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段地工委舊址。受訪者供圖
鄂托克前旗是一個位于內蒙古自治區西南端的旗縣，南接原陜甘寧邊區。紅軍長徵時期，中國共産黨在這裏創建了內蒙古地區第一個根據地；抗戰時期，中共中央西北局在這裏建立了專門培養少數民族幹部的城川民族學院；八路軍戰士在這裏為老百姓挖井，秘密交通員在這裏潛伏傳遞情報……重重紅色印記，使鄂托克前旗在內蒙古紅色紀念地中顯得別樣“紅”。
內蒙古最早的紅色根據地
在蒙陜寧三省區交界處的內蒙古鄂爾多斯市鄂托克前旗，有一個叫三段地的地方。
綠柳扶風、白楊挺立，位于毛烏素沙地南緣的三段地，金黃與碧綠交織，在大地上勾勒出美麗的圖卷。但這裏最耀眼的顏色，卻是象徵著革命星火的紅色。
據鄂托克前旗城川紅色培訓教育中心主任薛照幸介紹，三段地建立了中央紅軍在內蒙古地區最早的蘇維埃政權，是中國共産黨開展民族和統戰工作的根據地，是陜甘寧邊區的北方門戶和重要組成部分，歷史地位極其重要。
1935年，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後，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偉大旗幟，先後發動東徵和西徵戰役，開辟新蘇區，進入內蒙古地區，力求找到通向蘇聯的通道。
毛澤東在接受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採訪時曾説，內蒙古“是漢人和蒙人合居的地方，我們一定要把日本從那裏趕出去，幫助內蒙古建立一個自治的政府”。
1936年，紅軍發布了幫助蒙、回人民建立政權的布告。同年5月，紅軍開始西徵，成功解放定邊、鹽池等地，並在今天的定邊成立了中共中央蒙古工作委員會。
隨著定邊、鹽池等地的解放，鄂托克旗境內的茍池、鄂包池、北大池等地也隨之解放。1936年7月13日，中共中央蒙古工作委員會帶領中國工農紅軍蒙古騎兵遊擊隊進入三段地，將三段地開辟為黨在內蒙古的第一塊革命根據地。
中共蒙古工委的委員都曾在三段地工作過，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就是其中一位，他當時擔任中華蘇維埃工農民主政府國民經濟部部長，是中國共産黨卓越的財經工作領導人。
1936年10月，中共少數民族工作委員會派金生華、慕生發、白布華赴三段地，成立蒙民招待所。這個蒙民招待所就是最初的三段地工委。隨後，在三段地蒙民招待所的基礎上，組建了中共鄂托克工委，走出了周仁山、天寶、高增培、李森等多位在少數民族地區從事民族工作的棟梁。
中共鄂托克工委成立後，三段地蘇維埃政府，下設馬場井、召皇口子等5個區蘇維埃政府和貧農會、青救會、婦救會等組織。至此，三段地有了黨組織、有了群眾組織，建立了蘇維埃政權，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革命根據地。
三段地蘇維埃政權的建立，打開了黨聯繫蒙古族群眾的窗口，擴大了黨的民族政策的影響，成為中國共産黨開展蒙民統戰工作的前沿陣地。
抗日戰爭時期，三段地根據地領導和團結蒙漢軍民積極抗日，粉碎了日軍進攻陜甘寧邊區的陰謀，守住陜甘寧邊區的北大門，築牢了陜甘寧邊區的北部防線。
其中最著名的是炸毀阿拉廟機場。1937年10月，日本侵略軍佔領歸綏、包頭，隨後西渡黃河，侵佔達拉特旗、準格爾旗等沿河地區。同年12月，日本特務機關駐包頭機關長內田勇四郎帶領100多名士兵，乘3輛汽車到達鄂托克旗阿拉廟，修建臨時機場，妄圖侵犯陜甘寧邊區。
中共鄂托克工委獲悉日軍修建機場的消息後，及時向中共三邊地委進行匯報。葉劍英向時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參謀長的何應欽，轉呈了朱德、彭德懷請求平毀機場的電報。在得到上級的命令後，八路軍和友軍派部隊平毀了機場。
三段地軍民還積極支援抗戰前線，提出“有人的出人，有錢的出錢，有馬的出馬”，先後向前方支援優質軍馬92匹、槍械45支、糧食52萬斤，鞋襪等物資數以萬計。特別是來自鄂托克旗拉運食鹽的牛車隊和駱駝隊，把軍民共同開採的食鹽運往邊區，解決了邊區當時吃鹽的困難。
歷史的硝煙早已遠去。如今，三段地已建起革命歷史紀念館，分為紀念館、三段地工委舊址、劇場舊址、公盛西商號舊址、地下工作舊址5大區塊。紀念館通過大量歷史照片、文物，集中展現三段地革命根據地的光輝歷史。
吃水不忘王將軍
城川鎮地處蒙陜寧交界處，是內蒙古鄂托克前旗的“南大門”，這裏是中國共産黨在內蒙古地區開辟的最早的革命根據地之一。王震井紀念園就坐落于城川鎮黃海則村。
走進王震井紀念園，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口老井，這就是王震井舊址，身臨其境方能真切感受到“飲水思源不忘本，全心全意為人民”的精神，紀念園中還分布有紀念展館、大生産場景復原、部隊軍營舊址復原等區塊，集中展示邊區軍民開展大生産運動和城川革命鬥爭的歷史事跡。
據紀念園講解員介紹，城川距離延安不遠，是陜甘寧邊區的北邊門戶，解放城川對保衛陜甘寧邊區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1941年10月，國民黨蓄意將在桃力民一帶的何文鼎26師換防到檸條梁，加強國民黨軍隊在陜甘寧邊區的防衛，這實質上是對共産黨的挑釁。
為了粉碎國民黨的圍攻陰謀，黨中央指令王震調集359旅三個團、358旅一個團、警備一團、靖邊保安二團和騎兵團組成臨時部隊，由王震任總指揮、賀晉年任副總指揮，于11月11日傍晚發起了城川解放戰。戰士們只用了兩個小時，就攻下了城川寨子和新寨子的幾個重要戰略點，城川解放了。
八路軍駐防在城川周邊地區，一邊保衛戰役成果，一邊屯墾開荒，發展生産建設邊區。1944年，戰士們來到黃海則梁，為了解決當地老百姓用水難，開鑿出一眼泉水豐沛的甜水井。老百姓把這眼井親切地稱為“王震井”。
王震井的開鑿還為部隊在這裏發展大生産提供了重要保障。戰士們經過兩年多的奮戰，將城川變成了“糧食堆滿倉，豬牛羊肥壯”的“城川農牧場”。
1987年，鄂托克前旗為弘揚革命精神，為王震井修繕豎立了井碑。
王府裏的“紅色特工”
位于中俄邊界的滿洲裏紅色國際秘密交通站，是中國著名紅色遺址之一。而遠在2000多公里之外的鄂托克前旗，也有一處紅色遺址，這便是城川紅色國際秘密交通站。
在鄂托克前旗城川鎮伊克柴達木嘎查，有一座青磚砌成的小四合院，外表看上去低調又樸素，但卻記錄著波詭雲譎的革命戰爭年代的地下交通工作，這就是城川紅色國際秘密交通站陳列館，館中集中展示國際交通線和以楊寶山為代表的老一輩機要交通員為黨的事業出生入死的事跡。
楊寶山是蒙古族，原名孟克敖其爾，1915年出生于原伊克昭盟鄂托克旗珠和的一個普通牧戶家庭。楊寶山的兒子楊·僧格爾介紹説：“父親家祖上為西官府諾顏世襲家奴。15歲時，他被迫到西官府當差。”
“西官府是鄂托克旗西協理辦公居住的地方。”楊·僧格爾説，在西官府，父親受盡苦難，他多次逃離西官府，均以失敗告終。“西官府的生活使他深刻體會到窮苦老百姓的悲慘命運，他意識到這樣下去是沒有出路的，可是出路在何方？”
1936年，西徵紅軍解放鄂托克旗西南部，廣泛宣傳黨的民族政策，號召民眾團結抗日，一致對外。在黨的政策感召下，1937年4月，孟克敖其爾只身來到定邊縣，參加了紅軍。時任中共少數民族工作委員會秘書長的趙通儒安排他進入培訓班學習，並為他取了漢名叫楊寶山。
1937年7月，楊寶山加入中國共産黨。1939年3月，應中共綏遠省委書記白如冰的要求，楊寶山被中央派往大青山抗日遊擊根據地開展民族統戰工作，並于1939年5月受命到涼城縣蠻漢山，擔任綏東工委委員兼涼城縣委委員和區委書記。
1940年秋，楊寶山奉命到中央組織部報到，被任命為國際交通員，負責完成延安—大青山—烏蘭巴托國際交通線當中大青山—烏蘭巴托路段的情報傳遞任務。
時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富春對他説，你的任務非常艱巨和危險，通過的是敵佔區，要求你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允許將所帶文件落入敵人之手。他將一把手槍交給了楊寶山，意味深長地説：“這支槍不是打敵人的。”在無法安全護送文件的情況下，這支槍中的最後一顆子彈是留給自己的。
大青山通往烏蘭巴托的通道途經四子王旗草原和達茂旗，那裏環境本就惡劣，還是日偽佔領區，但楊寶山和戰友們還是出色地完成了黨組織布置的三次重要任務。
楊寶山第一次完成任務便經歷了常人難以想像的困難。那是一個夏日的早晨，楊寶山和兩位戰友在一望無際的草原上突然發現了馬群，有豐富經驗的他斷定，這不是牧民的馬群，而是在嚴格管束下的一群軍馬。
果然，放馬的日本兵進入他們視線，楊寶山意識到，跑已經來不及了，于是三人立即趴在草叢中，將蒙古袍拆開取出文件，把火柴拿在手中，並掏出手槍將子彈上膛，同時做出決定：如果被敵人發現，就燒毀文件再向自己開槍。
然而，幾個日本兵並沒有向前移動，而是坐在離他們不遠的地方喝起了酒，唱起了歌，折騰了10多個小時才離去。漫長的一天終于過去了，隱藏在草原低洼爛泥灘裏的楊寶山三人再次出發，晝夜兼程以最快速度，將文件送到烏蘭巴托蘇軍上校切爾諾夫手裏。
第一次任務完成後來不及休整，8月，三人小組又開啟了第二次赴烏蘭巴托之行。進入四子王旗後，大雨連著下了一天兩夜。天氣雖然惡劣，但反而有利于隱蔽前行，于是三人鞍不離馬、人不離鞍，連續走了一天兩夜，順利完成任務。
第三次執行任務是1941年10月，這次任務不同于前兩次護送文件，而是要護送原紅四方面軍的同志和留學生共18人由烏蘭巴托回國。考慮到同時護送18人太危險，他們決定分批護送，開國上將李天佑就在他們護送的第一批人中。
1944年，大青山—烏蘭巴托國際交通線暴露，中央機要交通局決定開辟一條新的國際交通線，最終確定為延安—鄂托克旗—磴口—西公旗—烏蘭巴托，並在鄂托克旗建立秘密交通站。
組織考慮到楊寶山既有秘密交通員的工作經驗，又是鄂托克旗人，于是派他回到家鄉西官府潛伏。楊寶山回到西官府給王爺認罪，還交了罰銀，獲得王爺信任，不久成了西官府的管家。
潛伏期間，鄂托克旗圍繞旗大印，上演了一場奪印與護印的鬥爭，奪印一方是王爺四子楊森扎布，背後有國民黨撐腰；護印一方是協理旺楚格斯仁（包文秀），暗中有共産黨支援。在這場戰鬥中，楊寶山既沒有暴露身份，又在暗中提供資訊、出謀劃策，巧妙地幫助護印一方，為穩定當時局勢發揮了重要作用。
楊寶山在家鄉潛伏了5年。1949年9月7日鄂托克旗解放，臨時人民自治政府成立。中央指示楊寶山，潛伏任務已結束，可以公開身份。
楊·僧格爾説，我父親公開身份後不久，李富春希望他能到北京工作，但父親婉言謝絕了，他説要回到家鄉工作，想為家鄉的發展貢獻自己的綿薄之力。
後來，楊寶山先後任中共鄂托克旗旗委委員兼保衛科長、公安局局長、伊克昭盟自治區人民政府委員、鄂托克旗人民政府副旗長等職務，不論工作崗位如何變動，他始終不忘初心，奮戰在革命和生産的第一線。
第一所培訓少數民族幹部的高等學府
在城川鎮，還有一處紅色紀念館——延安民族學院城川紀念館。
據鄂托克前旗政協副主席于國強介紹，當時因為城川是抗戰中中國共産黨在內蒙古地區建立的唯一的蒙民自治區，對民族幹部培養有得天獨厚的條件。1945年3月，為了貼近少數民族地區宣傳黨的民族政策，中共中央西北局決定，將在定邊的三邊公學遷址到城川繼續辦學，稱為“城川民族學院”。
“城川民族學院是中共中央西北局在抗戰時期建立的專門培養少數民族幹部的院校。”于國強説，這裏是黨的民族理論、民族政策的重要研究基地，在延安時期，這裏還是民族區域自治的試驗區和民族幹部的培養實踐地。
城川民族學院培養了一大批德才兼備的民族幹部，投身于各少數民族解放的偉大事業，他們為第一個少數民族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的建立、為全國少數民族的解放和中國革命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並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建設和改革事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如今，為了傳承紅色革命歷史，繼承和弘揚老一輩革命家的崇高精神，鄂托克前旗按照建設“面向全國的民族幹部培訓教育基地”和“西部一流的黨性培訓教育基地”的定位，以延安民族學院城川紀念館為核心，構建起了“1+6”紅色教育基地布局。
據薛照幸介紹，“1”是以延安民族學院城川紀念館和城川民族幹部學院為核心，集中開展幹部培訓教育；“6”是城川民族幹部學院的6個現場教學點，即：三段地革命歷史紀念館、王震井紀念園、陽早寒春三邊牧場陳列館、城川紅色國際秘密交通站陳列館、馬良誠顧壽山烈士紀念陵園、滴哨溝戰場紀念園。 （記者丁銘、魏婧宇）
