感與感知，而AI只是建立於人類的經驗之上，沒有自己的感知。儘管許多人驚慌於AI的産生，害怕被它替代，但我始終認為，情感是無法被替代的。正如影片中小男孩扎西問媽媽，大地有感知嗎？人有感知嗎？眼淚和鹽是同一個味道，鹽來源於大地，淚水來源於人的感知。因此，電影也要在此基礎上進行創作，要與現實和人類産生連接，要有真實的感觸。
《撞死了一隻羊》殺青照，左起達傑丁增、萬瑪才旦、呂松野（攝影師）
在拍攝場地圍讀劇本
讓孩子們真正融入角色中
北青報：您選擇了從未拍過電影的小男孩久美江措飾演扎西，您是如何發現他的？又是如何教他演電影的呢？
達傑丁增：真正開始拍攝這部電影是在2023年9月，我一定要在9月開始拍攝，因為那時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的地理顏色是我想要的感覺，在寫劇本的時候，我想象的畫面就是在那個地方。
自2023年8月1日開始，劇組在當地置景。影片中的錄像廳是我們從平地上蓋起來的；片中的學校原本是當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小學，早已成為廢墟，我們清理完之後，又把墻面翻修了一遍；小男孩扎西的家原本也是廢棄的老屋，我們同樣做了翻修。
同時，我們也在尋找小演員，走遍了玉樹大大小小的學校，卻一直沒有找到我心中理想的小男孩。有一天，在勘景的路上，我們看到了一個小男孩跟爸媽在割草，我停了下來，問他叫什麼名字，在哪上學，還給他拍了一張照片，我當時覺得他就是我要找的“扎西”。
一開始，久美江措的家人不同意他拍電影。我們向他的老師、校長甚至教育局的人尋求幫助和支持，但最終我們必須經過他的家長同意，於是我們又通過親戚從中斡旋，才讓久美江措加入了劇組。之後，我才開始尋找其他三個孩子，作為影片中他的小夥伴。此外，電影中的流浪狗“扎西”是從三百多公里以外的地方借過來的。
這四個孩子與這條狗，在劇組一起培訓了一個月才正式開拍。我每天都會帶着他們圍讀劇本，我們不是在房子裏，而是在現場拍攝的地方去讀劇本，我們在山上、草地上、河邊，感受着場景，變換着方式和心情，讓他們真正融入環境中去，也就自然融入到角色中。
有人説小孩和動物最難拍攝，但我的感受恰好相反。孩子們的感受沒有大人那麼複雜，他們只要單純地感受角色的狀態，就能夠發揮好。有時候，專業演員會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但事實上與影片的氣質並不符合，導演還要與他們頻繁溝通，並説服他們，這是很麻煩的事情。而拍攝小孩子的時候，只要導演想明白和引導好了，很快就能達到理想的狀態。
減少音樂的表達
用生活中的聲音凸顯人的情感
北青報：影片中對聲音的處理令人印象深刻，比如在兒時扎西到作家扎西的轉場中，通過屋檐上的鈴鐺聲，完成了畫面的過渡，這樣的處理非常靈動。在聲音的處理上，您想呈現的感覺是什麼？
達傑丁增：之所以加入鈴鐺的聲音，是因為鈴鐺是最能體現空靈感的樂器，它有一種“勾魂”似的感覺，令人突然之間勾起記憶，頗有點醒夢中人之感。
還有一場戲是兒時的扎西發現錄像廳被砸之後，他從中走出來，突然間往另一方向走去，我們的攝影機一直跟隨着扎西，他像是被某種不明所以的東西引到了阿媽卓瑪的房間。這一段路也是用鈴鐺的空靈感作為背景音，扎西像是受到了召喚一般，被無形中的力量推動着走了過去。從作家扎西到兒時扎西的戲份中，有着相似的處理和映照的關係，我一直鋪墊着他隱隱約約被某種力量帶着走的氛圍。這是作家扎西的現實與過去的連接。
北青報：在接近尾聲的部分，作家扎西與朋友喝酒，鏡頭不斷推向窗外，背景音是逐漸變強的雨聲，畫面再次轉入童年時期。我認為這部電影的聲音做得很突出，提供了很多烘托情緒的作用。
達傑丁增：是的。在製作影片時，我一直強調要用聲音來凸顯情感，而不是用音樂去烘託人的情感。因為聲音本身就是環境中的組成部分，而音樂則是一個加入進去的背景，這二者有着本質的區別。如果用音樂來進行渲染，它是第三方的、有干擾的。而環境聲，比如雨聲就是存在於自然的，用好它對情緒的營造很重要。
比如在影片的末尾，一頭牛被車拉走，作家扎西開車追了上去，他們在路邊交談。就在這時，路對面快速駛過一輛大卡車，帶來一陣轟鳴聲，牛因此而吼叫起來。我們把卡車路過時刺耳的轟鳴聲做出了很強烈的效果，這種震懾的聲音本身就是生活中會出現的聲音，這樣迅速的、刺激的，甚至是恐懼的聲音，猶如在牛的心臟上刺了一刀，這種驚慌使牛叫了起來。類似突然而來的衝擊是地球上每個生命在生活中都會遇到的情況，是一種日常化的體感。
北青報：有一段音樂讓我很喜歡。兒時的扎西穿行在鹽湖之中，他很開心地奔跑起來，音樂也隨之加入，這段音樂很輕盈，讓人倍感輕鬆。而在這段之前，影片幾乎沒有出現音樂，這是為什麼？
達傑丁增：這段音樂是我們配樂老師宋雨喆的創作。有一次，他給我打電話，希望可以為這部電影多做一點音樂。他曾給電影《老獸》做配樂，還拿到了關於配樂的獎項。我跟他説我的需求是不一樣的，影片不需要有很強的音樂，不需要用音樂來輔助情感，只希望他在這一處畫面用音樂來體現小男孩當時喜悅的心情，把他的情感用音樂來外化。
在製作這部電影時，除非在表達人物細膩的情感不夠準確時，我們才會選擇用音樂把情緒凸顯出來。一般而言，我們可以充分利用視聽語言、整體的表演以及敘述方式，把細膩的情感呈現給觀眾。
擔任十年執行導演
想拍攝不一樣的長片首作
北青報：《月光裏的男孩》是您的首部長片。在此之前，您做了長達十年的執行導演，從《塔洛》開始，到《撞死了一隻羊》《一個和四個》等影片，都有您的加入。為什麼一直到《月光裏的男孩》才開始創作自己的首部電影呢？
達傑丁增：其實，我以前有過幾次機會創作我的第一部影片，有的甚至已經進入了籌備階段，但是萬瑪才旦導演認為當時的劇本仍然不適合作為首作去拍攝。他覺得有些偏於娛樂，或是過於自我。所以，我也一直在等待這個機會。
在等待的過程中，雖然我擔任的是執行導演，但我在劇本階段便開始加入到團隊中，包括演員的培訓、後期製作，甚至是影片宣傳階段，我都一直跟着團隊在做。
在那段時間，儘管有些題材適合拍攝成影片，也具有作者性，但是我發現很多人似乎在用同一種形式、同一種敘事風格去創作，甚至題材都很相似，比如大家一提到“藏地新浪潮”影片，就能夠想象到影片的美學風格。萬瑪才旦導演和我都認為，如果拍攝一部和大家類似的影片，是沒有必要的，也沒了競爭力和個人特點。我要有一種新的表達方式。
所以，《月光裏的男孩》的敘事方式、節奏方法、影像風格，包括演員的表演跟之前的“藏地新浪潮”影片都是不同的。萬瑪才旦導演也認為這部電影很適合作為導演的長片首作，它有突破性。
此外，雖然這部電影講述了一個較為深刻的故事，但觀眾可以選擇不去做深刻的解讀——我的影片不會有説教的感覺。如果有觀眾看電影只想圖個快樂，那麼他們可以從這部電影中看到美好的畫面。如果有的觀眾想要睡一會兒，那麼他們醒來依然能看懂，可以很流暢地看下去。我希望觀眾們看到什麼就是什麼，不想做強行輸出，也不需要用我的思維引導觀眾。采寫/記者 韓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