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電影誕生120周年，也恰逢世界電影誕生130周年。
120年來，中國電影在技術迭代中堅守文化根脈，在産業變革中錨定自主方向，在國際對話中傳遞東方美學，光影流轉間，始終交織着“自立自強”的精神內核與“講好中國故事”的創作初心。
在2025年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之際，新華網文化産業中心專訪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電影劇作教研室主任楊蕊，回溯中國電影120年的“變”與“不變”，探討AI時代電影創作的新思潮、電影教育的新轉向。
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電影劇作教研室主任楊蕊（受訪者供圖）
以下為訪談實錄：
百廿光影，自立自強精神內核始終未變
新華網文化産業：中國電影誕生120周年來，其核心精神內核與共通表達是什麼？120年來有哪些“變”與“不變”？
楊蕊：中國電影120年的核心精神內核是“自立自強”。這種精神從誕生之初就帶着文化自覺，1905年《定軍山》開啟用現代媒介講述中國故事的嘗試，不只是技術層面的探索，更象徵着古老文明主動擁抱新載體的文化覺醒。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左翼電影人創作的《狂流》《漁光曲》《馬路天使》《神女》等作品，在好萊塢電影佔據主流市場的環境下，這些扎根中國現實、聚焦底層苦難的表達，用本土故事贏回觀眾，為國産片爭得生存空間，這是“自立自強”最早的産業實踐。
新世紀以來，《英雄》以東方美學打開海外市場，《流浪地球》用硬核科幻傳遞中國集體觀，《哪吒之魔童降世》以“我命由我不由天”彰顯創作自信，更標誌着中國電影從“跟隨學習”到“原創引領”的心態轉變。
120年來的“變”清晰可見，技術上，從無聲到有聲、從黑白到彩色、從膠片到數字，每一次革新都拓展着電影的表達邊界；題材上，從民族救亡的宏大敘事，延伸到個體命運、日常情感、小眾群體的細膩描摹，覆蓋維度越來越廣；類型上，從早期戲曲片、故事片，發展出科幻、懸疑、動畫等多元品類，工業體系日趨完善。
然而“不變”的是貫穿始終的自立自強精神：一是文化自主性始終是創作的底線，堅持用本土視角講述中國故事；二是對産業主導權的堅守，致力於構建和完善屬於自己的工業體系；三是對美學獨立性的不懈追求，立足於我們深厚的傳統文化，不斷將古典美學轉化為獨特的電影語言。
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在教學中經常對學生説，技術和方法可以學習，但文化的根必須自立。我會要求他們在創作時，必須回答一個根本問題：你的故事，為什麼必須發生在中國這片土地上？
古老又年輕，中國電影自有獨特表達
文化産業中心：今年也是世界電影誕生130周年，在世界電影的坐標係中，中國電影目前的“獨特性”體現在哪？中國電影如何更好地與國際對話？
楊蕊：中國電影在世界影壇的位置很特別，既是“古老”的——幾乎與世界電影同步誕生，擁有百年積澱；又是“年輕”的——産業現代化轉型不過二十年，仍在快速生長。這種時空交錯的特質，讓中國電影兼具傳統底蘊與創新活力，形成了獨有的表達優勢。
具體來看，這種“獨特性”首先體現在雙重敘事能力上，既能嫻熟運用全球通行的類型語法，又能融入中國文化思維。比如《瘋狂的石頭》把黑色喜劇嫁接到中國市井生活中；《流浪地球》把好萊塢式的科幻災難框架，成功轉化為體現了中國人集體主義與家園情懷的敘事。這不僅僅是模仿，更是文化內核和類型敘事骨架的完美對接，我們能用類型片的外殼吸引觀眾，講他們能共情的中國故事。
更重要的是，中國電影正在構建基於自身美學的敘事語言。有些作品已不再完全遵循西方的經典劇作法則，而是嘗試從古典文化中尋找靈感。從《小城之春》到《刺客聶隱娘》，我們能看到傳統文人畫般的靜穆意境在現代電影裏的展現。動畫電影《長安三萬里》把詩歌的情緒流動作為敘事主線。它們傳達的是自《詩經》《楚辭》以來，深植於我們文化血脈中的抒情傳統。
中國電影的另一獨特之處，在於對詩意現實主義的執着追求。中國優秀電影常常游走於現實關懷與詩意表達之間，許多優秀作品在具體的現實關懷與寫意的美感表達之間找到了平衡，善用中國文化中“情景交融”的美學傳統。
獨特的鄉土情感結構也是中國電影另一個鮮明的文化標籤。比如，電影《落葉歸根》通過農民工老趙千里背屍還鄉的荒誕旅程，深刻觸及了中國人文化基因中“落葉歸根”的執念。
基於這些獨特性，中國電影與國際對話的方式也需要相應調整。
首先，從“講故事”到“講思維”。過去我們總想著如何把中國故事講給世界聽，但更根本的可能是分享中國人理解和組織世界的方式。其次，構建自主的評價體系。當中國電影用《詩經》的“賦比興”來解讀敘事節奏，用國畫的“留白”來分析鏡頭語言時，我們實際上是在建立一套與西方電影理論對話而非依附的話語體系。最後，探索文化“混血”的創新路徑。《羅曼蒂克消亡史》將上海灘的江湖恩怨拍出了黑幫片的外形，內裏卻是《史記·游俠列傳》的精神氣質，這種成功的文化“混血”，或許是中國電影與國際對話的更有效方式。
技術浪潮之下，電影創作的破界共生與人文堅守
新華網文化産業：電影行業近年來有哪些前沿研究成果和思潮值得關注？
楊蕊：目前正圍繞“AI的破界與共生”展開。AI在當下電影工業的參與度與日俱增，幾乎從環繞了一部電影從構思到上映以及後期文藝評論的全流程。這不僅是技術工具的升級，更是一場從創作思維到産業生態的深刻變革。
AI的“破界”體現在它對影視生産全鏈條的滲透與重塑。在劇本創作上，AI已經從早期只能生成邏輯松散的碎片式文本，發展到通過多智能體系統覆蓋長劇本的生成、評估與打磨。
與此同時，我們面臨着創作同質化的風險。AI的本質是模式識別與重組，過度依賴可能導致敘事和視覺風格的套路化，創作出的作品也可能缺乏源於人類獨特生命體驗的靈魂與情感。但靈魂與情感正是我們必須堅守的邊界，因為技術的目標是賦能，而非取代。
我們追求的，是在人機的創造性合作中，在傳統與前沿的碰撞中，找到一條新路。這對於電影産業和電影教育而言，既是重大機遇，也是嚴峻挑戰。中國電影能否在保持文化主體性的同時參與全球對話，關鍵就在於我們能否將這種“破界共生”的智慧，轉化為真正紮實的創作實踐。
新華網文化産業：技術革新是電影發展的核心驅動力之一，技術進步對電影藝術表達、産業形態乃至觀眾審美習慣，會帶來哪些影響？
楊蕊：電影本身就是技術進步的産物，訴諸於視知覺革命。所以每一次技術進步都會産生強烈的鏈條反應。在教學和研究中，我們既要擁抱新技術，又要保持對內容核心的定力。
首先是擁抱新技術，我們會將虛擬製片、AI輔助創作等前沿工具納入必修課。不再是孤立的技術軟體教學，而是圍繞“如何用新技術講好故事”這一核心，我們讓學生明白，這些技術是更強大的“筆和紙”；其次，保持內容定力，我們引導學生思考：當AI能生成無數情節時，什麼才是你獨一無二、必須表達的思想？總的來説，技術是讓電影永葆青春的活水，而人文精神是其不變的河床。當下電影教育的使命，就是引導下一代電影人在技術洪流中，既能駕馭浪潮，又能堅守方向，最終創作出震撼感官且觸達人心的優秀作品。
金雞百花為“好電影”樹立相對立體的標準
新華網文化産業：日前，2025金雞百花電影節正在進行中，您認為當下的金雞百花獎在中國電影生態中扮演着怎樣的角色？
楊蕊：金雞獎和百花獎通過“專家視角”與“大眾選擇”的互補，為“好電影”樹立了一個相對立體的標準，在中國電影生態中，始終在專業引領與大眾共鳴之間發揮着雙軌引擎的作用。
金雞獎由權威電影專業人士評選，秉承“學術、民主、爭鳴”的精神，核心是樹立專業的藝術標杆，而百花獎的所有獎項均由觀眾投票産生，最大程度上反映了市場的喜好以及大眾的共鳴點。兩者互為補充，共同為中國電影人指出“既叫好又叫座”的奮鬥目標。
金雞百花獎始終倡導尊重電影本身的創作規律，堅持正確的創作方向。它們鼓勵電影人關注現實、深耕內容，而不是盲目追逐市場熱點。同時，它們也積極適應技術變革，調整評獎機制，對電影幕後的細分工種給予更多關注和肯定。
自2019年落戶廈門後，金雞百花電影節産生了非常好的品牌效應和平台效應。它吸引了大量人才、項目和資金聚集，通過影展、論壇和推介會等系列活動，為電影項目提供孵化與展示平台，並致力於為本土故事走向國際、海外IP進入中國市場搭建橋梁。
新華網文化産業：從今年獲得金雞提名的作品和角色中，能看到哪些趨勢？
楊蕊：觀察今年金雞獎評委會的提名名單，能感受到中國電影正在經歷一場靜水深流的變革。這種變化是全局性的，從創作理念到産業格局都在進行着深刻調整。
首先是創作視野的“向內轉”與“微觀化”，名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小小的我》《我和我母親的疼痛》這類聚焦個體內在世界的作品與《志願軍：存亡之戰》這樣的史詩巨制同&競技。這強烈預示着，中國電影正在擁抱一種“微觀史詩”，創作焦點從宏大的歷史敘事，轉向對個體精神世界、家庭倫理傷痕、私人記憶的深度挖掘。這並非放棄宏大敘事，而是通過最微小的切口，去抵達最普遍的情感真實。
其次是傳統文化資源的的現代化與類型化。《長安的荔枝》與《唐探1900》的並列，揭示了中國電影在處理傳統文化資源時的新思路，不再滿足於對歷史典故或文學經典的忠實再現，而是將其作為“故事原型”和“創意核心”，與強類型框架進行大膽嫁接。無論是將“一騎紅塵”的典故轉化為懸念迭起的古裝職場劇，還是在清末背景下展開東方推理，其核心都是用全球觀眾熟悉的類型語法，重新激活中國獨有的文化基因。
最後，現實主義正在沉入更具體的地理與心理坐標。在中小成本單元，《怒江》《我和我母親的疼痛》等片名直接指向了某種沉重而具體的地域與情感。創作者不再滿足於描繪一個泛化的“中國社會”，而是深入西南邊地、家庭內部，去觸碰那些難以言説的“疼痛”。這種創作傾向強調身體的在場和情感的顆粒度，試圖在與具體土地的碰撞中，提煉出具有普遍意義的生命感悟。
這些作品所展現的創作理念與實踐成果，將共同塑造中國電影的未來面貌，也會推動行業在藝術和産業的雙重維度上實現更高質量的繁榮。
策劃：段世文 林明
統籌：李欣 王碧姣
採訪：王坤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