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北京國際電影節、上海國際電影節都設置了反法西斯戰爭題材電影展映單元，其中都包括了法國紀錄片大師克洛德·朗茲曼執導的《浩劫》。
《浩劫》是世界紀錄片史上的“大名品”，由朗茲曼耗費十三年時間、在多個國家和地區採訪納粹大屠殺當事人（包括倖存者與加害者）、使用多種語言完成，説它“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也實不為過，因為這些一手訪談已經不可能“再現”。這部影片是當年世界電影的大事件，榮獲1986年柏林電影節費比西影評人獎。注意，這可是柏林電影節。當年有很多大屠殺親歷者還在世，其中包括大量持曖昧立場的大屠殺旁觀者；大部分觀眾能夠理解，這部電影無論拍攝還是獲獎都是非常不易的，導演和攝製團隊算是“冒着生命危險”和各種威脅將其完成。據統計，這部電影的觀眾已經超過7000萬人，將近40年後的今天，觀眾又會怎樣看待它呢？
美妙的歌喉讓他僥倖逃脫 卻已被滅絕了
可以看到的是，在電影節的宣傳中，這部電影長達九個半小時的體量成為“流量密碼”。某種程度上，它反映了近年來觀眾對於文藝巨著的追光心理，這是無可厚非的。但同時它也“勸退”觀眾：畢竟接近10個小時的觀影對體力、視力都是一個考驗。至少在北京國際電影節的放映中，它並不像其他“大名品”那樣迅速售罄；放映現場也陸續有觀眾因無法堅持而離席。退場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可能性：有些進入了影片敘事的觀眾會因為心理無法承受而中斷觀看。但這種無法承受不是因為脆弱，而是因為人的良知。朗茲曼推薦過這樣一種觀影方式，即從晚上放到次日清晨，這樣觀影者從影院出來，就會有一种經過了人間煉獄而獲得新生的欣喜。據説，這次在上海電影節上會這樣安排放映。
可見，看這部電影需要有成熟而強大的心。Shoah，在希伯來語中是“浩劫”，它不是“災難”，因為它所對應的是納粹的“最後解決方案”。儘管人類歷史各階段都發生過各種大災難，但都不是“最後”的方案。“最後”意味着歷史終結，在這套解決方案中，只要清除了某類“敵人”（比如某個族群），包括就業、貧困、腐敗等在內的所有問題就都解決了。這是一套現代性的方案，這種思路以及所需的工業手段，只有在現代才能産生並實現，值得警惕的是，這個幽靈並沒有遠去，而是不斷地捲土重來。這場浩劫不僅僅是屠殺猶太人多達600萬（官方數據）這個數字，也不僅僅是“別人家”的事情。
西奧多·阿多諾（德國哲學家、社會學家）有句名言，即：奧斯維辛以後，寫詩是野蠻的。這句話的意思並不是不讓人寫詩，而是指傳統藝術的“美”，最簡單地去理解，即抒情的、浪漫的、甜美的，乃至各種修飾之“美”的，都可以充任大屠殺的“共謀”；（我們）需要的是勇敢的、不妥協的、不迎合的、誠實的藝術，它不再需要是“美”的。
《浩劫》就是從兩段抒情的旋律開始的。觀眾看到歌聲來自一個神情穩重的中年男子，他叫施萊布尼克（Srebnik），他從以色列返回波蘭切爾姆諾——這裡是毒氣用於大屠殺的起始點。在這裡，40萬猶太人最後只有兩人僥倖逃脫。
施萊布尼克才13歲的時候，納粹當着他的面殺害了他的父親，他的母親死於毒氣室，而他僥倖活了下來，去了特拉維夫。他能倖存的原因是擁有一副美妙的歌喉（納粹撤退前槍決他，但沒打到要害），於是納粹讓他唱歌，教他唱德國軍旅歌曲，他們乘船沿河而下時，抒情的波蘭民謠和聽起來歡快俏皮的納粹歌曲（歌詞説的是被征服地區的少女紛紛打開窗戶歡迎英俊的軍人）此起彼伏，回蕩在兩岸。這與死亡的氣氛形成了鮮明對比，當然這是一種心理統治術，它所帶給兩岸住民的強烈恐怖感，有點類似於中世紀傳説中的“花衣魔笛手”。
影片第一部（影片分兩場）也是以施萊布尼克結尾的，通過問答，我們知道了他為何一直看起來面無表情，甚至在提到父母時也是如此。他來切爾姆諾之前已經在波蘭羅茲的猶太人區見過了太多死亡。死亡和飢餓是這個孩子全部的記憶。他只要能活着，在“活着”面前，一切都不再有意義。納粹已經用存在的極端性“滅絕”了他，摧毀了他精神中最美好的部分。所以親歷者説，他們在走向毒氣室之前，已經被滅絕了。
用精神控制術摧毀人身上的人
黨衛軍第三小隊隊副弗朗茨·蘇赫梅爾雖是武夫，音準卻好，深諳此道。他告訴朗茲曼，所有犯人到了波蘭的特雷布林卡集中營，都得先學唱一首德國軍營歌曲，大意是“我們懷着為國奉獻的驕傲，來到特雷布林卡，為了偉大的目標，我們願為國家獻出生命”。這不僅恐怖，而且諷刺，是事實上的地獄笑話。這也顯示出納粹精心設計了精神控制戰術。
納粹能成功，首先是因為他們做的是摧毀“人身上的人”，剝奪他們為人的尊嚴，最終剝奪他們所有的希望，令其成為目光呆滯的活死人，這就是為什麼這場浩劫可以稱之為對人類的滅絕，而不僅是針對某一種族實行滅絕的原因之一。而這一工作，納粹在把猶太人送往集中營之前，就已經基本完成了。
人的尊嚴是怎樣體現的呢？在那種困境下，華沙猶太人領袖捷尼亞科夫用日記記下這樣一件事：有一對戀人，男的被納粹打得內臟流出來了，女的幫他塞回去；男的被扔進亂坑，女的親手把他挖出來，給他下葬。還有，一個人找他借錢，告訴他這不是為了買口吃的，而是為了租房，他不能餓死在大街上，至少要死在屋子裏。當這樣的意志被剝奪了的時候，就是真正死亡的開始。
朗茲曼採訪了當時波蘭（在英）流亡政府的情報員維達爾多，他當時在華沙做地下工作，猶太區領袖秘密&&到他，想通過他告訴盟軍必須出兵（當然這個訴求與政治實踐之間有不小的距離，而且直到最後，猶太抵抗者也沒得到武器），説得最多的理由就是這是一場對人類、人性的滅絕，歐洲絕不能不理。雖然三四十年過去了，已經在美國教了20多年書的維達爾多想到在華沙猶太區的見聞依然多次無法自控，泣不成聲。作為非猶太人，他最鮮明的記憶是猶太區已經沒有人類，這一點他一再強調，一再讓他回到噩夢的，就是活地獄中被摧毀了人性的人。
納粹也會利用人性中對人的信任，哪怕是日常意義上的壞人，正常人都寧願相信他們不會如此之壞。奧斯維辛捷克猶太人的經歷再次印證了納粹的非人性：捷克猶太人在這裡的半年都被“優待”，黨衛軍給他們的孩子麵包牛奶，讓他們讀書。當他們的領袖得知48小時內，捷克猶太人都要被送進毒氣室，焚屍爐的木柴已經就緒時，他猶豫，他無法相信，這怎麼可能呢？以至於錯過了起義唯一的時機。孩子們當然只有一個去處。實際上，納粹的“優待”是要通過他們給外界的書信而掩蓋這裡的真相。
不知情的大多數暴露平庸之惡的本質
朗茲曼讓蘇赫梅爾唱了兩次那首軍歌，因為對方不知道這是偷拍的——偷拍的信號車停在外邊。真的有人會為此指責導演的倫理問題，這就是“呆氣”了。
偷拍的圖像是黑白飄着雪花點的，這讓小隊副看起來更像個魔鬼。雖然三四十年過去了，但他依然清楚記得集中營那些精心設計的、插翅難逃的建築細節，以及它的每一個地獄功能。但無論朗茲曼怎麼誘導，他都拒絕承認自己的罪行，堅稱自己只是奉命行事。在採訪其他納粹黨員時，導演也遇到了同樣的情況。由此可以得知，即納粹官僚體系是一個龐大的機器，這種制度之惡，卡夫卡早已刻畫得入木三分，但是一旦由現實災難證實，會更加令人無法忍受。“最後解決方案”並沒有具體説方案是什麼，主要是暗示，正是沒有明確的指令，才讓這種心照不宣、“懂的都懂”的準確執行更暴露出“平庸之惡”的本質。
漢娜·阿倫特提出的“平庸之惡”並不是為納粹開脫罪責，她所做的是指出了這種大惡本質上的“平庸性”，能稱為“最後方案”的無論如何都本該是有些非凡的東西，但其實只有平庸。它源自一種小市民的（小市民的社會地位通常處於中等或中下階層，他們既不屬於社會頂層的精英，也不屬於社會底層的窮人）、混雜着民粹主義的集體意識形態，它是屬於現代性的，而當時德國這種以工程師至上的小市民國家，一旦遇到經濟危機，就更能釋放出最大的“平庸之惡”。這個“最後解決方案”不是僅僅由納粹軍人完成的，更是一種集體共謀，其中德國引以為傲的製造業，除了軍工之外——機械製造、車輛製造、交通運輸業、建築行業起到了巨大作用。殺人設備、焚屍爐的製造如此高效，集中營的設計如此嚴謹，工程師、建築師“功不可沒”。只有愚蠢的人才會相信他們在設計這些的時候對設計用途“不知情”。
鐵軌在神秘的地方突然分軌，直接通往地獄，火車重新設計，以便能像沙丁魚罐頭一樣塞滿更多“犯人”，對於鐵路系統來説，火車調度是至關重要的，稍有常識的人都懂。沒有調度命令，這些“犯人”根本不可能到達目的地。但當導演採訪原德國東部鐵路局副局長時，他的回答是不知情，“我只是坐在辦公桌後面幹活兒，每天工作多得要命……”這些勤勉的公務人員、工程師、醫生（不要忘了奧斯維辛的“醫療室”）共同維護了納粹死亡機器齒輪的穩定運轉。跟他們相比，火車司機顯然更誠實，他説實際上還沒到集中營的時候很多人就已經悶死了，屍體和無處清理的排泄物臭氣熏天，打開密封的車門，死屍就像土豆一樣滾出來。火車司機幹活兒可以説是為了糊口，那體面的中産階層呢？
朗茲曼的採訪還展示了一套“鐵路經濟學”：帝國的運轉是遵守商業邏輯的，工程師、公務員都必須維持體面的歲月靜好的生活，“哪怕世界毀滅，我還是要喝我的茶……”火車票都需要用錢，屍體和排泄物弄臟了車都要換算作票價。猶太人去奧斯維辛是按照團體旅游票的價格自己購票的——這又是一個地獄笑話。短途旅行，賺錢不多？那還有長途的，希臘猶太人被從科孚島運到奧斯維辛，歷時十余日，橫跨多國，運輸費高達200多萬馬克（這在當時是很大的一筆錢），也是由猶太人自己買單的。
科孚島上生還回來的猶太人寥寥無幾，他們的財富被當地人侵佔。這種“經濟學”體現在歐洲多個國家、地區。它們大多對此聲稱“不知情”。而朗茲曼要面對的危險不僅來自納粹，也來自那些“不知情”的大多數。當然，看到朗茲曼採訪到了黨衛軍副指揮奧斯瓦爾德的副官弗朗茨·格拉斯勒博士的時候，還是有些令人意外的，但不意外的是，就連這樣處於核心位置的惡魔，都聲稱自己根本不知道“最後解決方案”，不知道有大屠殺，自己只是奉命行事……而他看起來就像一個廣受尊敬的大學教授。
為他者承擔責任讓人成為完整的人
“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這句話意味着對於20世紀的經驗來説，古典的倫理已經崩塌了，不可信了。法國哲學家伊曼努爾·列維納斯是集中營的倖存者，全家只有他一人生還。他根據自己的苦難經驗，提出了一種新的倫理學，其核心原則是：他者的責任。他者，是哲學概念，它所包含的一個重要的意思是:能夠産生某種作用。我們只有跨過了自己的邊界，來到他者這裡，才能真正建構自己，這就是他者發揮作用了。列維納斯倫理學認為，在自我建構的過程中，他者的利益和個性要比“我”的利益優先，這就意味着要為“他者”承擔責任。這就是他者的原則，這意味着接過他者的負擔，我們才能成為自我，即一個完整的“人”。在這個過程中，他者的“面容”發揮着重要的作用。當然，這種思想來自古老的“三位一體”原則。這種倫理學旨在重建“人”的學説，恢復對“人”的信念。
《浩劫》作為一部大屠殺紀錄片，裏面卻沒有任何大屠殺的鏡頭。觀眾看到最多的是倖存者的臉部特寫，我們可以簡單將其視為列維納斯倫理的“面容”。他者“面容”的第一個禁令就是“汝不可殺”。這種倫理學用於這部影片再合適不過了。朗茲曼採取如此多的幾乎全部的懟臉拍，很可能就含有這種倫理學的考慮。在觀看時，觀眾感到“面容”發出的召喚。
儘管時隔80年，觀眾依然有能力感受到，這是一場針對“人”的巨大倫理事件。僅舉一例，朗茲曼在以色列的理髮店裏採訪理髮師亞伯。亞伯在奧斯維辛因為有理髮手藝而得以暫時存活，他在毒氣室和其他理髮師給女人們理髮，並不是需要最後的儀式感，而是納粹需要頭髮，以換取最後的利益。導演特地在亞伯工作的理髮店拍攝，當然裏面有很多客人以及其他理髮師。一開始亞伯的講述還能不動聲色，但隨着記憶的涌現，手部理髮動作的重復，觀眾漸漸“不忍”看到他的臉，在毒氣室裏，進來的是已經被剝去衣服的女性，她們其實大多已經知道到這裡意味着什麼。有一天，理髮師看到進來的是自己的母親和妹妹。講到這裡，他再也無法講下去，這時，一種死亡、殺戮的痛楚召喚起觀眾的“責任”。對此，觀眾在心裏逐漸會形成一種新的倫理。
對於這樣的影片，僅以“能不能共情”判斷它是遠遠不夠的，能激發起觀眾對“什麼是人”這個問題的思索，才是這部電影放映的重要意義。黑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