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海口2月2日電（記者 宮曉倩）近日，百濟神州索托克拉（百悅達）中國上市會暨全球首發盛典在海口召開。作為本次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新華網與百濟神州聯合舉辦了“共見證，聚焦生命之光”圓桌訪談。

中國醫學科學院血液病醫院臨床首席專家邱錄貴教授、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副院長宋永平教授、北京微愛公益基金會醫療健康部負責人張昀、百濟神州全球高級副總裁，大中華區、中亞和南亞區域總經理單國洪，以及百濟神州副總裁、索托克拉全球産品團隊負責人Dan Freeman齊聚一堂，圍繞淋巴瘤領域全球創新藥研發及臨床落地展開了深入探討。

“共見證，聚焦生命之光”圓桌訪談

復發與藥物副作用構成淋巴瘤治療的關鍵挑戰

淋巴瘤作為血液系統常見的惡性腫瘤，其高發率和治療難度一直是臨床面臨的重大挑戰。據國家癌症中心《2022年中國癌症發病和死亡報告》顯示，我國淋巴瘤新發病例約8.52萬例，死亡病例約4.16萬例。其中，慢性淋巴細胞白血病（CLL）/小淋巴細胞淋巴瘤（SLL）和套細胞淋巴瘤（MCL）因其易復發、難治愈的特性，患者普遍面臨預後不佳的困境。

宋永平指出，“淋巴瘤的治療痛點主要在於復發和藥物的副作用。許多患者在接受化療後雖然能獲得緩解，但往往在幾個月到兩年內復發。此外，長期治療帶來的心肝肺腎等重要臟器的功能損傷，以及二次原發性腫瘤的發生，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我們不但要讓患者能看好病、長期生存，還要讓他好好活着，生活質量高，能正常工作和生活。”宋永平強調，“這也正是行業對創新藥物抱有極高期待的原因，可以是新的靶點、新的機制、或者更好的療效與安全性。”

面對淋巴瘤治療的現狀，創新藥物的需求顯得尤為迫切。張昀從患者角度補充指出，除了治療方案本身，患者還面臨“方案可及性”和“經濟可負擔性”的雙重挑戰。“一方面，優質醫療資源多集中於中心城市，基層患者難以獲取最新的治療理念與方案。另一方面，對於大病患者而言，長期的治療過程不僅是對身心的挑戰，更是經濟負擔的考驗。因此，創新藥物不僅要有效，還要讓患者能夠負擔得起，足劑量足療程地接受治療。”

這些臨床上的現實問題，勾勒出當前淋巴瘤治療領域亟待突破的邊界，也為創新藥物的研發與上市指明了方向，即必須直擊復發難題、提升安全性，並最終讓更多患者能夠“用得上、用得起”。

從跟跑到並肩，中國血液腫瘤領域邁向全球舞&

然而，新藥研發道路充滿挑戰，涉及靶點篩選、藥物設計、體外及體內實驗、多期臨床試驗等多個複雜環節。

邱錄貴分享了新藥研發的艱辛歷程：“一個真正能夠用到一線的有效藥物，從靶點篩選到最終獲批上市，有時候需要超過十年的時間，投入也遠超十億美元。在這個過程中，失敗是常態，成功只是少數。”

儘管如此，隨着技術的不斷進步和政策的支持，我國在新藥研發領域取得了顯著突破。邱錄貴指出：“近年來，我國在血液腫瘤領域的新藥研發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尤其是在Me-better藥物方面，許多企業已經能夠與國際一流企業比肩。這得益於長期的基礎科研積累、政策環境的優化以及人才隊伍的壯大。”

尤其在基礎研究與轉化科學方面，邱錄貴認為，中國已從過去的“跟跑”發展到如今在許多領域與國際“並肩”同行。一批頂尖的研究型機構正在國際學術舞&發出強音。

據悉，在2025年美國血液學會年會上，中國研究者的口頭報告數量已位居全球第二，這標誌着中國臨床科研力量已穩健步入世界學術舞&&央。“中國在血液腫瘤領域正從過去的‘學習者’逐漸轉變為‘貢獻者’。”單國洪指出，中國龐大的患者人群、高水平的臨床專家、日益完善的審評審批體系與企業持續的研發投入，共同構成了獨特的“創新加速度”，使中國有潛力在全球新藥研發格局中扮演更為關鍵的角色。

索托克拉上市創造的“中國速度”正是這種轉化能力的有力證明。據悉，該産品從上市申請受理到獲批僅用時8個月，從獲批到首例患者用藥僅用8天。單國洪指出，“我們能夠在短時間內完成索托克拉的獲批和商業化供應，得益於監管部門對創新藥研發的大力支持，以及百濟神州強大的全鏈自主能力。未來，我們也將同時推動索托克拉在中國市場的首創經驗走向全球，持續助力中國及全球血液腫瘤防治事業的發展。”

Dan Freeman同時&&，索托克拉在中國的首發上市，為全球申報奠定了堅實基礎，目前美國FDA已授予其優先審評資格，中國在索托克拉的全球創新鏈中，扮演了“領先者”的角色。“我們期待與中國的各方緊密合作，共同設計下一代的臨床試驗，引領全球血液腫瘤治療的創新發展，為全球患者帶來更多更好的治療選擇。”

多方協作構建全鏈條支持體系，助力創新成果惠及患者

創新療法的意義，在於讓每一位需要的患者都能從中獲益。而實現這一目標，關鍵在於打通從獲批到臨床應用的“最後一公里”。

對此，宋永平提到，“新藥上市後，如何快速進入醫院、被醫生接受並用於患者治療，是我們面臨的一大挑戰。從國家醫保政策、醫院藥事管理，到臨床醫生的規範應用與患者的疾病認知，每一個環節都至關重要。而大型醫療機構的專家有責任推動診療規範下沉，助力基層醫療能力的提升。這樣才能構建從‘新藥獲批’到‘患者用藥’的全鏈條支持體系，最終讓患者獲益。” 

與此同時，張昀也介紹了公益組織在其中的橋梁作用，“我們與藥企合作開展患者援助項目，通過慈善捐贈等方式降低患者用藥成本，同時發起各項患者關愛項目，通過提升患者對規範化治療的認知，提升自我管理能力。此外，我們還積極向基層醫生傳遞最新治療理念和技術，提高他們的診療水平，確保患者能夠在基層得到規範有效的治療。”

單國洪則從企業角度闡述了系統策略，“我們正在通過合理定價、積極參與國家醫保談判、發展商業健康保險、設立患者援助項目、開展疾病科普教育等‘組合拳’，構建一個多層次、可持續的支付與支持體系，讓創新成果的福祉覆蓋更廣泛的人群。”

從藥企、醫院到公益組織，當各方力量在“最後一公里”上協同共進，創新才能真正轉化為可及的生命希望。正如單國洪所言：“一切努力的核心，是為了讓更多患者，無論身在何方，都能早日用上更好的藥，擁抱更有質量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