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0個村鎮、1000多位操着不同口音的農民、140期節目……趙玉順在拍攝社會紀實類節目《遇真紀事》的5年來，將鏡頭對準農民、土地、作物，記錄下村鎮生活的“樣貌”。目前，《遇真紀事》已經有51.6萬粉絲，單集最高播放量近500萬次。

趙玉順説，在湖南山村里長大的他，對“村鎮”這個詞有着複雜的情感，祖輩在他很小的時候就告訴他，要走出大山。2013年他考上大學，遠離家鄉。但畢業多年後，他又“逆行”回歸鄉村拍攝《遇真紀事》。為何發生這樣的心理轉變，趙玉順向北京青年報記者講述了他製作這個社會紀實類節目的初衷。

畢業後一邊打工 一邊開始拍攝工作

從出生那一刻開始，我就好像在被“往外推”——好好讀書，以後去城市裏找個好工作。沒有人會説以後要在村裏種一塊好地。我奶奶是文盲，從我很小的時候，她就告訴我，“順伢子，你以後要去北京讀書，不然去上海也行”。你要往外走，城市代表你的未來。

我也這樣拼命“走出去”了。2013年，我來到海南一所二本學校上大學，讀新聞專業。那時幾乎每個寒暑假我都在當地一家都市報實習，除了想努力在城市里落腳，另一個原因是沒有地方可去。

6歲時，我爸媽離異，他們又各自組建家庭生兒育女，在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我跟着爺爺奶奶長大，小學時要寫關於父母的作文，我都是把爺爺奶奶的故事套進去。我對爺爺奶奶有很深的感情，他們在我高中和大學時的相繼去世是我這輩子最難過的事，我會覺得我的家沒了。

2017年本科畢業，從實習記者、見習記者，再轉為正式記者，我用了一年的時間。但剛轉正7天，我就辭職了，想去記錄和表達與自己更貼近的事。

辭職後，我來到三亞最南邊的一個小島——西島，在這裡的工作是給島上正在開發的小漁村做公眾號，拍視頻、照片，寫文案，記錄跟這座島有關的一切。

我要記錄島上的婚喪嫁娶、民俗歷史，甚至是更具體的事情。比如説，怎樣製作加貝殼粉的檳榔，怎樣跟着阿姐上山割野生仙人掌，做出一道具有奇特口感的炒仙人掌……拍攝這些普通人的故事，我很感興趣。

做了兩年半後，我還是離開了這個小島，想去體驗大城市的生活。此後，就開始了“顛沛流離”的日子。2020年3月，我來到深圳投奔大學同學，在一個文化公司裏拍宣傳片。在這裡，我認識了貞貞，《遇真紀事》裏的“真”就是她，“遇”是我。

一年後，我倆北上來到北京，在一家公司裏做宣傳項目的采寫、拍攝工作。四個月的時間裏，我們從中國傳媒大學搬到梨園，又搬到果園，通勤的時間也越來越長。在地鐵裏，你會發現很多人都是跟我們一樣，從村鎮出來的。那時，我和貞貞就有了做《遇真紀事》的想法。

2021年7月，我們坐綠皮火車到了廣州，一邊繼續打工掙錢，一邊開始了自己的拍攝。基本每個周五下午，我們會租車去周邊拍東西，一直到周日晚上，有時甚至是拍攝到周一上午直接去上班。

後來，城市和縣城很少拍了，發現跟自己更貼近的還是村鎮。那些稻子、麥子、水果、農作物，還有村裏面的爺爺奶奶、叔叔阿姨，才是我所熟悉的。有一次，我們在潮汕拍攝時，拍到了一個網友的爺爺，他特別感動，因為一年到頭，他也就見爺爺一次。對於很多在外工作的人而言，對家鄉的認知已經縮短到春節那幾天。

從被採訪者身上 看到爺爺奶奶的身影

貞貞那時説，出去搏一把吧，我們才27歲。

2022年5月，我們辭職離開廣州的城中村，落腳在她的老家——廣東湛江的一個小鎮上。當我倆開着租來的小轎車快到小鎮時，貞貞在馬路邊上把車停了下來，説要等天黑再回去。因為當時又不是過年，我倆把鍋碗瓢盆、油鹽醬醋都帶回來了，村裏那些看著她長大的人就會覺得很奇怪，議論我們是不是在城市裏混不下去了，沒有出息才回來的。

那時，我們不出去外拍時，就待在鎮上。這個鎮非常小，漸漸地，周圍的人也開始對我們噓寒問暖，有的甚至旁敲側擊地問“是不是病了”。

有一天貞貞的姨婆還過來找她説，鎮上超市在招收銀員，要不要去試試，每個月1800塊，要懂用電腦，站着收銀就行了，還説貞貞要比那些大媽們更有競爭力。

那之後不久，我貸款買了一輛小車，和貞貞開啟了“路上的生活”。

去南方我們開自己的車，去北方先走大交通再租車。我們基本上都開在村道、省道、國道上，不怎麼上高速，這樣可以隨時停下來去跟地裏的人聊天，比如説，地裏主要種什麼、收益怎麼樣。

我倆會根據衛星地圖，看哪有山、河、丘陵、森林、耕地。了解一個地方的方式，不是看它的城市裏建了什麼，而是它的地裏種了什麼。前後5年時間，走過了全國超過1100個村鎮的水田、魚塘、旱地、果園，採訪了1000多位操着不同口音的農民。

我們首先去的是廣西。2022年8月，我在廣西河池大化縣的紅水河邊，遇到了兩位70歲左右的大叔。他們年輕時都在廣東打過工，一個在東莞做玩具，一個在深圳拉石頭，直到年紀大了回老家。

開始的拍攝很隨機，沒有預設選題，也不知道下一個採訪的會是誰。

在拍攝《遇真紀事》的同時，我們還做了一個系列紀錄片《中國經濟作物觀察》，採訪了果農、茶農、挖藕人等。

在我的記憶裏，小時候每年春天，在湖南邵陽的村子裏，爺爺都會去借村裏人的水牛，給我們梯地上的那片水田犁地，然後再把育好的秧苗插到田裏……

我尋找和記錄這些農民，其實也是在“尋找”和重新理解我的爺爺奶奶。我對爺爺奶奶有很深的情感，但並沒有機會去真的了解他們。在跟這些老人交流時，當他們給我講從前的經歷、生活的處境和擔憂時，我會覺得他們每一個人都是我的爺爺奶奶，他們像是一塊塊的拼圖，通過他們的視角把我的爺爺奶奶的人生經歷拼湊了起來。

所以，我會對這些田地裏的老人感到很親切，也會共情他們的處境。

奶奶去世時，我大四，馬上就能掙到錢對她好了，但還是沒有等到。所以，我很希望現在還在的這些老人能被更多地看到，得到更多的關照。這也成為我做《遇真紀事》最重要的原動力。

“留守不失守” 希望小學的故事留下深刻印象

我們也經歷過做不下去的時候。2022年8月，在辭職三個月後一直在負債，沒有任何收入，覺得沒辦法了，我們商量着再做完一集就回城市打工。在給這一集寫文案的時候，想起那段時間在路上拍攝的感受，就有很多話想説，尤其是關於農民的。這一集讓《遇真紀事》的粉絲躍升到10萬。粉絲的增長把要放棄的我們給救回來了。

我們要做的是呈現“日常化”的農村。從種地、打工、收入，到氣候、家庭、教育，村鎮發生的事，我們都想去做記錄。

這5年，當去過了很多省份的村鎮之後，我們會做一些總結性的選題。比如説《2025農村希望小學紀實》，從2024年開始，我和貞貞走訪了安徽、湖北、江西、廣東、廣西的70所希望小學。截至2023年年底，全國共援建希望小學2萬多所，它一直是一束光，照亮着無數農村孩子的求學路。但是在目前生源減少、撤點並校的時代趨勢下，越來越多村子裏的希望小學已經或正在走向停辦。還在堅持的，學生人數也普遍從三四百銳減到不足百人，多數學校只能先取消高年級作為緩衝，盡量讓低齡農村兒童長大些後，再走向更遠的上學路。

現在，很多村民選擇把孩子送到鎮上或城裏上學，留在村裏的不多了。

村小撤並後，由於很多兒童的父母在外務工，祖輩年紀又大了，沒辦法每天接送，很多孩子早早就開始了寄宿生活。我在安徽六安金安區翁墩鄉的一所希望小學看到了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案，這所學校做了兩件事，一是安排了兩輛校車，接送離學校遠的孩子；二是有午托一小時和放學一小時後的輔導作業。如果這兩件事推廣開來，也許會有助於農村留守兒童的上學和成長，也解決了老人的接送負擔。

在這次的走訪中，有一個畫面讓我印象深刻——在安徽六安裕安區平安希望小學教學樓上寫着五個大字：留守不失守。

我們希望能把這些真實的村鎮日常客觀呈現出來，不管是對老人的關照，還是對留守兒童的守護，這些都需要先被看見，就像我們經常説的那句：讓被忽視的得以被看見，因為關注本身就是一種力量。

文/記者  計巍

統籌/宋建華  供圖/受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