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申奧擅長以鏡頭深入社會肌理、探尋人性真實，當電影院燈光暗下，觀眾看到的並非遙遠的傳奇，而是一個普通人在世界裂縫中求生的故事。繼2025年暑期上映的《南京照相館》之後，申奧攜新作《用武之地》再次與觀眾見面。這一次，他將鏡頭投向戰火紛飛的境外沙漠，講述幾名平凡的駐外工作者意外墜入文明邊緣之地的經歷。

　　正在熱映的《用武之地》在今年元旦檔收穫不錯口碑，豆瓣評分7.5分。這不是一部關於超級英雄的讚歌，相反，申奧將敘事錨定在“普通人視角”之上，他相信，唯有與觀眾呼吸同頻的平凡生命，其掙扎與蛻變才擁有直抵人心的力量。為了這份真實感，創作團隊投入了大量心血。他們研讀眾多倖存者回憶錄與紀錄片資料，遠赴撒哈拉沙漠，在50攝氏度的高溫下實地體驗，甚至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了真槍實彈進行拍攝，只為記錄下人物最真實的反應。銀幕上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細節，比如布扎的足球、從地雷殼里長出的西紅柿，都來源於對現實生活的細緻觀察與提煉。

執守“普通人視角”讓故事從地面上生長

　　電影《用武之地》由寧浩監製，申奧執導，肖央、齊溪、任達華、鄭愷領銜主演，電影取材自境外倖存人質真實自救經歷。駐外記者、志願醫生、華僑商人、駐外工程師，幾個身份各異的普通人，因意外被迫捲入戰亂，經歷了一場常人無法想象的極限求生。買賣人質、綁架奴工等大量此前從未在銀幕上見過的極端運作內幕，讓許多觀眾深受震撼；觀星辨位、生食蛇蟲等荒野自救細節，更讓觀眾感嘆“不敢想象在這種情況下，自己能生存幾天”。

　　在《用武之地》的籌備之初，導演申奧腦海中反復盤旋的並非英雄的壯舉，而是普通人在極端環境下的心跳與呼吸。對他而言，故事的生命力不在於俯視眾生的宏大敘事，而在於貼着地面的行走與感知。“我通常選材都是從普通人的視角切入的，其次是真實，這兩點構成了我的創作觀。”

　　申奧片中的人物，並未被預設為天賦異稟或身懷絕技的英雄，而是一個個普通人。具體到《用武之地》中，申奧&&，他想呈現的是一個“反英雄的故事，一個沒有英雄主義的逃難片。我希望他的命運是被他的善良改變，而不是被他的能力改變”。

　　這種對普通人的聚焦，並非僅僅出於敘事技巧的考慮，更源於一種深切的共情與觀察。申奧希望觀眾能夠毫無障礙地“代入”角色，“不一定是發生在我身邊，才更容易讓我們沉浸。而是他的身份、觀點跟我們更接近，而使我們更容易代入。”

　　當主人公馬笑在沙漠中絕望吶喊“我得走，我得出去”時，驅動他的不是拯救世界的使命感，扮演者肖央解讀為這是馬笑“想要活下去、保護家人的一種樸素的責任感”。齊溪也認為，極端環境激發的正是人最本能的求生潛能。這種從人性本能出發的動機，消解了距離感，讓觀眾的心跳與銀幕上角色的喘息同步。

　　為了構建這個普通人視角的敘事基石，申奧在角色職業的設計上注入了明確的象徵意義，他選擇了記者、醫生和工程師作為核心職業。“記者代表媒體、醫生代表健康、工程師代表通訊，這三個職業代表文明社會三個重要的組成元素。”代表着秩序、健康、信息與文明的現代社會職業，被拋入一個全然由野蠻、暴力、封閉與原始法則主導的煉獄。申奧認為，這正是文明的方式和野蠻暴力的方式形成一個衝突。

　　馬笑的記者身份，被賦予了更深層的敘事功能，他不僅是故事的親歷者，更是一雙“旁觀者的眼睛。”申奧説：“他既在觀察戰爭雙方的正邪善惡強弱，但同時也是雙方之間的一個橋梁。”通過這雙眼睛，觀眾得以觀察；而隨着劇情推進，當這雙眼睛的主人從“旁觀者”被迫成為“親歷者”，並最終以行動“讓世界看到這裡發生了什麼”時，普通人身上那種從被動承受到主動擔當的蛻變過程便得以完成。這正是申奧想要描繪的，他説：“整個電影就是在描述一個普通人逐漸背負上責任感跟擔當的過程。”

　　普通人視角的建立，最終是為了讓宏大的、遠方的戰爭議題，與每個觀眾産生共振。申奧將鏡頭殘酷而直接地對準戰火下的普通人，“就像電影裏面説的，戰爭最後的贏家就是蒼蠅，我們普通人受傷害是最大的。”這種共鳴並非通過説教達成，而是通過讓觀眾與片中人物共同經歷每一秒的恐懼、每一次的抉擇來實現的。申奧希望觀眾可以通過影片感受到：“我們現在能坐在這裡看電影，是因為我們有一個強大的國家。”

　　從“絕望的細節”裏 打撈生命的韌性

　　對於申奧而言，真實並非一種風格選擇，而是一條必須循跡前行的創作鐵律。在拍攝《用武之地》時，他構建了一套嚴密而獨特的“真實感”生成體系。這套體系的基石，並非憑空想象，而是源於海量的案頭工作、跨越洲際的實地觀察，以及對那些“坐在家裏絕對編不出來”的真實細節的打撈。

　　創作開始，申奧與團隊便陷入了海量的資料之中，“我們按照以往的工作慣例，看了大量的紀錄片，以及兩三本非常翔實的被恐怖分子綁架的經歷的回憶錄，從裏面去提取細節。”這些文字與影像記錄，為他打開了理解極端處境的第一扇窗。他説自己從回憶錄中體會最深的就是兩個字：絕望。正是這種瀰漫於字裏行間的絕望感，以及人在絕境中被逼出的、近乎本能的生存智慧，成為影片情感與邏輯的基礎。例如，利用銀針摩擦頭髮産生靜電來辨別方向，依靠夜間觀星掌握東方方位，這些具有奇觀色彩卻又真實的細節，都來自於倖存者的親筆記錄。

　　申奧非常看重這些從苦難中提取的細節，並且會系統地整理、分享給所有主創人員。他延續了之前拍片時，給主創準備資料U盤的習慣，這次裏面塞滿了紀錄片、回憶錄以及其他導演拍攝的相關題材電影。“可以更故事化地讓演員去了解他們即將塑造的角色。”肖央在接觸這些資料後感慨，“導演和編劇提供了一個非常現實主義的土壤，會讓人相信這些情節。”

　　為了觸摸更真切的生命質感，申奧帶領團隊遠赴非洲堪景。這次旅程，讓抽象的資料化為具體可感的震撼。他們發現，在互聯網並不四通八達的地區，當地司機“在腦子裏頭”記路的生存技能，直接 啟發了影片中將“沒有手機信號”設置為主角逃生重要障礙的情節。更觸動申奧的，是當地孩子對足球純粹的熱愛，“他們雖然很貧窮，買不起新足球，但小朋友會拿布扎一個足球，然後按照足球的規則去踢。”這個用破布扎成的足球，被申奧用到了電影中。

　　對於影片中極端組織的運作內幕，申奧的考據近乎於學術研究。他了解到，為了規避監控，極端分子會採用最原始的物理通訊方式：“手遞手、人見人，而不用互聯網和手機，通過對講機來聯絡，通過車傳遞所有的證據。”關押人質的山洞，則依據回憶錄中的描述，被設計成一個功能齊全的“地下城市”：“有武器彈藥，也有廚房，也有負責做炸彈的區域……我們現代化都市的大廈是往上蓋的，但是極端分子的山洞是往下挖的。”這種對敵方“生活與工作方式”的具象還原，極大地增強了敘事環境的壓迫感與可信度。

　　在涉及暴力與恐怖的尺度把握上，申奧的選擇是克制。他坦承真實情況的恐怖分子比電影呈現出來的更加殘暴，手段也更加極端。申奧採取的克制並非逃避，而是為了將更大的表達空間留給人在極端環境下的心理狀態與求生意志。影片着力渲染的，是那種“永遠縈繞在耳邊的摩托車引擎聲”所帶來的心理恐怖，是沙漠烈日“像刀一樣砍在人身上”的生理煎熬，是人質為了生存不得不吃蛇蟲蝎子、睡在樹上以躲避蚊蟲的艱難處境。

　　影片中的子彈集市，設計靈感同樣來自實地觀察。申奧注意到，在很多戰亂地區，武器已成為當地人日常生活熟悉的一部分，“買一把槍跟買一盤菜沒什麼區別，他們對武器的熟悉程度有點像我們對手機的熟悉程度，槍是他們生活中每天會接觸到的東西。相反，他們對手機可能是陌生的。”

　　申奧&&，唯有憑藉這些堅實可感的細節，才能搭建起讓觀眾深信不疑的故事，讓那份在絕境中被激發出的、令人驚嘆的生命韌性，擁有打動人心、引發共鳴的力量。真實，於此不再是背景，而是驅動故事、淬煉人性，並最終讓希望從絕望廢墟中生長出來的核心法則。

　　在撒哈拉的灼熱與危險中 進行一場“硬核”創作

　　問及在實際的拍攝過程中，有什麼挑戰是在國內拍戲完全沒遇見過的？申奧的回答是撒哈拉沙漠的高溫。

　　申奧介紹説劇組8月份拍攝，撒哈拉沙漠地表溫度長時間超過50攝氏度，嚴酷的環境對人員和設備都是前所未有的考驗。“連攝影機都出現了高溫預警信號，機器也需要‘防曬降溫’。”為了對抗高溫可能引發的生命危險，劇組採取了極端措施，“每天收工回去後，大家都要泡冷水浴給內臟降溫。”全組配備了隨隊醫生與急救措施，以防熱射病等緊急情況。演員的造型細節也呼應了這種真實煎熬，嘴唇乾裂、臉部曬傷、脖頸脫皮的狀態，讓角色的脫水與疲憊無需表演，便已寫在他們身上。齊溪對此感受深刻：“多做任何一個動作都會消耗你的體力。”

　　如果説高溫是不得不承受的客觀環境，那麼影片中大量出現的槍戰與爆破場面，則是劇組主動選擇並必須絕對掌控的風險。為了獲得最真實的臨場反應，申奧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使用真槍。他確認：“我們所有的槍支和子彈都是真實的，只是用了去掉彈頭的空包彈去拍攝。”這一選擇的目的非常明確，在保障絕對安全的前提下，利用逼真的槍聲、後坐力與爆破衝擊波，去激發演員和現場工作人員最原始、最本能的身體反應，從而避免表演痕跡，營造出身臨其境的戰爭氛圍。

　　這一選擇背後是極其嚴苛的安全管理。申奧強調：“不是每一個演員都用過真槍，我們在拍攝之前反反復復對這些槍支進行管理和測試。”所有流程都必須經過反復演練，確保萬無一失。

　　影片中不乏規模宏大的動作場面，而其中一些場景，因其不可重復的特性，成為對劇組籌備與執行能力的終極考驗。申奧以翻車等大場面為例：“一些大場面翻車等只能拍一次，所以就不停地做測試演練，讓炸點爆破的群眾演員在保證安全的前提下飛身出來。”每一個炸點的位置、每一位特技演員的走位、每一台攝影機的運動軌跡，都必須經過精密的設計與無數次的排練。

　　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金礦轟炸戲，這場戲動用了400多名外籍群眾演員和動作團隊，涉及複雜的爆破、無人機模擬轟炸與人群調度。申奧透露，這支團隊排練了十幾天，然而，真正拍攝時卻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難：“連續下了十幾天的雨，使得爆破沒有效果。”氣候突變讓預先設計的爆破效果面臨失效風險，劇組必須緊急調整方案，申奧説：“做了很多工作才把那場戲給拿下。”

　　即使在遠離戰爭的拍攝部分，申奧對“硬體”真實感的追求也絲毫沒有松懈，美術置景同樣遵循着從實地采風中提取細節的原則。例如，片中金礦裏的金錠，並非人們常見的標準形狀。申奧介紹：“金礦是根據紀錄片裏描述拍攝的，金錠有點像我們的點心牛舌餅，現在常規的金錠都是橫平豎直標準的模具，但是在那個地方，鑄的金錠都是歪歪扭扭的。”甚至連交易後用作提成的“小金豆”這樣的細節，也被還原到電影中。

　　在戰爭的廢墟上 種下和平的種子

　　在《用武之地》殘酷的求生敘事與激烈的文明衝突之下，申奧精心埋藏了一條溫暖而堅韌的情感線索。這條線索，最終凝結為一個極具感染力的核心意象，並在跨越數十年的經典歌曲《Amani》中得到迴響。它們共同將影片的主題從一場具體的絕地逃生，昇華為對戰爭與和平、生命與毀滅的普遍思考，讓觀眾更深刻地感知腳下和平的珍貴。

　　申奧在分享創作靈感時提到，一個海外的工作人員給他們講過，自己教當地人在乾旱的土地上種西紅柿的經歷，“所以我們在影片中用地雷殼作為種西紅柿的容器，形成一個象徵意義，本來用來殺人的武器，最後變成了孕育生命的一個器皿。”在影片中，這不僅僅是角色求生的實用技巧，更成為一個強有力的視覺隱喻：在最代表毀滅與死亡的戰爭遺骸上，生命依然能夠頑強地萌發與生長。

　　申奧&&，西紅杮並非中國本土植物，它從國外傳入中國後，逐步廣泛種植，最終成為大眾普遍食用的食材。在這一認知基礎上，影片中的情節設計便擁有了多重含義：“在我們的劇本裏面，一個中國人，用中國人的民間智慧教當地人怎麼在乾旱的環境之下種植出西紅柿，其實是一個中西合璧共存共促的象徵。” 這顆從地雷殼里長出的西紅柿，因此連接起歷史與當下，成為文明交流與生命韌性的微小卻璀璨的證明。

　　西紅柿的紅色，在影片中被有意識地強化，並引出情感的爆發。申奧説：“當中國人看到紅色的時候，會不由自主地想到美好的理想，甚至看到紅色的旗幟就會想到祖國。” 因此，在電影中，當角色看到西紅柿鮮紅的汁液流淌時，會發自肺腑地説，在中國，紅色代表着和平。

　　如果説“地雷殼種西紅柿”是影片內在的意象昇華，那麼片尾響起的Beyond樂隊經典歌曲《Amani》，則是申奧向觀眾直接發出的、充滿力量的呼喚。

　　在申奧看來，雖然這首歌創作於幾十年前，“但是拿到今天來使用毫無違和感。30年前，我們遇到的戰爭的困境、倫理的困境，如今還在發生着。過了很多年以後，我重新聽兒時喜歡的歌，體會到新的意義和新的感悟。”他&&，當觀眾經歷近兩小時緊張的觀影體驗後，在《Amani》真摯而懇切的旋律中離場，電影所呈現的遠方戰火與個體命運，便自然與每個人內心的和平祈願連接在一起。

　　申奧拍攝電影《用武之地》，並非旨在提供簡單的感官刺激，而是試圖完成一次傳遞，讓觀眾親眼目睹，在遠方被戰火撕裂的土地上，普通人如何為最樸素的生存與尊嚴而掙扎；更讓觀眾在步出影院後，能對自身所處的和平日常，投去更珍惜的一瞥。在銀幕上構築戰爭的傷痕，其最終目的是向觀眾傳遞和平的理念，從而喚起大家內心對和平的珍視與守護之意。（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張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