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的昆明，繁花似錦。在西南生物多樣性實驗室，譚墾的兩間蜂屋背靠着幾株粉色和白色的櫻花樹。蜜蜂從蜂巢飛出飛進，忙着採蜜。

　　“今天天好，暖和，花離蜂巢近，蜜蜂心情好，不然我這身衣服早惹惱它們了。”譚墾指着自己的黑外套説。

　　61歲的譚墾是中國科學院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研究員，跟蜜蜂打交道40年，從最開始養蜂、研究蜂産品，到出蜜蜂雜誌、高校教書，再到如今研究蜜蜂生態行為學、登上《科學》雜誌，譚墾大半輩子追着蜜蜂跑、圍着蜜蜂轉，已成為業界公認“最懂蜜蜂的人”。

　　登上頂刊封面的蜜蜂

　　近日，譚墾團隊一篇寫蜜蜂的論文成為《科學》雜誌封面文章。這篇文章講述了一個有趣現象——幼蜂需要從小跟隨成蜂學習跳舞技能，長大後才能精準傳遞信息，成蜂的言傳身教對幼蜂影響巨大。

　　“也就是説，在蜜蜂的世界，教育也要從娃娃抓起，幼教的重要性不只體現在人類社會，在蜜蜂的世界也是如此。”説起研究多年的成果，譚墾的眼睛開始閃光。

　　蜜蜂是自然界中社會化程度很高的物種，常被視為“勤勞、團隊、合作”的象徵。在蜂群中，它們分工明確——蜂王一生都在生育；雄蜂負責交配；工蜂負責採蜜、偵察、守衛和撫養幼蜂。

　　為了實現最佳任務分配，蜜蜂需要準確的語言交流，而它們的語言就是舞蹈。當偵察蜂找到蜜源後，就用舞蹈來傳遞蜜源地的信息。它們的舞姿通常呈“∞”字，所以也叫“8字舞”或“擺尾舞”。蜂巢內的蜜蜂就是通過接收同伴跳“8字舞”的信息，最終找到食物位置。

　　“有趣的是，有時蜜蜂從未離過巢，卻能讀懂同伴的舞蹈，哪怕飛出去有10公里遠，它們也能準確找到食物，可見舞蹈傳遞出了複雜的信息量。”譚墾説。

　　“8字舞”的持續時間、角度、搖擺次數分別對應食物的距離、方向和質量。“花蜜愈多、花蜜質量愈好，偵察蜂的舞就跳得愈起勁，就像在説，‘大家快去那採蜜吧！’”譚墾説。

　　為了研究蜜蜂的舞蹈語言，譚墾帶領學生用一種嶄新模式，創建了全部由剛出房的幼蜂組成的蜂群。團隊給這群蜂寶寶安排了舒適的溫度、穩定的食源，但與在自然巢中成長的幼蜂比，這群寶寶缺失了向成蜂學跳舞的機會，就像嬰兒失去了跟大人學説話的機會。

　　通過比較，團隊取得重要發現——實驗蜂群中長大的採集蜂在跳舞時存在明顯缺陷，舞蹈傳遞的食物方位、距離、質量等信息都不準，特別是蜜源地與蜂巢距離的信息，誤差極大。

　　“也就是説，蜜蜂學跳舞就像人類學説話一樣，新手向有經驗的老師學，比它們自己獨自摸索能更好地獲得技能。幼蜂耳濡目染向長輩學，才能精準掌握語言的含義，如果幼教缺失，會終身影響語言的準確性。”譚墾説。

　　小蜜蜂有大智慧

　　研究蜜蜂40年，譚墾卻説自己“剛入門”，因為他腦子裏全是蜜蜂世界的未解之謎。

　　只要是有關蜜蜂的論文、書籍、科普作品，譚墾都愛看。從蜜蜂的世界，譚墾窺見了很多有趣的現象，他很樂意給學生分享這些啟示。

　　譚墾以前看過一篇文章，説蜜蜂最高時速可達40公里，採集範圍半徑最遠可達10公里，當它們採蜜滿載而歸時，飛行時速仍有20多公里。根據飛行原理，人們很難理解為什麼蜜蜂可以這樣飛行，因為它們翅膀很小，卻要支撐裝滿花蜜的身體上天，加之腳上還有重重的花粉袋。

　　“但蜜蜂還是飛起來了。”譚墾説，這件事對自己影響很大，讓他相信“大自然中，每種生物的存在方式都合理，沒有什麼不可能”。

　　譚墾慢慢地打開蜂箱，教記者辨認蜂王、雄蜂、工蜂。

　　“不管什麼工種，勞動是它們生存的唯一出路。”看著這些小精靈一隻只飛出蜂巢，飛向四面八方，譚墾感慨：“看，蜜蜂的勞動自覺性讓我們普通人望塵莫及。”

　　春天的清晨，蜜蜂早早醒來，陸續離巢，去找蜜源。一隻蜜蜂每天要訪問成百上千朵花，往返蜂巢幾十、上百次。

　　“它們外出採蜜全靠自覺，想採多少採多少，沒有KPI（關鍵績效指標），更沒有監工，它們來到大自然，就全身心投入到採蜜中，不肯休息，不懂偷懶，靠的是自覺。”

　　除了讚嘆蜜蜂的勤勞，譚墾更加欽佩蜜蜂的建築能力。

　　譚墾帶記者進入他的實驗蜂屋，小電筒一照，蜂巢中標準的六邊形結構躍入眼簾。

　　譚墾解讀説，蜜蜂造的每一個養育幼蜂的房屋都是六邊形，所有蜜蜂都遵循這一規律。精巧的是，蜜蜂建巢的6面墻寬度完全相同，墻間的角度正好是120度。蜂巢的這些特點，也被科學家廣泛應用於飛機羽翼及人造衛星的機壁。

　　“蜜蜂為什麼能用最少的材料做出最寬敞的空間，它們是否有計算能力？”譚墾拋出了一個有趣的科學問題。

　　蜂緣，妙不可言

　　譚墾與蜜蜂的緣分是“分配”來的。

　　1983年，譚墾從雲南大學生物系畢業，之後被學校分配到雲南省農科院蜜蜂研究所，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養蜂。

　　雲南氣候宜人，適合養蜂。譚墾的主要工作是做技術推廣。5年時間，讓譚墾越來越喜歡蜜蜂，他覺得這種社會性昆蟲“有點意思”。之後，譚墾來到雲南省農科院主辦的《蜜蜂雜誌》當編輯，在那兒他閱讀了大量關於蜜蜂的科研文章。1994年，譚墾來到雲南農業大學工作，他的課包括蜜蜂生物學、蜜蜂養殖學、蜜蜂生態學。

　　譚墾愛看蜜蜂的保衛戰。他發現，面對兇狠的敵人，蜜蜂擅長於打團戰。比如面對天敵胡蜂，蜜蜂的策略就是——打不過你，刺不死你，那就團結起來困住你、熱死你、悶死你。

　　譚墾深深地被蜜蜂的智慧折服，隨着研究的深入，他對蜜蜂社會的運轉産生了濃厚興趣。

　　1996年，譚墾第一次出國到越南參加亞洲國際養蜂大會，他遇見了自己的伯樂——國際蜜蜂行為生態學領域的旗艦人物、德國法蘭克福大學教授尼古拉·科裏格。

　　一天，在去參加晚宴的大巴車上，譚墾正跟人聊來自中國的一種東方蜜蜂西藏亞種，科裏格因為聽錯了這個亞種的拉丁名，以為譚墾説的是馬來西亞新種沙巴蜂，於是當面糾正：“據我所知，中國沒有沙巴蜂。”

　　譚墾對自己的研究很自信，於是回懟：“請問您來過中國嗎？您怎麼知道我們沒有這個亞種？”

　　旁人看來，這番話足以讓科裏格難堪，但這位“大牛”絲毫沒有感到被冒犯，他問譚墾師出何門，從哪畢業。當得知譚墾只是本科生時，科裏格向他發出讀博邀請，所有經費全包。

　　“後來我才知道，導師是看上了我敢於質疑權威的精神。”譚墾説。

　　德國是世界上蜜蜂生物學研究最發達的國家之一，譚墾到達後一切都得從頭學。

　　研究蜜蜂的行為，少不了要用數據分析軟體，譚墾從來沒見過，更別説使用。他成天請教同學，別人也不耐煩。怎麼辦？譚墾想到了給同學們做中國菜，他的真誠收穫了德國人的友誼和幫助。

　　39歲的譚墾博士畢業後，繼續回到雲南農大做教學和科研，潛心研究他熱愛的蜜蜂行為生態學。50多歲時，他被中國科學院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下稱“版納園”）作為人才引進入園。

　　做一隻為學生鋪路的工蜂

　　譚墾的科研成果大多出在40歲後。有人説他“大器晚成”，譚墾並不同意，“我的一生並沒有所謂‘在正確時間做正確的事’，我始終活在自己的節奏裏，每分每秒都是黃金時區。”

　　近20年，譚墾在多個國際學術期刊（SCI收錄）發表了近100篇關於蜜蜂的論文。他的成果，漸漸打開了業界認識蜜蜂的一個全新視角。

　　比如，譚墾發現，很多花蜜中含有能引起蜜蜂中毒的生物鹼，中華蜜蜂在採到毒蜜後，也會中毒，但在進化中，它們漸漸表現出耐毒性，並學會了自我解毒。

　　“如果有選擇，蜜蜂偏好採食無毒花蜜，但如果沒選擇，它們也會退而求其次，不顧危險去採毒蜜。6月是蜜源匱乏期，正是有毒的昆明山海棠盛開時，蜜蜂願冒這個險，去採食毒蜜。”譚墾説。

　　此外，中華蜜蜂還有“竊聽”的本事，通過報警，蜜蜂們團結一心，共禦胡蜂，但西方蜜蜂就沒有這種能力。

　　版納園坐落在羅梭江環繞的葫蘆形半島上，也被稱為“葫蘆島”。五年來，這座小島上的科學家們三度在《科學》雜誌發表論文，從陳佔起的“大蟻蛛哺乳”，到星耀武的“橫斷山脈是高寒植物的搖籃”，再到譚墾的“蜜蜂需要從小學跳舞”，一個個生物學基礎研究成果閃耀學界。

　　譚墾特別喜歡版納園的“國際范兒”，因為那裏有一群思想活躍、平視權威、熱愛科學、大膽設想的中外科學家，“閒聊中就能碰撞出好點子”。

　　譚墾説，從事基礎科學研究要耐得住寂寞。他希望傳遞給學生一些可供參考的經驗：“你對什麼感興趣，不是最重要的；你為感興趣的事情做了什麼，這才重要。”

　　他篤信，一代人只有成為下一代人的墊腳石，科學才能進步，“我總得為學生們鋪個路”。（記者岳冉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