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未來之問”系列報道，是新華網數字經濟頻道聯合葦草智酷、中國科技新聞學會推出的年度深度觀察專題。從科技、社會、經濟等維度向時代提問，逾百位科學家、學者、企業家參與，聚焦技術發展帶來的長期性、結構性社會議題，推動前沿思考與公共討論。為這個急速變化的時代，安裝一套“思想減震器”和“倫理導航儀”，讓每一次技術飛躍，都不脫離人類價值的引力場。
新華網北京1月14日電（曹素妨 向思敏）生成式AI正在進入代碼編寫、內容創作及服務環節。數據與算法不僅改變了傳統意義上的生産效率，還在更深層重塑着價格形成和收益分配的邏輯。原有的社會分工結構和收入分配機制或將發生調整，傳統經濟分析框架也可能面臨適應性問題，需要進行審視與更新。
未來之問——AI重構價值，將如何驅動經濟增長？
毛壽龍 丨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副院長、公共財政與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
從秩序經濟學視角看，生成式AI不僅是技術供給衝擊，更是生産秩序的重構。它將創意、編碼等核心能力從人力獨佔轉向算法與數據共治，改變了稟賦結構、定價規則與分配機制。傳統宏觀框架假定要素稀缺性與邊際成本遞增，而AI驅動的邊際成本趨零和數字要素非競爭性，使通脹測度失準（價格波動不再反映真實稀缺）、就業市場面臨“技能—規則”錯配（能力被算法模塊化，議價秩序瓦解）、收入分配從按勞分配轉向按算法所有權分配，資本與數據掌控者獲取新型租金。
宏觀政策評估框架需轉向秩序分層：在微觀層面，承認算法治理的自發秩序屬性，以確權與反壟斷規則維護競爭；在中觀層面，構建數據要素的公共—私人混合産權秩序，避免數字公地悲劇；在宏觀層面，將算法替代率、數字基尼系數納入政策函數，從總量調控轉向治理成本與創新收益的動態平衡。核心是讓市場主導技術秩序演化，讓國家維護規則底線，通過制度競爭發現適配AI時代的最低成本治理結構。
劉永謀 丨 中國人民大學吳玉章講席教授、博士生導師
實際上，AI發展已經對通脹、社會分工與收入分配産生影響，已有不少人與權威機構對此發出預警。泡沫破裂的後果可能很嚴重，衝擊將不僅來自AI替代人力，更可能源於AI相關企業與機構破産或關閉所引發的失業衝擊。
李炳念 丨 天津財經大學金融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第四次科技革命與産業變革澎湃而來，創新是“破壞性創造”的過程，是“否定之否定”的辯證過程，傳統宏觀框架在刻畫“突變”或“質變”上存在天然缺陷，宏觀範式也將面臨變革，未來可能出現較大創新。
劉業進 丨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城市經濟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經濟學傳統的“稀缺性”假設將受到一定的衝擊，在率先使用AI的生産領域，生産能力提高，人類勞動時間可能出現結構性調整；相關産品價格可能下降，但價格機制本身不會動搖，經過價格機制的調整，新一輪均衡將會出現。
胡延平 丨 上海財經大學特聘教授、智能科技産業與智能經濟研究學者
AI從根本上可能加劇通縮而非製造通脹，需要創造性破局，及時形成新的社會解決方案，縮小收入差距與基尼系數。
盧希鵬 丨 台灣科技大學信息管理系特聘教授
AI的供給衝擊與宏觀經濟挑戰：生成式AI的崛起帶來前所未有的供給側衝擊，數據與算法取代傳統勞動與資本成為新型生産要素。AI不僅提升生産率，更改變了價格形成與薪資結構，使傳統宏觀經濟模型（如菲利普斯曲線與生産函數）失去適用性。當AI以近乎零邊際成本複製知識與創意時，通脹黏性、産出缺口與政策傳導機制都需重新定義。未來的宏觀政策不再只是貨幣與財政調控，而須納入“算法生産力”與“資料治理”等新變量，重新思考生産率與分配的衡量方式。
AI改變生産要素的底層結構：AI的影響不止於效率提升，更深層次地重構了生産要素的經濟基礎。在傳統經濟中，勞動與資本是兩大核心要素；如今，數據、算法與算力成為新的生産資源。這三者的結合形成“智能生産函數”，重新定義了生産率與價格形成機制。同時，AI對勞動市場的替代效應重排了收入分配結構，使高技能者獲益、低技能者被邊緣化。
朱海就 丨 浙江工商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
AI的發展衝擊了傳統的消費結構與生産結構。在消費結構方面，數據消費所佔個人閒暇時間比重將進一步上升；在生産方面，為滿足數據消費，更多生産將轉向數據內容，AI也成為內容生産的重要輔助甚至直接生産者。數據的生産，在AI的幫助下，數據生産的邊際成本很低，其消費也幾乎不花錢。因此，它可以“統計”的那一部分貨幣價值是很少的，即這種價值創造難以在目前的GDP計算方式中體現出來，但是它給人們帶去的價值卻不低。這就要求改變傳統的統計口徑，把這部分價值創造體現出來。同時數據生産與消費的低成本性，也改變了物價結構，只有少數特定商品（如黃金與AI相關基礎設施）因為信用擴張與數據消費的需求的增加而上漲，多數商品的價格因為人們消費轉向信息，可能不上漲，或上漲少。生産與消費結構的改變，也要求宏觀政策從基於物質生産消費的傳統模式，轉向鼓勵生産更優質數據的新邏輯。
劉正山 丨 中國城市發展研究會副秘書長、東北財經大學中國戰略與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AI的快速發展可能造成現行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與産業發展現實之間的脫節。一方面，AI正加速模糊製造業與服務業的邊界，這要求産業分類體系從依賴産品形態轉向以經濟活動性質為核心；另一方面，GDP核算面臨新的挑戰，例如用戶生成的零價數字內容因缺乏市場價格而被系統性忽略，用戶數據與AI服務之間的潛在非貨幣交換因估值困難難以納入統計。這些反映出傳統核算框架在刻畫數據驅動型、用戶參與式生産模式上的局限性。
劉興亮 丨 工信部信息通信經濟專家委員會委員、DCCI互聯網研究院院長
生成式AI與智能體正在以低邊際成本擴展至編碼、內容、服務等環節，其衝擊不僅是生産率提升，更可能重塑就業結構、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入分配格局。研究表明，AI創新帶來的供給衝擊可能導致全要素生産率上升、消費者價格下降，在部分模型中被視為“正向供給衝擊”。但不同收入群體、不同技能水平人群面臨的影響差異甚大：高AI暴露行業工資可能上升，低AI暴露群體工資可能受壓。這就意味着傳統的宏觀政策框架（如通脹為主、就業為輔）需要更新：通脹模型需將“供給創新下沉”因素納入考量、就業政策需從失業救助轉向技能遷移、收入再分配政策需更關注技術鴻溝。AI並非僅是工具提升效率，而可能成為變革生産方式和宏觀結構的關鍵力量，政府與中央銀行應提前部署新範式、避免被傳統模型“套住”。
王 淼 丨 中國通信工業協會智慧商旅産業創新研究院秘書長
工業化時代帶來的通脹、生産過剩與經濟周期性波動，已經被現代經濟學家所熟知和研究，國家計劃與市場調控手段已被驗證有效。然而，AI帶來新質生産力，可能導致傳統勞動力貶值、AI經濟通脹、收入分配調整，甚至出現産品過剩、算力過剩、數據過剩等新問題。應對這些挑戰，需要全新的經濟學體系進行研究與模擬，實現超前預期與有效調控，保障AI産業持續健康發展，最終推動技術平權與社會進步。
唐 文 丨 氫原子CEO、總裁讀書會研究院副院長
AI將重塑社會分工，承載傳統公司的角色。公司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市場從來需要的是體現為完整解決方案的産品和服務，而不是支撐起這些産品和服務的科學技術，無論這些科技有多前沿。因此公司需要捕捉充滿不確定的市場需求，並將它解耦為由專業人士能理解、能攻克的專業技術問題。所以公司背後雲集了大量跨領域、跨專業的人士。
但這個模式的局限是顯而易見的，公司希望員工有忠誠度，員工則希望背靠大樹乘涼。問題在於，員工和公司的價值匹配並非時時刻刻都是最優值，因此長期雇傭不可避免存在社會資源浪費，無論對員工還是公司都是如此。但公司不能不存在，當專業人士或者知識工作者脫離公司這個平台時，他的單一技能往往沒有市場直接需要。
未來將由AI來承載公司這個角色，從而引發社會分工的巨大變革。AI將複雜任務解耦，每次都與不同的專業人士匹配，尋找全局最優解。這樣專業人士，或者説知識工作者的時間都是以碎片化形式和工作任務匹配。這種模式可能最大限度減少失業，並提升生産效率。
醒 客 丨 科技財經作家
價值傳統定義中有使用價值與生産價值的區分，生産價值的一般社會勞動時間是價值的基礎，使用價值是價值落實成價格時的附加要素。
在市場日漸飽和、商業逐漸失去稀缺性，機器製造大規模代替人類勞動的情況下，使用價值僅作為附加要素的定性參與是不夠的，價值基礎應該轉移到可以量化的使用價值，生産價值則只是附加考量。
柏 亮 丨 零壹智庫CEO
首先，AI改變了通脹、就業與收入分配的定義和結構。
比如衡量通脹的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當前各國CPI構成權重略有不同，整體而言，食品+居住佔比45%—55%，教育、文化與娛樂類只佔5%—10%。隨着AI的發展，人們的物質生活佔比將下降，而精神生活佔比將大幅提高，其中教育、文化和娛樂將逐步上升，乃至成為人們消費的主要成分。CPI若要更加真實地反映消費水平，就需要改變權重，算力、網絡、各類AI工具、游戲等方面消費價格，將更大程度地影響CPI，從而影響利率和通脹率。
比如社會分工結構，靈活就業、自由職業、一人公司、數字游民將越來越多，甚至可能成為未來主流的就業形態，當前對就業的統計方式將難以反映真實的就業和失業情況。
同樣，收入和收入分配的定義也正在發生變化。人們在AI虛擬世界的“財産”越來越重要，甚至有可能成為主要的財産構成。收入分配的方式當然也會發生變化。
其次，宏觀政策的框架應該隨之更新。從全球來看，很多宏觀經濟政策的效用已經大打折扣，有的政策甚至已經基本失效，在市場上不會泛起波瀾。
李長華 丨 北京尚參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央企特聘信息化專家
宏觀政策評估框架確實需要更新。在傳統的生産關係中，人既是生産者，也是消費者。在人工智能時代，人工智能也成為生産者，但不是消費者。有一部分人成為非生産者，但都是消費者。人的價值不能僅僅從勞動的角度進行評估。“人口紅利”思維也需要改變。
張其亮 丨 思科大中華區金融行業前首席架構師
工業技術革命的蒸汽機開啟了機器替代人類體力勞動的大時代，而信息技術革命的AI開啟了算力替代人類腦力勞動的大時代。具體到企業，就是工業技術提供的設備替代了人的體力勞動，但是企業的管理還是由人來完成。有了AI之後，企業管理的規則都是由AI來自動生成，管理的目標也從完成企業目標變成了“給每一個參與者提供舒適的微環境，讓其發揮最大作用”，因為AI負責為每一個人量身定制一套規則。至此，如果成功完成“管理替代”，由人負責管理變成了AI來做資源的調度，那麼傳統企業就轉型為平台。
這個轉變與上一輪“作坊”到“企業”的轉型非常類似：作坊裏的工匠，計劃和操作都是工匠一個人負責的；到了企業，泰勒的《科學管理》，首次將計劃從操作者中分離出來，形成單獨的企業管理專業。工業革命基本完成了機器替代體力的任務，而此次信息技術革命，就要完成算力替代管理的重任。
【注：多元觀點，見仁見智，所刊內容為受訪者本人觀點，不代表新華網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