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在甘肅簡牘博物館展廳內參觀（10月25日攝）。
紙張面世之前，古人將竹簡與木牘作為書寫載體，合稱“簡牘”。20世紀初以來，我國出土簡牘數量眾多，僅甘肅境內就出土先秦至魏晉時期簡牘6萬多枚，其中漢簡居多，佔全國出土漢簡總數一半以上。
走進甘肅簡牘博物館，館藏的近4萬枚漢簡記載的內容涵蓋政治經濟、絲路貿易、詔書律令、仁孝之義、情誼往來等，像一部記錄兩千年前漢代絲綢之路的“百科全書”。每一枚簡牘雖然字數有限，但記載的內容生動豐富，讓我們從另一個視角窺見歷史的細節，找尋早已消散於歷史塵煙中的動人故事。
“粱米八斗、直百六十；即（稷）米三石、直四百五十；羊二、直五百……往來過費凡直千四百七十。肩水見吏廿七人，率人五十五。”
1973年出土於甘肅省金塔縣境內漢代肩水金關遺址的漢簡《勞邊使者過界中費》，記錄了朝廷派遣慰問戍邊將士的官員到達肩水候官之後的詳細開支。此次公務接待一共花費1470錢，由27名肩水金關官吏平攤，兩千多年前的古人已經有了“AA制”的習慣。
“元康元年十月壬寅朔甲辰，關嗇夫廣德佐熹敢言之：敦煌壽陵裏趙負趣自言，夫訢為千秋燧長，往遺衣用，以令出關。敢言之。”
出自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的簡牘《敦煌女子趙負送衣記》，將我們帶回公元前65年11月5日。離立冬還有幾天，敦煌壽陵裏一名叫趙負的女子向鄉里提出申請，想為玉門關外戍守的丈夫送去禦寒衣物。
1974年出土的《塞上烽火品約》，共17枚簡冊，描述和記載了長城防禦工事分佈、戍守士卒崗位設置、烽火信息傳遞系統，以及長城戍守官兵的日常生活等，反映了西漢軍事制度的完善與發達。
“這些記載在漢簡上的生動內容正是絲綢之路上萬千故事的日常書寫，見證了絲綢之路繁盛，對研究絲綢之路和中國古代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甘肅簡牘博物館館長朱建軍説。
在甘肅簡牘博物館的“簡述絲路”展廳，2枚珍貴的“里程簡”被陳列在醒目位置。
一枚是1974年出土於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破城子遺址的“居延里程簡”，詳細記載了從漢代都城長安出發至張掖郡20個驛置名稱及間隔里程。
另一枚是1990年出土於敦煌懸泉置遺址的“懸泉里程簡”，記載了河西走廊地區武威郡到敦煌郡12個驛置的詳細信息。
甘肅簡牘博物館整理研究部主任肖從禮説，這兩枚里程簡勾勒出漢代絲綢之路東段、長安至敦煌的具體線路走向和重要節點，實證了絲綢之路的存在及具體走向，助力“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在2014年申遺成功。
甘肅敦煌懸泉置遺址是迄今為止發現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郵驛接待機構，是兩漢絲路繁榮的重要標誌。該遺址出土的簡牘文書逾2.3萬枚，數量龐大、類型豐富。
歷經歲月洗禮，古絲綢之路的輝煌早已淹沒在大漠風沙之下。如今，隨着簡牘文獻系統性整理與研究的深入，曾“沉睡”千年的簡牘帶着歷史的印記走入公眾視野，向人們講述着絲路的故事，帶領我們感受中華文明的深厚內涵與璀璨光芒。
新華社記者 陳斌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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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在甘肅簡牘博物館展廳內參觀（10月25日攝）。
紙張面世之前，古人將竹簡與木牘作為書寫載體，合稱“簡牘”。20世紀初以來，我國出土簡牘數量眾多，僅甘肅境內就出土先秦至魏晉時期簡牘6萬多枚，其中漢簡居多，佔全國出土漢簡總數一半以上。
走進甘肅簡牘博物館，館藏的近4萬枚漢簡記載的內容涵蓋政治經濟、絲路貿易、詔書律令、仁孝之義、情誼往來等，像一部記錄兩千年前漢代絲綢之路的“百科全書”。每一枚簡牘雖然字數有限，但記載的內容生動豐富，讓我們從另一個視角窺見歷史的細節，找尋早已消散於歷史塵煙中的動人故事。
“粱米八斗、直百六十；即（稷）米三石、直四百五十；羊二、直五百……往來過費凡直千四百七十。肩水見吏廿七人，率人五十五。”
1973年出土於甘肅省金塔縣境內漢代肩水金關遺址的漢簡《勞邊使者過界中費》，記錄了朝廷派遣慰問戍邊將士的官員到達肩水候官之後的詳細開支。此次公務接待一共花費1470錢，由27名肩水金關官吏平攤，兩千多年前的古人已經有了“AA制”的習慣。
“元康元年十月壬寅朔甲辰，關嗇夫廣德佐熹敢言之：敦煌壽陵裏趙負趣自言，夫訢為千秋燧長，往遺衣用，以令出關。敢言之。”
出自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的簡牘《敦煌女子趙負送衣記》，將我們帶回公元前65年11月5日。離立冬還有幾天，敦煌壽陵裏一名叫趙負的女子向鄉里提出申請，想為玉門關外戍守的丈夫送去禦寒衣物。
1974年出土的《塞上烽火品約》，共17枚簡冊，描述和記載了長城防禦工事分佈、戍守士卒崗位設置、烽火信息傳遞系統，以及長城戍守官兵的日常生活等，反映了西漢軍事制度的完善與發達。
“這些記載在漢簡上的生動內容正是絲綢之路上萬千故事的日常書寫，見證了絲綢之路繁盛，對研究絲綢之路和中國古代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甘肅簡牘博物館館長朱建軍説。
在甘肅簡牘博物館的“簡述絲路”展廳，2枚珍貴的“里程簡”被陳列在醒目位置。
一枚是1974年出土於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破城子遺址的“居延里程簡”，詳細記載了從漢代都城長安出發至張掖郡20個驛置名稱及間隔里程。
另一枚是1990年出土於敦煌懸泉置遺址的“懸泉里程簡”，記載了河西走廊地區武威郡到敦煌郡12個驛置的詳細信息。
甘肅簡牘博物館整理研究部主任肖從禮説，這兩枚里程簡勾勒出漢代絲綢之路東段、長安至敦煌的具體線路走向和重要節點，實證了絲綢之路的存在及具體走向，助力“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在2014年申遺成功。
甘肅敦煌懸泉置遺址是迄今為止發現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郵驛接待機構，是兩漢絲路繁榮的重要標誌。該遺址出土的簡牘文書逾2.3萬枚，數量龐大、類型豐富。
歷經歲月洗禮，古絲綢之路的輝煌早已淹沒在大漠風沙之下。如今，隨着簡牘文獻系統性整理與研究的深入，曾“沉睡”千年的簡牘帶着歷史的印記走入公眾視野，向人們講述着絲路的故事，帶領我們感受中華文明的深厚內涵與璀璨光芒。
新華社記者 陳斌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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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簡牘博物館科技保護部文物庫房管理員進行日常檢查（10月26日攝）。
紙張面世之前，古人將竹簡與木牘作為書寫載體，合稱“簡牘”。20世紀初以來，我國出土簡牘數量眾多，僅甘肅境內就出土先秦至魏晉時期簡牘6萬多枚，其中漢簡居多，佔全國出土漢簡總數一半以上。
走進甘肅簡牘博物館，館藏的近4萬枚漢簡記載的內容涵蓋政治經濟、絲路貿易、詔書律令、仁孝之義、情誼往來等，像一部記錄兩千年前漢代絲綢之路的“百科全書”。每一枚簡牘雖然字數有限，但記載的內容生動豐富，讓我們從另一個視角窺見歷史的細節，找尋早已消散於歷史塵煙中的動人故事。
“粱米八斗、直百六十；即（稷）米三石、直四百五十；羊二、直五百……往來過費凡直千四百七十。肩水見吏廿七人，率人五十五。”
1973年出土於甘肅省金塔縣境內漢代肩水金關遺址的漢簡《勞邊使者過界中費》，記錄了朝廷派遣慰問戍邊將士的官員到達肩水候官之後的詳細開支。此次公務接待一共花費1470錢，由27名肩水金關官吏平攤，兩千多年前的古人已經有了“AA制”的習慣。
“元康元年十月壬寅朔甲辰，關嗇夫廣德佐熹敢言之：敦煌壽陵裏趙負趣自言，夫訢為千秋燧長，往遺衣用，以令出關。敢言之。”
出自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的簡牘《敦煌女子趙負送衣記》，將我們帶回公元前65年11月5日。離立冬還有幾天，敦煌壽陵裏一名叫趙負的女子向鄉里提出申請，想為玉門關外戍守的丈夫送去禦寒衣物。
1974年出土的《塞上烽火品約》，共17枚簡冊，描述和記載了長城防禦工事分佈、戍守士卒崗位設置、烽火信息傳遞系統，以及長城戍守官兵的日常生活等，反映了西漢軍事制度的完善與發達。
“這些記載在漢簡上的生動內容正是絲綢之路上萬千故事的日常書寫，見證了絲綢之路繁盛，對研究絲綢之路和中國古代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甘肅簡牘博物館館長朱建軍説。
在甘肅簡牘博物館的“簡述絲路”展廳，2枚珍貴的“里程簡”被陳列在醒目位置。
一枚是1974年出土於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破城子遺址的“居延里程簡”，詳細記載了從漢代都城長安出發至張掖郡20個驛置名稱及間隔里程。
另一枚是1990年出土於敦煌懸泉置遺址的“懸泉里程簡”，記載了河西走廊地區武威郡到敦煌郡12個驛置的詳細信息。
甘肅簡牘博物館整理研究部主任肖從禮説，這兩枚里程簡勾勒出漢代絲綢之路東段、長安至敦煌的具體線路走向和重要節點，實證了絲綢之路的存在及具體走向，助力“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在2014年申遺成功。
甘肅敦煌懸泉置遺址是迄今為止發現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郵驛接待機構，是兩漢絲路繁榮的重要標誌。該遺址出土的簡牘文書逾2.3萬枚，數量龐大、類型豐富。
歷經歲月洗禮，古絲綢之路的輝煌早已淹沒在大漠風沙之下。如今，隨着簡牘文獻系統性整理與研究的深入，曾“沉睡”千年的簡牘帶着歷史的印記走入公眾視野，向人們講述着絲路的故事，帶領我們感受中華文明的深厚內涵與璀璨光芒。
新華社記者 陳斌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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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版照片：漢簡《勞邊使者過界中費》（左圖）和《敦煌女子趙負送衣記》。
紙張面世之前，古人將竹簡與木牘作為書寫載體，合稱“簡牘”。20世紀初以來，我國出土簡牘數量眾多，僅甘肅境內就出土先秦至魏晉時期簡牘6萬多枚，其中漢簡居多，佔全國出土漢簡總數一半以上。
走進甘肅簡牘博物館，館藏的近4萬枚漢簡記載的內容涵蓋政治經濟、絲路貿易、詔書律令、仁孝之義、情誼往來等，像一部記錄兩千年前漢代絲綢之路的“百科全書”。每一枚簡牘雖然字數有限，但記載的內容生動豐富，讓我們從另一個視角窺見歷史的細節，找尋早已消散於歷史塵煙中的動人故事。
“粱米八斗、直百六十；即（稷）米三石、直四百五十；羊二、直五百……往來過費凡直千四百七十。肩水見吏廿七人，率人五十五。”
1973年出土於甘肅省金塔縣境內漢代肩水金關遺址的漢簡《勞邊使者過界中費》，記錄了朝廷派遣慰問戍邊將士的官員到達肩水候官之後的詳細開支。此次公務接待一共花費1470錢，由27名肩水金關官吏平攤，兩千多年前的古人已經有了“AA制”的習慣。
“元康元年十月壬寅朔甲辰，關嗇夫廣德佐熹敢言之：敦煌壽陵裏趙負趣自言，夫訢為千秋燧長，往遺衣用，以令出關。敢言之。”
出自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的簡牘《敦煌女子趙負送衣記》，將我們帶回公元前65年11月5日。離立冬還有幾天，敦煌壽陵裏一名叫趙負的女子向鄉里提出申請，想為玉門關外戍守的丈夫送去禦寒衣物。
1974年出土的《塞上烽火品約》，共17枚簡冊，描述和記載了長城防禦工事分佈、戍守士卒崗位設置、烽火信息傳遞系統，以及長城戍守官兵的日常生活等，反映了西漢軍事制度的完善與發達。
“這些記載在漢簡上的生動內容正是絲綢之路上萬千故事的日常書寫，見證了絲綢之路繁盛，對研究絲綢之路和中國古代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甘肅簡牘博物館館長朱建軍説。
在甘肅簡牘博物館的“簡述絲路”展廳，2枚珍貴的“里程簡”被陳列在醒目位置。
一枚是1974年出土於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破城子遺址的“居延里程簡”，詳細記載了從漢代都城長安出發至張掖郡20個驛置名稱及間隔里程。
另一枚是1990年出土於敦煌懸泉置遺址的“懸泉里程簡”，記載了河西走廊地區武威郡到敦煌郡12個驛置的詳細信息。
甘肅簡牘博物館整理研究部主任肖從禮説，這兩枚里程簡勾勒出漢代絲綢之路東段、長安至敦煌的具體線路走向和重要節點，實證了絲綢之路的存在及具體走向，助力“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在2014年申遺成功。
甘肅敦煌懸泉置遺址是迄今為止發現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郵驛接待機構，是兩漢絲路繁榮的重要標誌。該遺址出土的簡牘文書逾2.3萬枚，數量龐大、類型豐富。
歷經歲月洗禮，古絲綢之路的輝煌早已淹沒在大漠風沙之下。如今，隨着簡牘文獻系統性整理與研究的深入，曾“沉睡”千年的簡牘帶着歷史的印記走入公眾視野，向人們講述着絲路的故事，帶領我們感受中華文明的深厚內涵與璀璨光芒。
新華社發（甘肅簡牘博物館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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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簡《塞上烽火品約》。簡牘中寫道，如果匈奴人白天入侵殄北塞，舉起兩個蓬，同時點燃一堆積薪；晚上入侵，則點燃一堆積薪，同時在烽燧周圍的堠墻上點燃苣火，直到天明不準熄滅。
紙張面世之前，古人將竹簡與木牘作為書寫載體，合稱“簡牘”。20世紀初以來，我國出土簡牘數量眾多，僅甘肅境內就出土先秦至魏晉時期簡牘6萬多枚，其中漢簡居多，佔全國出土漢簡總數一半以上。
走進甘肅簡牘博物館，館藏的近4萬枚漢簡記載的內容涵蓋政治經濟、絲路貿易、詔書律令、仁孝之義、情誼往來等，像一部記錄兩千年前漢代絲綢之路的“百科全書”。每一枚簡牘雖然字數有限，但記載的內容生動豐富，讓我們從另一個視角窺見歷史的細節，找尋早已消散於歷史塵煙中的動人故事。
“粱米八斗、直百六十；即（稷）米三石、直四百五十；羊二、直五百……往來過費凡直千四百七十。肩水見吏廿七人，率人五十五。”
1973年出土於甘肅省金塔縣境內漢代肩水金關遺址的漢簡《勞邊使者過界中費》，記錄了朝廷派遣慰問戍邊將士的官員到達肩水候官之後的詳細開支。此次公務接待一共花費1470錢，由27名肩水金關官吏平攤，兩千多年前的古人已經有了“AA制”的習慣。
“元康元年十月壬寅朔甲辰，關嗇夫廣德佐熹敢言之：敦煌壽陵裏趙負趣自言，夫訢為千秋燧長，往遺衣用，以令出關。敢言之。”
出自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的簡牘《敦煌女子趙負送衣記》，將我們帶回公元前65年11月5日。離立冬還有幾天，敦煌壽陵裏一名叫趙負的女子向鄉里提出申請，想為玉門關外戍守的丈夫送去禦寒衣物。
1974年出土的《塞上烽火品約》，共17枚簡冊，描述和記載了長城防禦工事分佈、戍守士卒崗位設置、烽火信息傳遞系統，以及長城戍守官兵的日常生活等，反映了西漢軍事制度的完善與發達。
“這些記載在漢簡上的生動內容正是絲綢之路上萬千故事的日常書寫，見證了絲綢之路繁盛，對研究絲綢之路和中國古代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甘肅簡牘博物館館長朱建軍説。
在甘肅簡牘博物館的“簡述絲路”展廳，2枚珍貴的“里程簡”被陳列在醒目位置。
一枚是1974年出土於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破城子遺址的“居延里程簡”，詳細記載了從漢代都城長安出發至張掖郡20個驛置名稱及間隔里程。
另一枚是1990年出土於敦煌懸泉置遺址的“懸泉里程簡”，記載了河西走廊地區武威郡到敦煌郡12個驛置的詳細信息。
甘肅簡牘博物館整理研究部主任肖從禮説，這兩枚里程簡勾勒出漢代絲綢之路東段、長安至敦煌的具體線路走向和重要節點，實證了絲綢之路的存在及具體走向，助力“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在2014年申遺成功。
甘肅敦煌懸泉置遺址是迄今為止發現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郵驛接待機構，是兩漢絲路繁榮的重要標誌。該遺址出土的簡牘文書逾2.3萬枚，數量龐大、類型豐富。
歷經歲月洗禮，古絲綢之路的輝煌早已淹沒在大漠風沙之下。如今，隨着簡牘文獻系統性整理與研究的深入，曾“沉睡”千年的簡牘帶着歷史的印記走入公眾視野，向人們講述着絲路的故事，帶領我們感受中華文明的深厚內涵與璀璨光芒。
新華社發（甘肅簡牘博物館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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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版照片：漢簡《居延里程簡》（左圖）和《懸泉里程簡》。
紙張面世之前，古人將竹簡與木牘作為書寫載體，合稱“簡牘”。20世紀初以來，我國出土簡牘數量眾多，僅甘肅境內就出土先秦至魏晉時期簡牘6萬多枚，其中漢簡居多，佔全國出土漢簡總數一半以上。
走進甘肅簡牘博物館，館藏的近4萬枚漢簡記載的內容涵蓋政治經濟、絲路貿易、詔書律令、仁孝之義、情誼往來等，像一部記錄兩千年前漢代絲綢之路的“百科全書”。每一枚簡牘雖然字數有限，但記載的內容生動豐富，讓我們從另一個視角窺見歷史的細節，找尋早已消散於歷史塵煙中的動人故事。
“粱米八斗、直百六十；即（稷）米三石、直四百五十；羊二、直五百……往來過費凡直千四百七十。肩水見吏廿七人，率人五十五。”
1973年出土於甘肅省金塔縣境內漢代肩水金關遺址的漢簡《勞邊使者過界中費》，記錄了朝廷派遣慰問戍邊將士的官員到達肩水候官之後的詳細開支。此次公務接待一共花費1470錢，由27名肩水金關官吏平攤，兩千多年前的古人已經有了“AA制”的習慣。
“元康元年十月壬寅朔甲辰，關嗇夫廣德佐熹敢言之：敦煌壽陵裏趙負趣自言，夫訢為千秋燧長，往遺衣用，以令出關。敢言之。”
出自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的簡牘《敦煌女子趙負送衣記》，將我們帶回公元前65年11月5日。離立冬還有幾天，敦煌壽陵裏一名叫趙負的女子向鄉里提出申請，想為玉門關外戍守的丈夫送去禦寒衣物。
1974年出土的《塞上烽火品約》，共17枚簡冊，描述和記載了長城防禦工事分佈、戍守士卒崗位設置、烽火信息傳遞系統，以及長城戍守官兵的日常生活等，反映了西漢軍事制度的完善與發達。
“這些記載在漢簡上的生動內容正是絲綢之路上萬千故事的日常書寫，見證了絲綢之路繁盛，對研究絲綢之路和中國古代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甘肅簡牘博物館館長朱建軍説。
在甘肅簡牘博物館的“簡述絲路”展廳，2枚珍貴的“里程簡”被陳列在醒目位置。
一枚是1974年出土於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破城子遺址的“居延里程簡”，詳細記載了從漢代都城長安出發至張掖郡20個驛置名稱及間隔里程。
另一枚是1990年出土於敦煌懸泉置遺址的“懸泉里程簡”，記載了河西走廊地區武威郡到敦煌郡12個驛置的詳細信息。
甘肅簡牘博物館整理研究部主任肖從禮説，這兩枚里程簡勾勒出漢代絲綢之路東段、長安至敦煌的具體線路走向和重要節點，實證了絲綢之路的存在及具體走向，助力“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在2014年申遺成功。
甘肅敦煌懸泉置遺址是迄今為止發現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郵驛接待機構，是兩漢絲路繁榮的重要標誌。該遺址出土的簡牘文書逾2.3萬枚，數量龐大、類型豐富。
歷經歲月洗禮，古絲綢之路的輝煌早已淹沒在大漠風沙之下。如今，隨着簡牘文獻系統性整理與研究的深入，曾“沉睡”千年的簡牘帶着歷史的印記走入公眾視野，向人們講述着絲路的故事，帶領我們感受中華文明的深厚內涵與璀璨光芒。
新華社發（甘肅簡牘博物館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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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牘《過長羅侯費用簿》。此簡記錄了公元前61年，長羅侯使團出使烏孫時，一行384人在懸泉置受到接待時，使團人員和接待開銷等情況。
紙張面世之前，古人將竹簡與木牘作為書寫載體，合稱“簡牘”。20世紀初以來，我國出土簡牘數量眾多，僅甘肅境內就出土先秦至魏晉時期簡牘6萬多枚，其中漢簡居多，佔全國出土漢簡總數一半以上。
走進甘肅簡牘博物館，館藏的近4萬枚漢簡記載的內容涵蓋政治經濟、絲路貿易、詔書律令、仁孝之義、情誼往來等，像一部記錄兩千年前漢代絲綢之路的“百科全書”。每一枚簡牘雖然字數有限，但記載的內容生動豐富，讓我們從另一個視角窺見歷史的細節，找尋早已消散於歷史塵煙中的動人故事。
“粱米八斗、直百六十；即（稷）米三石、直四百五十；羊二、直五百……往來過費凡直千四百七十。肩水見吏廿七人，率人五十五。”
1973年出土於甘肅省金塔縣境內漢代肩水金關遺址的漢簡《勞邊使者過界中費》，記錄了朝廷派遣慰問戍邊將士的官員到達肩水候官之後的詳細開支。此次公務接待一共花費1470錢，由27名肩水金關官吏平攤，兩千多年前的古人已經有了“AA制”的習慣。
“元康元年十月壬寅朔甲辰，關嗇夫廣德佐熹敢言之：敦煌壽陵裏趙負趣自言，夫訢為千秋燧長，往遺衣用，以令出關。敢言之。”
出自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的簡牘《敦煌女子趙負送衣記》，將我們帶回公元前65年11月5日。離立冬還有幾天，敦煌壽陵裏一名叫趙負的女子向鄉里提出申請，想為玉門關外戍守的丈夫送去禦寒衣物。
1974年出土的《塞上烽火品約》，共17枚簡冊，描述和記載了長城防禦工事分佈、戍守士卒崗位設置、烽火信息傳遞系統，以及長城戍守官兵的日常生活等，反映了西漢軍事制度的完善與發達。
“這些記載在漢簡上的生動內容正是絲綢之路上萬千故事的日常書寫，見證了絲綢之路繁盛，對研究絲綢之路和中國古代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甘肅簡牘博物館館長朱建軍説。
在甘肅簡牘博物館的“簡述絲路”展廳，2枚珍貴的“里程簡”被陳列在醒目位置。
一枚是1974年出土於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破城子遺址的“居延里程簡”，詳細記載了從漢代都城長安出發至張掖郡20個驛置名稱及間隔里程。
另一枚是1990年出土於敦煌懸泉置遺址的“懸泉里程簡”，記載了河西走廊地區武威郡到敦煌郡12個驛置的詳細信息。
甘肅簡牘博物館整理研究部主任肖從禮説，這兩枚里程簡勾勒出漢代絲綢之路東段、長安至敦煌的具體線路走向和重要節點，實證了絲綢之路的存在及具體走向，助力“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在2014年申遺成功。
甘肅敦煌懸泉置遺址是迄今為止發現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郵驛接待機構，是兩漢絲路繁榮的重要標誌。該遺址出土的簡牘文書逾2.3萬枚，數量龐大、類型豐富。
歷經歲月洗禮，古絲綢之路的輝煌早已淹沒在大漠風沙之下。如今，隨着簡牘文獻系統性整理與研究的深入，曾“沉睡”千年的簡牘帶着歷史的印記走入公眾視野，向人們講述着絲路的故事，帶領我們感受中華文明的深厚內涵與璀璨光芒。
新華社發（甘肅簡牘博物館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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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簡《康居王使者冊》。此簡記載了西域康居國使者前來“進貢”駱駝，抵達敦煌遇到不公後反映問題，朝廷受理解決的經過。
紙張面世之前，古人將竹簡與木牘作為書寫載體，合稱“簡牘”。20世紀初以來，我國出土簡牘數量眾多，僅甘肅境內就出土先秦至魏晉時期簡牘6萬多枚，其中漢簡居多，佔全國出土漢簡總數一半以上。
走進甘肅簡牘博物館，館藏的近4萬枚漢簡記載的內容涵蓋政治經濟、絲路貿易、詔書律令、仁孝之義、情誼往來等，像一部記錄兩千年前漢代絲綢之路的“百科全書”。每一枚簡牘雖然字數有限，但記載的內容生動豐富，讓我們從另一個視角窺見歷史的細節，找尋早已消散於歷史塵煙中的動人故事。
“粱米八斗、直百六十；即（稷）米三石、直四百五十；羊二、直五百……往來過費凡直千四百七十。肩水見吏廿七人，率人五十五。”
1973年出土於甘肅省金塔縣境內漢代肩水金關遺址的漢簡《勞邊使者過界中費》，記錄了朝廷派遣慰問戍邊將士的官員到達肩水候官之後的詳細開支。此次公務接待一共花費1470錢，由27名肩水金關官吏平攤，兩千多年前的古人已經有了“AA制”的習慣。
“元康元年十月壬寅朔甲辰，關嗇夫廣德佐熹敢言之：敦煌壽陵裏趙負趣自言，夫訢為千秋燧長，往遺衣用，以令出關。敢言之。”
出自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的簡牘《敦煌女子趙負送衣記》，將我們帶回公元前65年11月5日。離立冬還有幾天，敦煌壽陵裏一名叫趙負的女子向鄉里提出申請，想為玉門關外戍守的丈夫送去禦寒衣物。
1974年出土的《塞上烽火品約》，共17枚簡冊，描述和記載了長城防禦工事分佈、戍守士卒崗位設置、烽火信息傳遞系統，以及長城戍守官兵的日常生活等，反映了西漢軍事制度的完善與發達。
“這些記載在漢簡上的生動內容正是絲綢之路上萬千故事的日常書寫，見證了絲綢之路繁盛，對研究絲綢之路和中國古代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甘肅簡牘博物館館長朱建軍説。
在甘肅簡牘博物館的“簡述絲路”展廳，2枚珍貴的“里程簡”被陳列在醒目位置。
一枚是1974年出土於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破城子遺址的“居延里程簡”，詳細記載了從漢代都城長安出發至張掖郡20個驛置名稱及間隔里程。
另一枚是1990年出土於敦煌懸泉置遺址的“懸泉里程簡”，記載了河西走廊地區武威郡到敦煌郡12個驛置的詳細信息。
甘肅簡牘博物館整理研究部主任肖從禮説，這兩枚里程簡勾勒出漢代絲綢之路東段、長安至敦煌的具體線路走向和重要節點，實證了絲綢之路的存在及具體走向，助力“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在2014年申遺成功。
甘肅敦煌懸泉置遺址是迄今為止發現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郵驛接待機構，是兩漢絲路繁榮的重要標誌。該遺址出土的簡牘文書逾2.3萬枚，數量龐大、類型豐富。
歷經歲月洗禮，古絲綢之路的輝煌早已淹沒在大漠風沙之下。如今，隨着簡牘文獻系統性整理與研究的深入，曾“沉睡”千年的簡牘帶着歷史的印記走入公眾視野，向人們講述着絲路的故事，帶領我們感受中華文明的深厚內涵與璀璨光芒。
新華社發（甘肅簡牘博物館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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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簡《相利善弊劍冊》。此簡在書法上有很高造詣，內容主要是辨識寶劍的標準和方法，為後人留下鑒定刀劍的重要知識與技術指導。
紙張面世之前，古人將竹簡與木牘作為書寫載體，合稱“簡牘”。20世紀初以來，我國出土簡牘數量眾多，僅甘肅境內就出土先秦至魏晉時期簡牘6萬多枚，其中漢簡居多，佔全國出土漢簡總數一半以上。
走進甘肅簡牘博物館，館藏的近4萬枚漢簡記載的內容涵蓋政治經濟、絲路貿易、詔書律令、仁孝之義、情誼往來等，像一部記錄兩千年前漢代絲綢之路的“百科全書”。每一枚簡牘雖然字數有限，但記載的內容生動豐富，讓我們從另一個視角窺見歷史的細節，找尋早已消散於歷史塵煙中的動人故事。
“粱米八斗、直百六十；即（稷）米三石、直四百五十；羊二、直五百……往來過費凡直千四百七十。肩水見吏廿七人，率人五十五。”
1973年出土於甘肅省金塔縣境內漢代肩水金關遺址的漢簡《勞邊使者過界中費》，記錄了朝廷派遣慰問戍邊將士的官員到達肩水候官之後的詳細開支。此次公務接待一共花費1470錢，由27名肩水金關官吏平攤，兩千多年前的古人已經有了“AA制”的習慣。
“元康元年十月壬寅朔甲辰，關嗇夫廣德佐熹敢言之：敦煌壽陵裏趙負趣自言，夫訢為千秋燧長，往遺衣用，以令出關。敢言之。”
出自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的簡牘《敦煌女子趙負送衣記》，將我們帶回公元前65年11月5日。離立冬還有幾天，敦煌壽陵裏一名叫趙負的女子向鄉里提出申請，想為玉門關外戍守的丈夫送去禦寒衣物。
1974年出土的《塞上烽火品約》，共17枚簡冊，描述和記載了長城防禦工事分佈、戍守士卒崗位設置、烽火信息傳遞系統，以及長城戍守官兵的日常生活等，反映了西漢軍事制度的完善與發達。
“這些記載在漢簡上的生動內容正是絲綢之路上萬千故事的日常書寫，見證了絲綢之路繁盛，對研究絲綢之路和中國古代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甘肅簡牘博物館館長朱建軍説。
在甘肅簡牘博物館的“簡述絲路”展廳，2枚珍貴的“里程簡”被陳列在醒目位置。
一枚是1974年出土於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破城子遺址的“居延里程簡”，詳細記載了從漢代都城長安出發至張掖郡20個驛置名稱及間隔里程。
另一枚是1990年出土於敦煌懸泉置遺址的“懸泉里程簡”，記載了河西走廊地區武威郡到敦煌郡12個驛置的詳細信息。
甘肅簡牘博物館整理研究部主任肖從禮説，這兩枚里程簡勾勒出漢代絲綢之路東段、長安至敦煌的具體線路走向和重要節點，實證了絲綢之路的存在及具體走向，助力“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在2014年申遺成功。
甘肅敦煌懸泉置遺址是迄今為止發現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郵驛接待機構，是兩漢絲路繁榮的重要標誌。該遺址出土的簡牘文書逾2.3萬枚，數量龐大、類型豐富。
歷經歲月洗禮，古絲綢之路的輝煌早已淹沒在大漠風沙之下。如今，隨着簡牘文獻系統性整理與研究的深入，曾“沉睡”千年的簡牘帶着歷史的印記走入公眾視野，向人們講述着絲路的故事，帶領我們感受中華文明的深厚內涵與璀璨光芒。
新華社發（甘肅簡牘博物館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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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簡《甘露二年丞相御史書》。此簡是一件由朝廷丞相御史府共同簽署的通緝令，這是迄今為止我國發現的最早的一篇通緝令。
紙張面世之前，古人將竹簡與木牘作為書寫載體，合稱“簡牘”。20世紀初以來，我國出土簡牘數量眾多，僅甘肅境內就出土先秦至魏晉時期簡牘6萬多枚，其中漢簡居多，佔全國出土漢簡總數一半以上。
走進甘肅簡牘博物館，館藏的近4萬枚漢簡記載的內容涵蓋政治經濟、絲路貿易、詔書律令、仁孝之義、情誼往來等，像一部記錄兩千年前漢代絲綢之路的“百科全書”。每一枚簡牘雖然字數有限，但記載的內容生動豐富，讓我們從另一個視角窺見歷史的細節，找尋早已消散於歷史塵煙中的動人故事。
“粱米八斗、直百六十；即（稷）米三石、直四百五十；羊二、直五百……往來過費凡直千四百七十。肩水見吏廿七人，率人五十五。”
1973年出土於甘肅省金塔縣境內漢代肩水金關遺址的漢簡《勞邊使者過界中費》，記錄了朝廷派遣慰問戍邊將士的官員到達肩水候官之後的詳細開支。此次公務接待一共花費1470錢，由27名肩水金關官吏平攤，兩千多年前的古人已經有了“AA制”的習慣。
“元康元年十月壬寅朔甲辰，關嗇夫廣德佐熹敢言之：敦煌壽陵裏趙負趣自言，夫訢為千秋燧長，往遺衣用，以令出關。敢言之。”
出自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的簡牘《敦煌女子趙負送衣記》，將我們帶回公元前65年11月5日。離立冬還有幾天，敦煌壽陵裏一名叫趙負的女子向鄉里提出申請，想為玉門關外戍守的丈夫送去禦寒衣物。
1974年出土的《塞上烽火品約》，共17枚簡冊，描述和記載了長城防禦工事分佈、戍守士卒崗位設置、烽火信息傳遞系統，以及長城戍守官兵的日常生活等，反映了西漢軍事制度的完善與發達。
“這些記載在漢簡上的生動內容正是絲綢之路上萬千故事的日常書寫，見證了絲綢之路繁盛，對研究絲綢之路和中國古代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甘肅簡牘博物館館長朱建軍説。
在甘肅簡牘博物館的“簡述絲路”展廳，2枚珍貴的“里程簡”被陳列在醒目位置。
一枚是1974年出土於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破城子遺址的“居延里程簡”，詳細記載了從漢代都城長安出發至張掖郡20個驛置名稱及間隔里程。
另一枚是1990年出土於敦煌懸泉置遺址的“懸泉里程簡”，記載了河西走廊地區武威郡到敦煌郡12個驛置的詳細信息。
甘肅簡牘博物館整理研究部主任肖從禮説，這兩枚里程簡勾勒出漢代絲綢之路東段、長安至敦煌的具體線路走向和重要節點，實證了絲綢之路的存在及具體走向，助力“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在2014年申遺成功。
甘肅敦煌懸泉置遺址是迄今為止發現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郵驛接待機構，是兩漢絲路繁榮的重要標誌。該遺址出土的簡牘文書逾2.3萬枚，數量龐大、類型豐富。
歷經歲月洗禮，古絲綢之路的輝煌早已淹沒在大漠風沙之下。如今，隨着簡牘文獻系統性整理與研究的深入，曾“沉睡”千年的簡牘帶着歷史的印記走入公眾視野，向人們講述着絲路的故事，帶領我們感受中華文明的深厚內涵與璀璨光芒。
新華社發（甘肅簡牘博物館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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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簡牘博物館科技保護部文物庫房管理員楊升（右）和同事常曉麗在整理登記簡牘信息（10月26日攝）。
紙張面世之前，古人將竹簡與木牘作為書寫載體，合稱“簡牘”。20世紀初以來，我國出土簡牘數量眾多，僅甘肅境內就出土先秦至魏晉時期簡牘6萬多枚，其中漢簡居多，佔全國出土漢簡總數一半以上。
走進甘肅簡牘博物館，館藏的近4萬枚漢簡記載的內容涵蓋政治經濟、絲路貿易、詔書律令、仁孝之義、情誼往來等，像一部記錄兩千年前漢代絲綢之路的“百科全書”。每一枚簡牘雖然字數有限，但記載的內容生動豐富，讓我們從另一個視角窺見歷史的細節，找尋早已消散於歷史塵煙中的動人故事。
“粱米八斗、直百六十；即（稷）米三石、直四百五十；羊二、直五百……往來過費凡直千四百七十。肩水見吏廿七人，率人五十五。”
1973年出土於甘肅省金塔縣境內漢代肩水金關遺址的漢簡《勞邊使者過界中費》，記錄了朝廷派遣慰問戍邊將士的官員到達肩水候官之後的詳細開支。此次公務接待一共花費1470錢，由27名肩水金關官吏平攤，兩千多年前的古人已經有了“AA制”的習慣。
“元康元年十月壬寅朔甲辰，關嗇夫廣德佐熹敢言之：敦煌壽陵裏趙負趣自言，夫訢為千秋燧長，往遺衣用，以令出關。敢言之。”
出自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的簡牘《敦煌女子趙負送衣記》，將我們帶回公元前65年11月5日。離立冬還有幾天，敦煌壽陵裏一名叫趙負的女子向鄉里提出申請，想為玉門關外戍守的丈夫送去禦寒衣物。
1974年出土的《塞上烽火品約》，共17枚簡冊，描述和記載了長城防禦工事分佈、戍守士卒崗位設置、烽火信息傳遞系統，以及長城戍守官兵的日常生活等，反映了西漢軍事制度的完善與發達。
“這些記載在漢簡上的生動內容正是絲綢之路上萬千故事的日常書寫，見證了絲綢之路繁盛，對研究絲綢之路和中國古代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甘肅簡牘博物館館長朱建軍説。
在甘肅簡牘博物館的“簡述絲路”展廳，2枚珍貴的“里程簡”被陳列在醒目位置。
一枚是1974年出土於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破城子遺址的“居延里程簡”，詳細記載了從漢代都城長安出發至張掖郡20個驛置名稱及間隔里程。
另一枚是1990年出土於敦煌懸泉置遺址的“懸泉里程簡”，記載了河西走廊地區武威郡到敦煌郡12個驛置的詳細信息。
甘肅簡牘博物館整理研究部主任肖從禮説，這兩枚里程簡勾勒出漢代絲綢之路東段、長安至敦煌的具體線路走向和重要節點，實證了絲綢之路的存在及具體走向，助力“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在2014年申遺成功。
甘肅敦煌懸泉置遺址是迄今為止發現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郵驛接待機構，是兩漢絲路繁榮的重要標誌。該遺址出土的簡牘文書逾2.3萬枚，數量龐大、類型豐富。
歷經歲月洗禮，古絲綢之路的輝煌早已淹沒在大漠風沙之下。如今，隨着簡牘文獻系統性整理與研究的深入，曾“沉睡”千年的簡牘帶着歷史的印記走入公眾視野，向人們講述着絲路的故事，帶領我們感受中華文明的深厚內涵與璀璨光芒。
新華社記者 陳斌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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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簡牘博物館科技保護部文物庫房管理員楊升在文物庫房內查看簡牘保存情況（10月26日攝）。
紙張面世之前，古人將竹簡與木牘作為書寫載體，合稱“簡牘”。20世紀初以來，我國出土簡牘數量眾多，僅甘肅境內就出土先秦至魏晉時期簡牘6萬多枚，其中漢簡居多，佔全國出土漢簡總數一半以上。
走進甘肅簡牘博物館，館藏的近4萬枚漢簡記載的內容涵蓋政治經濟、絲路貿易、詔書律令、仁孝之義、情誼往來等，像一部記錄兩千年前漢代絲綢之路的“百科全書”。每一枚簡牘雖然字數有限，但記載的內容生動豐富，讓我們從另一個視角窺見歷史的細節，找尋早已消散於歷史塵煙中的動人故事。
“粱米八斗、直百六十；即（稷）米三石、直四百五十；羊二、直五百……往來過費凡直千四百七十。肩水見吏廿七人，率人五十五。”
1973年出土於甘肅省金塔縣境內漢代肩水金關遺址的漢簡《勞邊使者過界中費》，記錄了朝廷派遣慰問戍邊將士的官員到達肩水候官之後的詳細開支。此次公務接待一共花費1470錢，由27名肩水金關官吏平攤，兩千多年前的古人已經有了“AA制”的習慣。
“元康元年十月壬寅朔甲辰，關嗇夫廣德佐熹敢言之：敦煌壽陵裏趙負趣自言，夫訢為千秋燧長，往遺衣用，以令出關。敢言之。”
出自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的簡牘《敦煌女子趙負送衣記》，將我們帶回公元前65年11月5日。離立冬還有幾天，敦煌壽陵裏一名叫趙負的女子向鄉里提出申請，想為玉門關外戍守的丈夫送去禦寒衣物。
1974年出土的《塞上烽火品約》，共17枚簡冊，描述和記載了長城防禦工事分佈、戍守士卒崗位設置、烽火信息傳遞系統，以及長城戍守官兵的日常生活等，反映了西漢軍事制度的完善與發達。
“這些記載在漢簡上的生動內容正是絲綢之路上萬千故事的日常書寫，見證了絲綢之路繁盛，對研究絲綢之路和中國古代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甘肅簡牘博物館館長朱建軍説。
在甘肅簡牘博物館的“簡述絲路”展廳，2枚珍貴的“里程簡”被陳列在醒目位置。
一枚是1974年出土於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破城子遺址的“居延里程簡”，詳細記載了從漢代都城長安出發至張掖郡20個驛置名稱及間隔里程。
另一枚是1990年出土於敦煌懸泉置遺址的“懸泉里程簡”，記載了河西走廊地區武威郡到敦煌郡12個驛置的詳細信息。
甘肅簡牘博物館整理研究部主任肖從禮説，這兩枚里程簡勾勒出漢代絲綢之路東段、長安至敦煌的具體線路走向和重要節點，實證了絲綢之路的存在及具體走向，助力“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在2014年申遺成功。
甘肅敦煌懸泉置遺址是迄今為止發現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郵驛接待機構，是兩漢絲路繁榮的重要標誌。該遺址出土的簡牘文書逾2.3萬枚，數量龐大、類型豐富。
歷經歲月洗禮，古絲綢之路的輝煌早已淹沒在大漠風沙之下。如今，隨着簡牘文獻系統性整理與研究的深入，曾“沉睡”千年的簡牘帶着歷史的印記走入公眾視野，向人們講述着絲路的故事，帶領我們感受中華文明的深厚內涵與璀璨光芒。
新華社記者 陳斌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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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文博服務中心文物修復師李媛在清理待修復的簡牘（10月26日攝）。
紙張面世之前，古人將竹簡與木牘作為書寫載體，合稱“簡牘”。20世紀初以來，我國出土簡牘數量眾多，僅甘肅境內就出土先秦至魏晉時期簡牘6萬多枚，其中漢簡居多，佔全國出土漢簡總數一半以上。
走進甘肅簡牘博物館，館藏的近4萬枚漢簡記載的內容涵蓋政治經濟、絲路貿易、詔書律令、仁孝之義、情誼往來等，像一部記錄兩千年前漢代絲綢之路的“百科全書”。每一枚簡牘雖然字數有限，但記載的內容生動豐富，讓我們從另一個視角窺見歷史的細節，找尋早已消散於歷史塵煙中的動人故事。
“粱米八斗、直百六十；即（稷）米三石、直四百五十；羊二、直五百……往來過費凡直千四百七十。肩水見吏廿七人，率人五十五。”
1973年出土於甘肅省金塔縣境內漢代肩水金關遺址的漢簡《勞邊使者過界中費》，記錄了朝廷派遣慰問戍邊將士的官員到達肩水候官之後的詳細開支。此次公務接待一共花費1470錢，由27名肩水金關官吏平攤，兩千多年前的古人已經有了“AA制”的習慣。
“元康元年十月壬寅朔甲辰，關嗇夫廣德佐熹敢言之：敦煌壽陵裏趙負趣自言，夫訢為千秋燧長，往遺衣用，以令出關。敢言之。”
出自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的簡牘《敦煌女子趙負送衣記》，將我們帶回公元前65年11月5日。離立冬還有幾天，敦煌壽陵裏一名叫趙負的女子向鄉里提出申請，想為玉門關外戍守的丈夫送去禦寒衣物。
1974年出土的《塞上烽火品約》，共17枚簡冊，描述和記載了長城防禦工事分佈、戍守士卒崗位設置、烽火信息傳遞系統，以及長城戍守官兵的日常生活等，反映了西漢軍事制度的完善與發達。
“這些記載在漢簡上的生動內容正是絲綢之路上萬千故事的日常書寫，見證了絲綢之路繁盛，對研究絲綢之路和中國古代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甘肅簡牘博物館館長朱建軍説。
在甘肅簡牘博物館的“簡述絲路”展廳，2枚珍貴的“里程簡”被陳列在醒目位置。
一枚是1974年出土於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破城子遺址的“居延里程簡”，詳細記載了從漢代都城長安出發至張掖郡20個驛置名稱及間隔里程。
另一枚是1990年出土於敦煌懸泉置遺址的“懸泉里程簡”，記載了河西走廊地區武威郡到敦煌郡12個驛置的詳細信息。
甘肅簡牘博物館整理研究部主任肖從禮説，這兩枚里程簡勾勒出漢代絲綢之路東段、長安至敦煌的具體線路走向和重要節點，實證了絲綢之路的存在及具體走向，助力“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在2014年申遺成功。
甘肅敦煌懸泉置遺址是迄今為止發現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郵驛接待機構，是兩漢絲路繁榮的重要標誌。該遺址出土的簡牘文書逾2.3萬枚，數量龐大、類型豐富。
歷經歲月洗禮，古絲綢之路的輝煌早已淹沒在大漠風沙之下。如今，隨着簡牘文獻系統性整理與研究的深入，曾“沉睡”千年的簡牘帶着歷史的印記走入公眾視野，向人們講述着絲路的故事，帶領我們感受中華文明的深厚內涵與璀璨光芒。
新華社記者 陳斌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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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簡牘博物館科技保護部文物庫房管理員楊升查看簡牘的封裝保護情況（10月26日攝）。
紙張面世之前，古人將竹簡與木牘作為書寫載體，合稱“簡牘”。20世紀初以來，我國出土簡牘數量眾多，僅甘肅境內就出土先秦至魏晉時期簡牘6萬多枚，其中漢簡居多，佔全國出土漢簡總數一半以上。
走進甘肅簡牘博物館，館藏的近4萬枚漢簡記載的內容涵蓋政治經濟、絲路貿易、詔書律令、仁孝之義、情誼往來等，像一部記錄兩千年前漢代絲綢之路的“百科全書”。每一枚簡牘雖然字數有限，但記載的內容生動豐富，讓我們從另一個視角窺見歷史的細節，找尋早已消散於歷史塵煙中的動人故事。
“粱米八斗、直百六十；即（稷）米三石、直四百五十；羊二、直五百……往來過費凡直千四百七十。肩水見吏廿七人，率人五十五。”
1973年出土於甘肅省金塔縣境內漢代肩水金關遺址的漢簡《勞邊使者過界中費》，記錄了朝廷派遣慰問戍邊將士的官員到達肩水候官之後的詳細開支。此次公務接待一共花費1470錢，由27名肩水金關官吏平攤，兩千多年前的古人已經有了“AA制”的習慣。
“元康元年十月壬寅朔甲辰，關嗇夫廣德佐熹敢言之：敦煌壽陵裏趙負趣自言，夫訢為千秋燧長，往遺衣用，以令出關。敢言之。”
出自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的簡牘《敦煌女子趙負送衣記》，將我們帶回公元前65年11月5日。離立冬還有幾天，敦煌壽陵裏一名叫趙負的女子向鄉里提出申請，想為玉門關外戍守的丈夫送去禦寒衣物。
1974年出土的《塞上烽火品約》，共17枚簡冊，描述和記載了長城防禦工事分佈、戍守士卒崗位設置、烽火信息傳遞系統，以及長城戍守官兵的日常生活等，反映了西漢軍事制度的完善與發達。
“這些記載在漢簡上的生動內容正是絲綢之路上萬千故事的日常書寫，見證了絲綢之路繁盛，對研究絲綢之路和中國古代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甘肅簡牘博物館館長朱建軍説。
在甘肅簡牘博物館的“簡述絲路”展廳，2枚珍貴的“里程簡”被陳列在醒目位置。
一枚是1974年出土於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破城子遺址的“居延里程簡”，詳細記載了從漢代都城長安出發至張掖郡20個驛置名稱及間隔里程。
另一枚是1990年出土於敦煌懸泉置遺址的“懸泉里程簡”，記載了河西走廊地區武威郡到敦煌郡12個驛置的詳細信息。
甘肅簡牘博物館整理研究部主任肖從禮説，這兩枚里程簡勾勒出漢代絲綢之路東段、長安至敦煌的具體線路走向和重要節點，實證了絲綢之路的存在及具體走向，助力“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在2014年申遺成功。
甘肅敦煌懸泉置遺址是迄今為止發現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郵驛接待機構，是兩漢絲路繁榮的重要標誌。該遺址出土的簡牘文書逾2.3萬枚，數量龐大、類型豐富。
歷經歲月洗禮，古絲綢之路的輝煌早已淹沒在大漠風沙之下。如今，隨着簡牘文獻系統性整理與研究的深入，曾“沉睡”千年的簡牘帶着歷史的印記走入公眾視野，向人們講述着絲路的故事，帶領我們感受中華文明的深厚內涵與璀璨光芒。
新華社記者 陳斌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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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簡牘博物館科技保護部文物庫房管理員在整理簡牘（10月26日攝）。
紙張面世之前，古人將竹簡與木牘作為書寫載體，合稱“簡牘”。20世紀初以來，我國出土簡牘數量眾多，僅甘肅境內就出土先秦至魏晉時期簡牘6萬多枚，其中漢簡居多，佔全國出土漢簡總數一半以上。
走進甘肅簡牘博物館，館藏的近4萬枚漢簡記載的內容涵蓋政治經濟、絲路貿易、詔書律令、仁孝之義、情誼往來等，像一部記錄兩千年前漢代絲綢之路的“百科全書”。每一枚簡牘雖然字數有限，但記載的內容生動豐富，讓我們從另一個視角窺見歷史的細節，找尋早已消散於歷史塵煙中的動人故事。
“粱米八斗、直百六十；即（稷）米三石、直四百五十；羊二、直五百……往來過費凡直千四百七十。肩水見吏廿七人，率人五十五。”
1973年出土於甘肅省金塔縣境內漢代肩水金關遺址的漢簡《勞邊使者過界中費》，記錄了朝廷派遣慰問戍邊將士的官員到達肩水候官之後的詳細開支。此次公務接待一共花費1470錢，由27名肩水金關官吏平攤，兩千多年前的古人已經有了“AA制”的習慣。
“元康元年十月壬寅朔甲辰，關嗇夫廣德佐熹敢言之：敦煌壽陵裏趙負趣自言，夫訢為千秋燧長，往遺衣用，以令出關。敢言之。”
出自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的簡牘《敦煌女子趙負送衣記》，將我們帶回公元前65年11月5日。離立冬還有幾天，敦煌壽陵裏一名叫趙負的女子向鄉里提出申請，想為玉門關外戍守的丈夫送去禦寒衣物。
1974年出土的《塞上烽火品約》，共17枚簡冊，描述和記載了長城防禦工事分佈、戍守士卒崗位設置、烽火信息傳遞系統，以及長城戍守官兵的日常生活等，反映了西漢軍事制度的完善與發達。
“這些記載在漢簡上的生動內容正是絲綢之路上萬千故事的日常書寫，見證了絲綢之路繁盛，對研究絲綢之路和中國古代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甘肅簡牘博物館館長朱建軍説。
在甘肅簡牘博物館的“簡述絲路”展廳，2枚珍貴的“里程簡”被陳列在醒目位置。
一枚是1974年出土於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破城子遺址的“居延里程簡”，詳細記載了從漢代都城長安出發至張掖郡20個驛置名稱及間隔里程。
另一枚是1990年出土於敦煌懸泉置遺址的“懸泉里程簡”，記載了河西走廊地區武威郡到敦煌郡12個驛置的詳細信息。
甘肅簡牘博物館整理研究部主任肖從禮説，這兩枚里程簡勾勒出漢代絲綢之路東段、長安至敦煌的具體線路走向和重要節點，實證了絲綢之路的存在及具體走向，助力“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在2014年申遺成功。
甘肅敦煌懸泉置遺址是迄今為止發現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郵驛接待機構，是兩漢絲路繁榮的重要標誌。該遺址出土的簡牘文書逾2.3萬枚，數量龐大、類型豐富。
歷經歲月洗禮，古絲綢之路的輝煌早已淹沒在大漠風沙之下。如今，隨着簡牘文獻系統性整理與研究的深入，曾“沉睡”千年的簡牘帶着歷史的印記走入公眾視野，向人們講述着絲路的故事，帶領我們感受中華文明的深厚內涵與璀璨光芒。
新華社記者 陳斌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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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文博服務中心文物修復師李媛在清理簡牘上灰塵（10月26日攝）。
紙張面世之前，古人將竹簡與木牘作為書寫載體，合稱“簡牘”。20世紀初以來，我國出土簡牘數量眾多，僅甘肅境內就出土先秦至魏晉時期簡牘6萬多枚，其中漢簡居多，佔全國出土漢簡總數一半以上。
走進甘肅簡牘博物館，館藏的近4萬枚漢簡記載的內容涵蓋政治經濟、絲路貿易、詔書律令、仁孝之義、情誼往來等，像一部記錄兩千年前漢代絲綢之路的“百科全書”。每一枚簡牘雖然字數有限，但記載的內容生動豐富，讓我們從另一個視角窺見歷史的細節，找尋早已消散於歷史塵煙中的動人故事。
“粱米八斗、直百六十；即（稷）米三石、直四百五十；羊二、直五百……往來過費凡直千四百七十。肩水見吏廿七人，率人五十五。”
1973年出土於甘肅省金塔縣境內漢代肩水金關遺址的漢簡《勞邊使者過界中費》，記錄了朝廷派遣慰問戍邊將士的官員到達肩水候官之後的詳細開支。此次公務接待一共花費1470錢，由27名肩水金關官吏平攤，兩千多年前的古人已經有了“AA制”的習慣。
“元康元年十月壬寅朔甲辰，關嗇夫廣德佐熹敢言之：敦煌壽陵裏趙負趣自言，夫訢為千秋燧長，往遺衣用，以令出關。敢言之。”
出自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的簡牘《敦煌女子趙負送衣記》，將我們帶回公元前65年11月5日。離立冬還有幾天，敦煌壽陵裏一名叫趙負的女子向鄉里提出申請，想為玉門關外戍守的丈夫送去禦寒衣物。
1974年出土的《塞上烽火品約》，共17枚簡冊，描述和記載了長城防禦工事分佈、戍守士卒崗位設置、烽火信息傳遞系統，以及長城戍守官兵的日常生活等，反映了西漢軍事制度的完善與發達。
“這些記載在漢簡上的生動內容正是絲綢之路上萬千故事的日常書寫，見證了絲綢之路繁盛，對研究絲綢之路和中國古代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甘肅簡牘博物館館長朱建軍説。
在甘肅簡牘博物館的“簡述絲路”展廳，2枚珍貴的“里程簡”被陳列在醒目位置。
一枚是1974年出土於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破城子遺址的“居延里程簡”，詳細記載了從漢代都城長安出發至張掖郡20個驛置名稱及間隔里程。
另一枚是1990年出土於敦煌懸泉置遺址的“懸泉里程簡”，記載了河西走廊地區武威郡到敦煌郡12個驛置的詳細信息。
甘肅簡牘博物館整理研究部主任肖從禮説，這兩枚里程簡勾勒出漢代絲綢之路東段、長安至敦煌的具體線路走向和重要節點，實證了絲綢之路的存在及具體走向，助力“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在2014年申遺成功。
甘肅敦煌懸泉置遺址是迄今為止發現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郵驛接待機構，是兩漢絲路繁榮的重要標誌。該遺址出土的簡牘文書逾2.3萬枚，數量龐大、類型豐富。
歷經歲月洗禮，古絲綢之路的輝煌早已淹沒在大漠風沙之下。如今，隨着簡牘文獻系統性整理與研究的深入，曾“沉睡”千年的簡牘帶着歷史的印記走入公眾視野，向人們講述着絲路的故事，帶領我們感受中華文明的深厚內涵與璀璨光芒。
新華社記者 王毓國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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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簡牘博物館整理研究部主任肖從禮（右一）和同事交流簡牘數字化工作（10月25日攝）。
紙張面世之前，古人將竹簡與木牘作為書寫載體，合稱“簡牘”。20世紀初以來，我國出土簡牘數量眾多，僅甘肅境內就出土先秦至魏晉時期簡牘6萬多枚，其中漢簡居多，佔全國出土漢簡總數一半以上。
走進甘肅簡牘博物館，館藏的近4萬枚漢簡記載的內容涵蓋政治經濟、絲路貿易、詔書律令、仁孝之義、情誼往來等，像一部記錄兩千年前漢代絲綢之路的“百科全書”。每一枚簡牘雖然字數有限，但記載的內容生動豐富，讓我們從另一個視角窺見歷史的細節，找尋早已消散於歷史塵煙中的動人故事。
“粱米八斗、直百六十；即（稷）米三石、直四百五十；羊二、直五百……往來過費凡直千四百七十。肩水見吏廿七人，率人五十五。”
1973年出土於甘肅省金塔縣境內漢代肩水金關遺址的漢簡《勞邊使者過界中費》，記錄了朝廷派遣慰問戍邊將士的官員到達肩水候官之後的詳細開支。此次公務接待一共花費1470錢，由27名肩水金關官吏平攤，兩千多年前的古人已經有了“AA制”的習慣。
“元康元年十月壬寅朔甲辰，關嗇夫廣德佐熹敢言之：敦煌壽陵裏趙負趣自言，夫訢為千秋燧長，往遺衣用，以令出關。敢言之。”
出自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的簡牘《敦煌女子趙負送衣記》，將我們帶回公元前65年11月5日。離立冬還有幾天，敦煌壽陵裏一名叫趙負的女子向鄉里提出申請，想為玉門關外戍守的丈夫送去禦寒衣物。
1974年出土的《塞上烽火品約》，共17枚簡冊，描述和記載了長城防禦工事分佈、戍守士卒崗位設置、烽火信息傳遞系統，以及長城戍守官兵的日常生活等，反映了西漢軍事制度的完善與發達。
“這些記載在漢簡上的生動內容正是絲綢之路上萬千故事的日常書寫，見證了絲綢之路繁盛，對研究絲綢之路和中國古代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甘肅簡牘博物館館長朱建軍説。
在甘肅簡牘博物館的“簡述絲路”展廳，2枚珍貴的“里程簡”被陳列在醒目位置。
一枚是1974年出土於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破城子遺址的“居延里程簡”，詳細記載了從漢代都城長安出發至張掖郡20個驛置名稱及間隔里程。
另一枚是1990年出土於敦煌懸泉置遺址的“懸泉里程簡”，記載了河西走廊地區武威郡到敦煌郡12個驛置的詳細信息。
甘肅簡牘博物館整理研究部主任肖從禮説，這兩枚里程簡勾勒出漢代絲綢之路東段、長安至敦煌的具體線路走向和重要節點，實證了絲綢之路的存在及具體走向，助力“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在2014年申遺成功。
甘肅敦煌懸泉置遺址是迄今為止發現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郵驛接待機構，是兩漢絲路繁榮的重要標誌。該遺址出土的簡牘文書逾2.3萬枚，數量龐大、類型豐富。
歷經歲月洗禮，古絲綢之路的輝煌早已淹沒在大漠風沙之下。如今，隨着簡牘文獻系統性整理與研究的深入，曾“沉睡”千年的簡牘帶着歷史的印記走入公眾視野，向人們講述着絲路的故事，帶領我們感受中華文明的深厚內涵與璀璨光芒。
新華社記者 陳斌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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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簡牘博物館工作人員在整理自己製作的簡牘，準備用於博物館的社教體驗（10月25日攝）。
紙張面世之前，古人將竹簡與木牘作為書寫載體，合稱“簡牘”。20世紀初以來，我國出土簡牘數量眾多，僅甘肅境內就出土先秦至魏晉時期簡牘6萬多枚，其中漢簡居多，佔全國出土漢簡總數一半以上。
走進甘肅簡牘博物館，館藏的近4萬枚漢簡記載的內容涵蓋政治經濟、絲路貿易、詔書律令、仁孝之義、情誼往來等，像一部記錄兩千年前漢代絲綢之路的“百科全書”。每一枚簡牘雖然字數有限，但記載的內容生動豐富，讓我們從另一個視角窺見歷史的細節，找尋早已消散於歷史塵煙中的動人故事。
“粱米八斗、直百六十；即（稷）米三石、直四百五十；羊二、直五百……往來過費凡直千四百七十。肩水見吏廿七人，率人五十五。”
1973年出土於甘肅省金塔縣境內漢代肩水金關遺址的漢簡《勞邊使者過界中費》，記錄了朝廷派遣慰問戍邊將士的官員到達肩水候官之後的詳細開支。此次公務接待一共花費1470錢，由27名肩水金關官吏平攤，兩千多年前的古人已經有了“AA制”的習慣。
“元康元年十月壬寅朔甲辰，關嗇夫廣德佐熹敢言之：敦煌壽陵裏趙負趣自言，夫訢為千秋燧長，往遺衣用，以令出關。敢言之。”
出自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的簡牘《敦煌女子趙負送衣記》，將我們帶回公元前65年11月5日。離立冬還有幾天，敦煌壽陵裏一名叫趙負的女子向鄉里提出申請，想為玉門關外戍守的丈夫送去禦寒衣物。
1974年出土的《塞上烽火品約》，共17枚簡冊，描述和記載了長城防禦工事分佈、戍守士卒崗位設置、烽火信息傳遞系統，以及長城戍守官兵的日常生活等，反映了西漢軍事制度的完善與發達。
“這些記載在漢簡上的生動內容正是絲綢之路上萬千故事的日常書寫，見證了絲綢之路繁盛，對研究絲綢之路和中國古代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甘肅簡牘博物館館長朱建軍説。
在甘肅簡牘博物館的“簡述絲路”展廳，2枚珍貴的“里程簡”被陳列在醒目位置。
一枚是1974年出土於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破城子遺址的“居延里程簡”，詳細記載了從漢代都城長安出發至張掖郡20個驛置名稱及間隔里程。
另一枚是1990年出土於敦煌懸泉置遺址的“懸泉里程簡”，記載了河西走廊地區武威郡到敦煌郡12個驛置的詳細信息。
甘肅簡牘博物館整理研究部主任肖從禮説，這兩枚里程簡勾勒出漢代絲綢之路東段、長安至敦煌的具體線路走向和重要節點，實證了絲綢之路的存在及具體走向，助力“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在2014年申遺成功。
甘肅敦煌懸泉置遺址是迄今為止發現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郵驛接待機構，是兩漢絲路繁榮的重要標誌。該遺址出土的簡牘文書逾2.3萬枚，數量龐大、類型豐富。
歷經歲月洗禮，古絲綢之路的輝煌早已淹沒在大漠風沙之下。如今，隨着簡牘文獻系統性整理與研究的深入，曾“沉睡”千年的簡牘帶着歷史的印記走入公眾視野，向人們講述着絲路的故事，帶領我們感受中華文明的深厚內涵與璀璨光芒。
新華社記者 陳斌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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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甘肅簡牘博物館參觀（10月25日攝）。
紙張面世之前，古人將竹簡與木牘作為書寫載體，合稱“簡牘”。20世紀初以來，我國出土簡牘數量眾多，僅甘肅境內就出土先秦至魏晉時期簡牘6萬多枚，其中漢簡居多，佔全國出土漢簡總數一半以上。
走進甘肅簡牘博物館，館藏的近4萬枚漢簡記載的內容涵蓋政治經濟、絲路貿易、詔書律令、仁孝之義、情誼往來等，像一部記錄兩千年前漢代絲綢之路的“百科全書”。每一枚簡牘雖然字數有限，但記載的內容生動豐富，讓我們從另一個視角窺見歷史的細節，找尋早已消散於歷史塵煙中的動人故事。
“粱米八斗、直百六十；即（稷）米三石、直四百五十；羊二、直五百……往來過費凡直千四百七十。肩水見吏廿七人，率人五十五。”
1973年出土於甘肅省金塔縣境內漢代肩水金關遺址的漢簡《勞邊使者過界中費》，記錄了朝廷派遣慰問戍邊將士的官員到達肩水候官之後的詳細開支。此次公務接待一共花費1470錢，由27名肩水金關官吏平攤，兩千多年前的古人已經有了“AA制”的習慣。
“元康元年十月壬寅朔甲辰，關嗇夫廣德佐熹敢言之：敦煌壽陵裏趙負趣自言，夫訢為千秋燧長，往遺衣用，以令出關。敢言之。”
出自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的簡牘《敦煌女子趙負送衣記》，將我們帶回公元前65年11月5日。離立冬還有幾天，敦煌壽陵裏一名叫趙負的女子向鄉里提出申請，想為玉門關外戍守的丈夫送去禦寒衣物。
1974年出土的《塞上烽火品約》，共17枚簡冊，描述和記載了長城防禦工事分佈、戍守士卒崗位設置、烽火信息傳遞系統，以及長城戍守官兵的日常生活等，反映了西漢軍事制度的完善與發達。
“這些記載在漢簡上的生動內容正是絲綢之路上萬千故事的日常書寫，見證了絲綢之路繁盛，對研究絲綢之路和中國古代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甘肅簡牘博物館館長朱建軍説。
在甘肅簡牘博物館的“簡述絲路”展廳，2枚珍貴的“里程簡”被陳列在醒目位置。
一枚是1974年出土於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破城子遺址的“居延里程簡”，詳細記載了從漢代都城長安出發至張掖郡20個驛置名稱及間隔里程。
另一枚是1990年出土於敦煌懸泉置遺址的“懸泉里程簡”，記載了河西走廊地區武威郡到敦煌郡12個驛置的詳細信息。
甘肅簡牘博物館整理研究部主任肖從禮説，這兩枚里程簡勾勒出漢代絲綢之路東段、長安至敦煌的具體線路走向和重要節點，實證了絲綢之路的存在及具體走向，助力“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在2014年申遺成功。
甘肅敦煌懸泉置遺址是迄今為止發現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郵驛接待機構，是兩漢絲路繁榮的重要標誌。該遺址出土的簡牘文書逾2.3萬枚，數量龐大、類型豐富。
歷經歲月洗禮，古絲綢之路的輝煌早已淹沒在大漠風沙之下。如今，隨着簡牘文獻系統性整理與研究的深入，曾“沉睡”千年的簡牘帶着歷史的印記走入公眾視野，向人們講述着絲路的故事，帶領我們感受中華文明的深厚內涵與璀璨光芒。
新華社記者 王毓國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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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甘肅簡牘博物館參觀後簽名留念（10月25日攝）。
紙張面世之前，古人將竹簡與木牘作為書寫載體，合稱“簡牘”。20世紀初以來，我國出土簡牘數量眾多，僅甘肅境內就出土先秦至魏晉時期簡牘6萬多枚，其中漢簡居多，佔全國出土漢簡總數一半以上。
走進甘肅簡牘博物館，館藏的近4萬枚漢簡記載的內容涵蓋政治經濟、絲路貿易、詔書律令、仁孝之義、情誼往來等，像一部記錄兩千年前漢代絲綢之路的“百科全書”。每一枚簡牘雖然字數有限，但記載的內容生動豐富，讓我們從另一個視角窺見歷史的細節，找尋早已消散於歷史塵煙中的動人故事。
“粱米八斗、直百六十；即（稷）米三石、直四百五十；羊二、直五百……往來過費凡直千四百七十。肩水見吏廿七人，率人五十五。”
1973年出土於甘肅省金塔縣境內漢代肩水金關遺址的漢簡《勞邊使者過界中費》，記錄了朝廷派遣慰問戍邊將士的官員到達肩水候官之後的詳細開支。此次公務接待一共花費1470錢，由27名肩水金關官吏平攤，兩千多年前的古人已經有了“AA制”的習慣。
“元康元年十月壬寅朔甲辰，關嗇夫廣德佐熹敢言之：敦煌壽陵裏趙負趣自言，夫訢為千秋燧長，往遺衣用，以令出關。敢言之。”
出自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的簡牘《敦煌女子趙負送衣記》，將我們帶回公元前65年11月5日。離立冬還有幾天，敦煌壽陵裏一名叫趙負的女子向鄉里提出申請，想為玉門關外戍守的丈夫送去禦寒衣物。
1974年出土的《塞上烽火品約》，共17枚簡冊，描述和記載了長城防禦工事分佈、戍守士卒崗位設置、烽火信息傳遞系統，以及長城戍守官兵的日常生活等，反映了西漢軍事制度的完善與發達。
“這些記載在漢簡上的生動內容正是絲綢之路上萬千故事的日常書寫，見證了絲綢之路繁盛，對研究絲綢之路和中國古代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甘肅簡牘博物館館長朱建軍説。
在甘肅簡牘博物館的“簡述絲路”展廳，2枚珍貴的“里程簡”被陳列在醒目位置。
一枚是1974年出土於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破城子遺址的“居延里程簡”，詳細記載了從漢代都城長安出發至張掖郡20個驛置名稱及間隔里程。
另一枚是1990年出土於敦煌懸泉置遺址的“懸泉里程簡”，記載了河西走廊地區武威郡到敦煌郡12個驛置的詳細信息。
甘肅簡牘博物館整理研究部主任肖從禮説，這兩枚里程簡勾勒出漢代絲綢之路東段、長安至敦煌的具體線路走向和重要節點，實證了絲綢之路的存在及具體走向，助力“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在2014年申遺成功。
甘肅敦煌懸泉置遺址是迄今為止發現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郵驛接待機構，是兩漢絲路繁榮的重要標誌。該遺址出土的簡牘文書逾2.3萬枚，數量龐大、類型豐富。
歷經歲月洗禮，古絲綢之路的輝煌早已淹沒在大漠風沙之下。如今，隨着簡牘文獻系統性整理與研究的深入，曾“沉睡”千年的簡牘帶着歷史的印記走入公眾視野，向人們講述着絲路的故事，帶領我們感受中華文明的深厚內涵與璀璨光芒。
新華社記者 王毓國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