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本書是作者馮玉雷耗時七年（2017—2023）創作完成的集考古、玉文化于一體的長篇小説。《禹王書》通過小説藝術轉化考古研究和學術成果，謳歌了貫穿華夏文明發生、發展中的玉文化承載的核心價值和中國精神。小説以古史傳説中的聖賢大禹與其妻女嬌的愛情故事為主要框架，結合盤古開天辟地、倉頡造字、誇父逐日等眾多神話故事和傳説，創造性地重述、書寫大禹公而忘私、九死未悔的精神。
中國偉大精神的藝術化書寫
馮玉雷在陜西師范大學中文係求學期間就開始發表小説、散文。在那個年代，不少中文係學生都有一個文學夢，難能可貴的是，畢業後，不管工作如何變動，他始終堅持文學創作。1993年、1994年連續兩年在《飛天》發表兩部中篇小説《陡城》和《野糜川》,後來陸續出版長篇小説《肚皮鼓》《敦煌百年祭》《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遠》《敦煌遺書》《野馬，塵埃》及文化專著《玉華帛彩》《玉帛之路文化考察筆記》《敦煌文化的現代書寫》(與趙錄旺等合著)等。多年來他致力于寫同一個題材——敦煌。
作家、評論家雷達認為，《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遠》表達了作者獨特的文化情思和歷史文化觀念。“六千大地”泛指西部大地——帕米爾高原、青藏高原、河西走廊、傳統上的西域各地及中亞。“六千大地”極言其遠，包含一個大文化帶，而敦煌是它的一顆明珠。因此雷達在小説序言中評價馮玉雷是“一個頑強的文化尋根者，一個試圖‘還原’絲綢之路文明的夢幻者，一個追尋敦煌文化的沉醉者，一個執拗地按照自己的文學理想來建構文字王國的人”。
《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遠》之後的《敦煌遺書》,是馮玉雷寫敦煌的第三部長篇。符號學家趙毅衡在序言中説：“《敦煌遺書》確實是敦煌自己的書，馮玉雷用他奇特的小説創作方法延續兩千年來綿延不絕的敦煌書寫。”並且把馮玉雷的敦煌文化題材小説總結為敦煌的“第四次書寫”。
以上列舉的馮玉雷的創作、研究成果大多完成于他2012年6月履職《絲綢之路》雜志社社長、主編之前，“轉行”後，他會不會就此脫離寫作？這種顧慮顯然是多余的。長篇小説《禹王書》就是一個明證。
看到這部小説的清樣，我很激動，為馮玉雷創作的又一次跨越感到高興。這部小説以大禹治水、女媧補天、誇父逐日、精衛填海、禹鑄九鼎等神話傳説為背景，以最新史前文化考察研究成果為依據，充分展開文學想像，對上古神話進行激情澎湃的“重述”,重塑了禹、鯀、舜、倉頡、誇父等一係列史前人物形象，使這些符號化的神話人物生動可感、栩栩如生；通過這些“形象叢林”,讓我們看到遙遠的玉文化如何誕生、如何在夏朝匯聚形成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進而影響到禮樂制度。小説無論在語言運用、人物形象塑造還是情節安排上，處處都洋溢著玉文化精神。
葉舒憲等學者依據“四重證據法”研究認為，中原地區玉禮器生産伴隨王權崛起而揭開序幕，這個過程中西北齊家文化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一方面，齊家文化接受東方玉器崇拜觀念，大量生産以玉璧、玉琮、玉斧為主的玉禮器，成為夏、商、周三代玉禮器的重要源頭；另一方面，齊家文化因佔據河西走廊的特殊地理位置，將新疆和田玉輸入中原地區，開啟商、周兩代統治者崇拜和田玉的先河，經過儒家“溫潤如玉”理念的熏陶，和田玉獨尊的現象一直延續至今，成為華夏文明發生的巨大動力和核心價值。《禹王書》通過藝術手段生動地展現了這個過程，賦予大禹治水、女媧補天、誇父逐日、精衛填海等經典神話新的文化內涵和象徵意義，把大禹治水與政治治理、女媧補天與道德重建、誇父逐日與職業精神結合起來。馮玉雷對這些經典神話進行了重塑、再造，如他對精衛填海的重塑就別出心裁。在《禹王書》中，精衛不再是懷著仇恨之心銜著石塊填海的形象，而是不辭勞苦，用敦煌三危山玉石到東海換水的愛情守護者形象。一開始讀到這些情節時，人們可能有些不理解，甚至疑惑，但再三思慮後就會感到：玉文化的實質不就是和諧共處，成人之美嗎？想一想，先民創造文字時，帶斜玉旁的漢字基本都與“和諧、美好”之意有關。《穆天子傳》中提到“束帛”和“玉璧”,二者結合正是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理念：“化干戈為玉帛”。由玉文化孕育出的“和”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是涵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諸多領域的核心理念，呈現出極強的包容性，為中華文明的傳承與發展奠定了基礎。因此，神話的這種重塑就有了重要的文化基礎，也提升了《禹王書》的文學價值。
再如，誇父逐日是我們熟知的神話故事。在《禹王書》中，誇父是一個非常獨特、非常可愛的人物形象，同時也是一個富有犧牲精神的悲劇式英雄形象。馮玉雷説，這個人物形象的升華，是在一次考察活動中受到的啟發。2017年8月，在第13次玉帛之路考察中，考察隊找到並初步確認位于敦煌三危山旱峽的古代玉礦，其開始年代可能早在距今4000年至3500年前後，將中華民族對敦煌開發的歷史大大提前，這也表明敦煌之所以成為東西方文化交匯的樞紐，因為它是西玉東輸最重要的樞紐。這是自1900年發現敦煌藏經洞和外國學者大量運走敦煌文書以來，由中國本土學者在敦煌獨立完成的具有深厚文化底蘊的探索發現。馮玉雷根據這次發現，在小説中特意將誇父“渴死道中”的地方安排在屬于祁連山係的野馬南山之北，並且讓其化身為三危山和胡楊樹，又讓三青鳥與精衛鳥的復合體每天往返于大漠與東海之間，送去玉石，帶來海水。這種構思極具人文關懷思想。旱峽的古代玉礦讓馮玉雷重新審視古代典籍中關于“竄三苗于三危”的記載，把西北齊家文化與東南良渚文化聯繫起來，如此等等，這些大刀闊斧的創作，都是受文獻記載和出土文物的啟發，並非空穴來風。
《禹王書》折射出的文化精神正是中國精神，講述的也是貫穿中國文化核心價值的故事。馮玉雷通過這部小説，完成了西北高原般宏闊的大文化書寫，正如葉舒憲在馮玉雷、趙錄旺合著的學術專題《敦煌文化的現代書寫》序言中所説：“張騫來到于闐國的時候，根本沒有絲毫提及佛教的內容，只有兩種東西引起中原王朝統治者的極大興趣，這種興趣甚至驅使漢武帝做出兩個非同尋常的舉動，都被司馬遷如實寫在《史記》中：一個是查對古書，為出産玉石的于闐南山命名，那便是在中國文化中‘一言九鼎’的名稱‘昆侖’;另一個舉動是艷羨烏孫和大宛所産的良馬，專門為馬而寫下讚歌《天馬歌》。直到明清兩代，這條路上最繁忙的進關貿易物資仍然是玉和馬。由此看，敦煌的經卷和佛教藝術都是派生的輝煌，中華玉文化神話驅動的西玉東輸和玉門關的確立，才屬于原初的輝煌。而將中原文明與西域率先聯繫起來的西玉東輸運動，一定和4000年前西北地區的崇玉文化——齊家文化密不可分。這就是馮玉雷近十年來從敦煌書寫轉向齊家文化遺跡踏查的內在因素吧。”（本文作者鄭欣淼，以上內容選自《禹王書》序言，節選時略有刪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