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歲“絲路畫家”耿玉琨，人生最不缺的就是故事和友誼。
在烏魯木齊的夏夜，耿玉琨和丈夫趙以雄夜叩西部歌王王洛賓房門，一見如故，成為親密朋友，王洛賓親自作詞作曲，為他們遠赴絲路送行；在日本考察寫生時，一位熱愛中國文化的日本老婦人駐足三小時欣賞他們作畫，此後一直保持書信與電話往來……絲綢之路於耿玉琨夫婦而言，不僅是一條交通線，還是一種文化、一種精神、一種性格。
自1975年始，耿玉琨和趙以雄20多次赴絲綢之路寫生考察，東到日本東京、奈良，西達土耳其伊斯坦布爾。他們走過8個國家、238個城市，行程50萬公里，創作近萬幅作品。
耿玉琨和趙以雄絲綢之路寫生考察路線圖。受訪者供圖
手提背負着不比玄奘輕鬆的包袱、跨過沙梁戈壁，在晨曦微明、在黃昏落日，隨時拉開畫布，不顧沙漠的暴曬、戈壁之寒冷……他們是最早環行塔克拉瑪幹沙漠考察寫生的畫家。
“傻子，兩個傻子，只有你們才肯下這樣的功夫，幹這種事。”畫家葉淺予曾翻看他們用了整整兩年時間臨摹的1700張壁畫，邊看邊呢喃。
一輩子無兒無女，耿玉琨和趙以雄將出生入死、從時間手裏“搶”來的畫作視為自己的“孩子”。晚年，他們為這些“孩子”能找一個好歸宿而費盡周折。“我們深知這些‘孩子’並不屬於我們，他們是社會的，是人類的，我們最大的心願就是建一座絲綢之路藝術館，把這些‘孩子’免費給大家看。”耿玉琨説。
耿玉琨的繪畫作品《古道新集》。受訪者供圖
一年多前，耿玉琨投身自媒體，她在抖音上分享自己和老伴的絲路故事與畫作，很多年輕人被圈粉。“這不就是我們的初衷嗎？”新媒體，給老人帶來很多挑戰、探索和思考。
如今，她是無數粉絲眼中的“老小姑娘”，可親、可敬、可愛。視頻裏，她可以娓娓道來絲綢之路上的相關故事，博聞強識，思維清晰；她也可以摘掉滿口假牙，時而戴個墨鏡，時而在耳上別一枝粉色桃花擺攤賣畫：“賠本賺吆喝咧！一萬不要，一千甭給，二九九你拿走！”演完，耿玉琨樂得開懷大笑。
偕行絲路，志同道合
採訪耿玉琨是在北京宋莊楊樹峰的工作室。作為藝術領域的晚輩，楊樹峰敬仰耿玉琨夫婦的事跡和作品，與他們交情頗深。一年半前，他把獨自生活不便的老人從門頭溝接來生活，一起運營新媒體賬號。
見面當天，耿玉琨一頭銀白短髮，穿着一件白底波點的素凈棉布褂，係一條亮黃色小絲巾點綴。接觸多了，會發現耿玉琨特別風趣、可愛。當鏡頭對着她的臉拍特寫時，她自嘲，“大特寫有什麼好的！滿臉皺紋，這不就是絲綢之路的烙印嗎？”她指着眼底的細紋，“這小紋不就是搓板路嗎？”然後搓着額頭上的大皺紋，“這也不知道哪是一碗泉，哪是馬連井。”又拿起紙巾拭起嘴角兩條法令紋，“時不時擦一擦這兩河流域，哈哈哈……”
絲綢之路的烙印是如何刻進耿玉琨和趙以雄的人生裏的？
1955年，他們的人生河流交匯了。那年，他們考入中央美術學院，成為同班同學。耿玉琨是班上唯一的女生，趙以雄是班長，也是耿玉琨走進校園認識的第一個男生。愛情對於那時的耿玉琨來説，就是“和他一起畫素描、寫生，很自然”。漸漸地，同學成為戀人。五年後，他們領到畢業證，也領了結婚證，在教室裏舉辦了簡單的婚禮。
他們在專業上不斷精進，卻受時代所限，未能縱情畫筆。兩人一度很消沉，身心俱憊。
趙以雄從故紙堆中翻出《資治通鑒》《史記》等書，在燕山深處的工廠附近租了一間農房，白天當鉗工，晚上躲入小屋讀史。他讀到古老的東方文化，通過張騫、班超開通的西域之路，與西方的古羅馬文明溝通交流。這條被譽為溝通東西方文明的絲綢之路，曾引起國外專家學者的考察熱，但在當時的中國幾乎受關注度不高。
耿玉琨夫婦臨摹的新疆壁畫。受訪者供圖
何不以畫筆捕捉古老絲路的余暉？夢想的種子在趙以雄的心底生根發芽。
1975年，中國歷史博物館約請趙以雄繪製一幅《天山》油畫，他趁機做了第一次絲路考察。大漠風光、雪山草原、古老烽燧、佛寺古塞令他激動不已，回家後就和耿玉琨商量，想再去絲路走一趟。
兩人一拍即合，開始為絲路之行做準備：到中國歷史博物館，向沈從文、史樹青請教；到中央美術學院，向常任俠請教；查閱中外文獻，收集東西方文化交流和貿易往來的資料，研究佛教藝術的發源地和傳播途徑。
1975年9月，兩人從北京出發，坐了四天四夜火車到達烏魯木齊，再去天山南北、伊犁昭蘇、吐魯番、喀什等地寫生。在那裏，他們飽覽絲路沿途風光，吮吸大自然的養分。
耿玉琨記得，跟隨考古隊進入高昌古城時，他們立即被壯觀的遺跡所吸引。考古隊長邊走邊指着遺跡娓娓道來：這是城墻，那是店舖；這裡是羊圈，那裏是軍隊的操練場；還有衙署、監獄、作坊、廟宇……隨處可見椽子、柵欄的殘余，還可以看到席子、陶器、鐵器，以及殘破的傢具。
兩人恍若穿越時空，回到千年前的絲綢古道。“歷史太博大深邃了，而這一條古道，正是時空交錯的觸點。它包含着令人神往的大量信息，等待着一個有緣人的破譯和傳承，而我好像就是那個有緣的幸運兒。”趙以雄曾如此講述。
耿玉琨和趙以雄在伊拉克寫生。
“就走絲綢之路，就做絲路畫家”
“孩子們，你們有沒有去過火焰山呀？我跟你們説呀，我們當年在這裡碰上一個變了形的孫悟空……”
耿玉琨隨便拋出一個故事，都讓粉絲們驚嘆不已。當年她和老伴數次從早到晚蹲守在火焰山寫生，一隻蒼蠅飛到她的帽檐下躲烈日，“趕都趕不走”，被她戲稱為來借芭蕉扇的孫悟空。而領略到連當地人都難得一見的，雨中、雪花飛揚中的火焰山——這樣的經歷，在他們絲綢之路考察寫生的過程中，不過是稀鬆平常的事。
初踏絲綢之路時，耿玉琨夫婦充滿了歡欣與喜悅。1978年第二次同行，他們由庫爾勒出發，環行塔克拉瑪幹沙漠考察。耿玉琨回憶，到民豐縣後，他們決定到沙漠腹地100公里的大麻扎去寫生。乘坐的拖拉機時行時壞，他們索性跳了下來，轉而步行。“太陽逐漸升起，我們也越走越暖和，興致也高了起來，我還不時唱上幾句王洛賓的歌，有一種征服大漠，與先人同路的豪情。”耿玉琨説。
但很快，他們就領略到沙漠的可怕。地平線上浮起一層深褐色土霧，打着旋升騰，“頂天立地”，從遠方急速朝他們卷來。兩人嚇得發抖，趙以雄拉起耿玉琨向低矮處奔去。眼看著高大的沙丘一米一米削去，轟隆隆向他們疾掃過來，“像皮鞭抽在身上”，耿玉琨的口鼻被風沙嗆住透不過氣來，身體開始抽搐。“老趙脫下衣服一把蒙在我的頭上，隨後他也把頭伸了進來。”耿玉琨回憶，一個小時後，風勢弱了下去，兩人鑽出衣服，發現身邊沙丘統統不見了，“一具被歲月和風沙殘蝕的骨架，顯露了出來……”
這樣的驚險時刻，他們遇到過幾十次。“當然害怕。沒有什麼比生命更珍貴，我們是考察，不是冒險。”耿玉琨夫婦在一次採訪中坦言，“但那種嚮往是抑制不住的，只要還有沒走過的絲路地點，我們就渴望前去，在做決定時，我們往往想的是可能而不是危險。碰到了，想辦法，但不會後悔。因為我們做的是自己最願意、最嚮往的事。”
“環塔”歸來，已是1978年的除夕。耿玉琨夫婦到達敦煌，敲開了常書鴻的家門。常書鴻的夫人説常先生剛喝了中藥，在裏屋休息。耿玉琨急切地説：“我們用了兩個月時間，圍着塔克拉瑪幹沙漠考察寫生，畫了很多畫。”“你們的畫呢？拿來我看看。”“嘩”地一聲，常書鴻撩開門簾，迫不及待地問道。常書鴻不知道那些畫離他家還有二里地遠，耿玉琨夫婦返回去抬着畫來到常先生家。常書鴻高興地一張張看、一張張點評。“我們感動得不得了啊！”講起這一段，耿玉琨雙手合十，對前輩的知遇之恩滿懷感激。
常書鴻告訴耿玉琨夫婦，自己此前一直想環塔克拉瑪幹沙漠旅行，因為身體不允許，最終沒有成行。“真羨慕你們，你們是環行塔克拉瑪幹沙漠的第一批畫家，美術史應該給你們記上一筆。以後你們就走絲綢之路，就做絲路畫家。”
“絲路畫家”，這給了耿玉琨夫婦極大的信心。他們下定決心，把絲綢之路的研究與繪畫作為終生的事業。老師黃永玉也曾鼓勵兩人，“一條路走到底，拋棄身邊的干擾，勇往直前。”
“踏遍絲路，畫絕絲路”
十幾次出行，短則數月，長則兩年多。每次回來，川資耗盡、畫具用光，換回的是大批畫作。趙以雄曾説：“在史書上看絲路，只能看到隱約的光輝，真正踏上絲路，你才會對它肅然起敬，它有神奇的魅力，使你離去復來。”
絲綢之路上的很多遺跡受到風沙侵蝕、現代開發的破壞在迅速消失。“踏遍絲路，畫絕絲路”的使命感，讓耿玉琨夫婦成為馬不停蹄的旅人。
耿玉琨和趙以雄在絲綢之路考察途中，身後是他們的自駕車。受訪者供圖
1989年秋，為全面考察絲路，耿玉琨夫婦自籌經費，買了一輛吉普車。從此，他們再也不用一趟趟地搭順風車，騎毛驢，甚至抬着畫箱步行了。
那是一輛銀灰色的吉普車，雖然跑不快，又費油，愛出故障，沒有空調，灌風漏雨，但還算皮實——這成了他們臨時的家，還有了一個昵稱“銀駒”。夫婦倆開車趕路，停車作畫，大半時間吃住在車上。
路上，趙以雄像一個老司機，耿玉琨則像一個地道農婦。趙以雄負責開車，耿玉琨負責記路、問路。有時候她跳下車時不小心摔個跟頭，趙以雄擔心她受傷，“生氣得不得了”。
“銀駒”見證了他們的萬千驚險。1990年，從安多去當雄的路上，車壞了。趙以雄停下修車，耿玉琨找角度準備畫速寫，突然看到百米外有個東西猛地向她衝來。“這不是豹子嗎？”耿玉琨轉身狂奔。“趙以雄——快上車！”她邊跑邊喊，速寫本飛了，鞋子也掉了一隻，兩人同時鑽進車。剛關上門，聽到外面“砰”一聲，扭頭一看，一隻雪豹撲到車門前。雪豹圍着車不停打轉、撲門，“銀駒”左搖右晃。絕望中，一輛大軍卡停在他們面前，豹子嚇跑了。下來三名軍人，問過事情緣由後，幫他們修好了車子。
去拉薩途中，耿玉琨晚上睡得沉，老伴害怕她在睡夢中缺氧“睡過去”，不時叫喊：“耿玉琨！耿玉琨，你還活着嗎？”“活着呢。”耿玉琨應聲。
路上老伴的一句話，讓耿玉琨“終生難忘”：“你要是在這條路上死了，我就把你的骨灰放在副駕座上，繼續把絲綢之路走完，再帶你回家！”
吳冠中在20世紀80年代曾撰文評價趙以雄和他的作品：“當我每次見到趙以雄風塵僕僕地從原地背回大捆大捆的油畫時，心裏是感動的。是同情他的‘苦’吧？是的，不過吃苦是意中事，是自願。我感動的方面主要是他對藝術的真摯與虔誠；從他的畫面上，我看到了實踐者的感受、追求、探索、體會與想法……趙以雄的畫樸實、堅實、厚實，表現的都是硬漢性格的頑石，沒有被漫長的歲月剝蝕掉的頑石。他是在浩浩流沙中始終昂首不屈的硬漢！”
四耳不聞窗外事，兩年只在壁畫中
有人説，耿玉琨和趙以雄其實超越了畫家的界限，他們做的是歷史學家、考古學家的事。
耿玉琨夫婦曾在和田發現了許多洞窟遺址，卻鮮見壁畫，反倒有許多被盜掠的墻壁遺跡。為了考察新疆壁畫，耿玉琨夫婦專門在1985年進行了一次壁畫之旅，但看到的壁畫卻不多，也不夠精美。
為什麼同一條絲綢之路，在敦煌有那樣舉世無雙的壁畫，在新疆卻少見蹤跡？帶着問題回到北京，他們翻查歷史資料，請教美術史專家，又去考古所拜訪相關專家，了解到經過歷史上數次劫掠，新疆境內的壁畫已所剩無幾。
耿玉琨夫婦請考古所的同志幫助收集流散海外的絲綢之路壁畫資料。拿到資料時，二人被那些精美、壯觀的壁畫深深震撼，反復翻閱，“無可救藥深陷其中”。得知他們決定把這些流散海外的壁畫臨摹下來，考古所的專家瞪大了眼睛：“你們知道這項工作量有多大嗎？”
冬去春來，四季交替，兩人用了整整兩年時間，臨摹了1700張壁畫。有時一幅壁畫中有上百個人物；有時臨一張大畫，光畫佛像衣服上繁複的線條與裝飾就要用十天時間。“我們每天沉浸在古老的壁畫世界中，慶幸自己獲得這麼豐厚的藝術滋養。幾乎不知道窗外正在發生什麼。”耿玉琨説。
耿玉琨的繪畫作品《玄奘西游之一》。受訪者供圖
他們帶着作品去畫家葉淺予家中拜訪。葉先生不顧年事已高，一張一張仔細翻看，邊看邊呢喃，“傻子，兩個傻子，只有你們才肯下這樣的功夫，幹這種事。”
常任俠也讚許他們的工作“功德無量”：“這是一套工具書，為研究西域壁畫提供了最完美的資料。這種事外國人不肯幹，因為需要功力又耗時間；中國現在也沒有人幹，因為沒有什麼經濟效益。”
改革開放後，很多畫家“賣畫致富”，耿玉琨夫婦卻沉迷於與戈壁瀚海、大漠流沙、冰峰雪嶺相伴，與莽莽蒼穹、千年史跡對話。他們拿着北京畫院五六十元的工資，另外借助在沿途各地“講學”“勤工儉畫”，支持絲路之旅的開銷。
而對於這些“過命畫”，他們從未想過要出售，包括去日本辦畫展時，也拒絕了所有畫廊老闆。“很多人説我們挺傻的。但這麼多年了，我們&&絲路，生活都是最普通最平常的，好像沒有那麼多需求，不需要那麼多錢。我們也不是古板到絕不出售的地步，只是覺得這裡一張、那裏一張，就像分割了我們的血肉與生命一樣，很不舒服啊。”
不遠萬里，寄來鵝毛
在耿玉琨的住所，墻上挂着一幅趙以雄畫的王洛賓肖像畫，不遠處是王洛賓為耿玉琨夫婦手寫創作的歌詞，引出他們之間一段深厚友誼。
1978年，耿玉琨夫婦來到烏魯木齊。一天晚上，他們正趴在窗前欣賞院中月色，稠密的無花果樹將月光篩下一地碎銀，鋼琴的聲音從樹的那邊傳來，優美動人。兩人相視一望，不約而同走下樓，循琴聲而去。琴聲從筒子樓裏一間單身宿舍飄出來，樓道裏瀰漫着煤油爐等雜味，他們在黑暗中摸索到房門，冒昧地敲門。門開了，一位精神矍鑠的老漢出現在燈光裏。“你是王洛賓？！”他們驚問。王洛賓笑了，點點頭。耿玉琨激動地吟唱出“在那遙遠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耿玉琨夫婦與王洛賓（中）合影。
“我們從北京來，是北京的畫家。”夫婦倆告訴王洛賓。
“我也是北京人。”王洛賓回答。
趙以雄説他在北師大附中上的學，王洛賓説：“我是北師大音樂系的畢業生。”他們越聊越親密，談老北京的前門樓、陶然亭、四牌樓、灌腸和豆汁，直到夜深。此後，他們成為好朋友。王洛賓來北京，每次都要與老朋友相聚，他常騎着自行車到耿玉琨二人家中，一聊就到大半夜。1989年11月底，得知二人即將自駕考察國外絲綢之路後，王洛賓在家中為二人舉辦歡送會，親自彈琴，召集一群人共同唱響自己為耿玉琨夫婦作的歌——《一對天鵝展翅飛翔》：“一對天鵝飛向遠方，飛向絲綢之路，捕捉友誼的芳香……”
絲綢之路上，耿玉琨夫婦一路領略大山大河大漠的風光，也收穫了比風景更動人的來自陌生人的善意和溫暖。
在伊犁果子溝寫生時的一個早上，兩人在招待所路邊打太極拳，路過的維吾爾族老鄉打起手鼓為他們伴奏，手鼓的鼓點越打越歡快，太極拳也就走形了。歡樂在空氣中發酵，到處擴散、蔓延。
趙以雄的油畫作品《突厥石人》。受訪者供圖
友誼在真心實意的灌溉下開出驚喜的花。在玉門鎮郵局等待前往公婆泉的汽車時，耿玉琨與當地郵差成為“忘年交”。那個小夥與耿玉琨一樣，有練毛筆字的愛好，耿玉琨回京後便四處為他蒐羅書法字帖寄去。小夥則將天鵝的羽毛裝進信封裏，不遠萬里寄到耿玉琨手中。
赴日本開《絲綢古道行》展覽、同時沿遣唐使路線考察時，耿玉琨夫婦結識了和田文子夫人，一位熱愛中國文化的日本老人。她做得一手地道中國菜，還能自如書寫漢字。為報答她的熱情招待，耿玉琨二人為她寄去絲路寫生畫作，和田夫人的回信提及，她將畫作挂在家中，很是珍視。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耿玉琨與他們都還保持着書信往來，成為多年的朋友。
是什麼支撐兩個人“志堅行苦”？“因為我們的畫筆上承載着那麼多人的關照。”耿玉琨説。
回來了，人老了
絲綢之路太長，但人生太短，當耿玉琨夫婦告別絲路回到家，已經是古稀之年。老伴趙以雄晚年遺憾，“回來得太晚”——沒來得及將帶回來的豐富資料進行再創作轉換成思想，他就病了。
趙以雄2019年11月去世後，耿玉琨在門頭溝山上的畫室獨自生活了三年。
“那幾年應該是您最難熬最孤獨的時候吧？”記者問。
“不不不，在我的人生當中，我沒體驗過孤獨。我會找事做，沒有人説話時，我會對花瓶説：‘哎呀，你這個花瓶，插上這些花還怪好看的。’我會對手機説話：‘哎呀，我找你半天，你怎麼就不見了呢，你怎麼在那兒藏着呢？’我在山上一個人的時候就畫貓，貓就是我的伴兒。”耿玉琨述説這些時，雲淡風輕，像一塊溫潤通透但韌度極大的玉。
“耿老師的生活適應性極強，她對身外之物從來沒有挑剔和要求。比如你做什麼她都能吃，就是你不做，她自己也能去廚房找點東西把自己填飽。這也造就了她藝術生命這麼健康、快樂。”楊樹峰補充道。
苦難磨煉了耿玉琨的堅韌。耿玉琨1935年出生於河北寧晉縣，為躲避侵華日軍，她兩歲時就被家人用胳膊肘夾着去逃難。作為家裏的獨生女，耿玉琨從小懂事，知道家裏沒有糧，她發奮讀書，中學時就獲得助學金，幫助家裏減輕負擔，“這樣過來的人吃什麼都香的，沒有挑剔”。
耿玉琨在作畫。受訪者供圖
絲路歸來後，放下畫筆的耿玉琨夫婦一心投身於建設絲綢之路藝術館的執念中，“我們一直努力追尋不同的人，跑了很多地方，但始終沒有結果”。
為什麼不將作品捐獻給博物館等機構？在去年的一次抖音直播中，耿玉琨説：“很久以前我就接觸過中國美術館、國博、首博等，之所以沒成，是因為這些大館都有它們收藏的重點，像絲綢之路題材的作品，他們只挑適合他們需要的做展覽，這樣就把我們的絲綢之路作品分散了，我不願意。所以我和老伴才萌生自己建絲綢之路藝術館的想法，免費給大家看。”
90歲再“創業”
在楊樹峰工作室的庭院裏，十幾隻撿來的流浪貓懶散地在樹下踱着步子，打瞌睡，一隻年老的藏獒安靜地趴在地上。耿玉琨沒事的時候，會扶着護欄下&階來到院裏曬曬太陽。&階邊的護欄是楊樹峰專門給她安上的。“他們都挺關心我、照顧我，我想睡就睡，想躺就躺。”和年輕人在一起，耿玉琨覺得“狀態慢慢好一些，能放鬆起來了”。年輕人在院子裏燒烤、跳舞，儘管腿腳不便，耿玉琨也加入隨意地扭扭身子。“過去是不會的，過去我必須得保持我是一個老人的樣子。”她説。
90歲投入新媒體這樣完全陌生的領域，耿玉琨剛開始很不適應。“這幫孩子們給我戴個墨鏡，換個怪衣裳。我説這還是我嗎？有時候我不戴，給扔了，我就跟他們‘吵架’。那不是我的面貌，我的真實面貌是正經八百講我的故事。”
不是真實的面貌，但可以吸引更多人看到她的作品和故事，卻是耿玉琨樂意看到的。抖音號裏動輒幾千萬的觀看量，讓耿玉琨驚嘆“網絡媒體效果真的太快了”。“比我們在很大藝術館裏風風光光搞大展覽，看的人還要多。”耿玉琨説。
前不久，江蘇的一個女粉絲帶着新鮮時蔬等禮物來看望耿玉琨，着實令她“非常驚訝”。這名粉絲50來歲，對二老的經歷和作品非常了解。見面時，耿玉琨和這名粉絲緊握着手，親密地互相擁抱。
“我們這樣兩個已經過時的小小畫家，何德何能受到這麼多人的關注？我覺得我老伴一定也會感謝新科技，讓更多的人知道絲綢之路。這不挺好的？”耿玉琨説。
耿玉琨站在創作的十二生肖畫前。受訪者供圖
“新事物對我來説太多太多了，所以我就得猛追啊。我看他們年輕人會，怎麼我不會呢？我就要學啊。比如説我現在學電腦學了兩年，一指禪就在那啪啪敲，敲了好幾十萬字。”耿玉琨亮出兩根食指，得意地比畫着。
每天散步鍛煉，畫畫，討論當天視頻文案，配合拍視頻，整理絲綢之路畫作，耿玉琨很忙。
跟老伴在絲綢之路上奔波了半輩子，身邊很多人曾擔心耿玉琨會因老伴去世過度傷心影響健康。“他們不知道，老伴離開時，握着我的手，含着淚卻説不出……”耿玉琨豁達開朗，唯有談到此事時黯然落淚，“我知道他是心有不甘，他看不到‘孩子們’展現出去的那一天。所以我要堅強地活着，完成我們最大的心願，給我們的絲路夢想畫上句號。”
“網絡這些東西我不適應，但我要適應現在的潮流。至於它是什麼樣的前途，我不可知。”耿玉琨説。
採訪結束時已近傍晚7點，夏日的北京，天還透着白日的生機。耿玉琨堅持起身要送我們，走到門口，又蹣跚着邁步下&階，想再送到院門，眾人勸説，她才打住，身體側倚着&階旁的扶手，向我們揮手道別。鶴發童顏的她，笑得像個孩子，天真赤誠，讓人心疼。（記者 吉玲）（參與采寫：駱昱如 李澤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